七七事变：卢沟桥枪响之后的24个小时里，都发生了些什么？

金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三月，金中都的芦沟河上，一座十一孔不等跨连续圆拱桥建成，金章宗为其定名“广利”，后又改名为“芦沟桥”。

每当斜月西沉，玉盘倒映于卢沟河中，尤显皎洁无瑕，故在金章宗年间，“卢沟晓月”就被列入“燕京八景”之一。

一桥横卧八百载，一城深藏半部史。

历经元、明、清三朝，卢沟桥栏杆望柱上的石狮子们，也慢慢地活成了伫立于永定河畔的立体史书。

1937年7月7日深夜，卢沟桥畔的一声枪响过后，这一座古老的桥梁，走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处重要转折点。

首先捋一捋，为什么是卢沟桥？

卢沟桥距离广安门仅10公里，其东7公里即是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的交叉中枢丰台，其西南6公里为华北地区铁路修车与材料中心长辛店。

卢沟桥东百余米开外，是宛平城所在，这座城是明朝崇祯皇帝为防止李自成打入北京，而专门建造的桥头堡，是军事专用的卫城。

经卢沟桥，可由北平通往保定、石家庄。

显而易见，这不仅是拱卫京畿的咽喉要道，亦是深入华北腹地的必经之路，兵家必争之地。

攻陷我国东北之后，日军亡我之心始终不死，疯狂推进侵略扩张政策，欲将魔爪进一步深入华北，企图夺取华北的实际控制权。

欲取华北，必将先夺北平，于是在1936年10月，日军以卑鄙手段先取丰台，彻底关闭了北平往南的通道。

卢沟桥事变前夕之北平，已是危如累卵。

正南面的丰台已被日军强占，正北面有部署于热河、察东的关东军虎视眈眈，正东面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近2万武装跃跃欲试，西北面有日本扶持的伪满军约4万兵力在严防死守。

只要日军再将卢沟桥拿下，他们就可彻底将北平合围，华北亦是唾手可得。

故而，自1937年初开始，日军便从本土及我国东北抽调了大量武器弹药，以之充实华北驻屯军的实力。

自1937年6月起，完成武装升级的日军，开始频频在卢沟桥附近，以中国军队为假想敌，进行军事演习。

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前一天，7月6日，日军仍冒雨到回龙庙一带进行演习，并有一队日军要求借道宛平城，要去长辛店进行演习，遭到了中国守军的拒绝，双方还因此相持了十余小时。

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国守军第29军也不是吃素的，当然知晓其中利害，面对日军的不断试探与挑衅，也在不断加强警戒，并对卢沟桥一带的兵力进行补充。

卢沟桥的这一仗，已然避无可避。

既然你要打，那就直接开打好了。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日军又当又立，他们想找一个理由，好方便他们占据舆论的有利端。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荷枪实弹前往回龙庙、大瓦窑一带，声称将进行夜间演习。

回龙庙位于宛平城西北约千米处，其内有中国守军驻扎，日军要在回龙庙附近进行夜间演习，这显然是另有企图的。

清水节郎在他的日记中，如此写道：“这天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隐约看到宛平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

晚上19点30分，日军开始了所谓的演习。

晚上22点40分，在日军的演习场地上，忽然响起一阵枪声。

随后，几名日军出现在宛平城下，声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城搜查，遭到国军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团长吉星文的严词拒绝，早就伏于暗处的日军蜂拥而出，迅速包围宛平城并鸣枪示威，双方陷入对峙。

那么，真的有士兵失踪么？听听日本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日本著名记者，曾对西安事变进行过独家报道的松本重治，在其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如此说：“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离队解手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解手、走错方向，这似乎是说得通的。

这个所谓“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

但是，在黑灯瞎火的旷野里，他解个手难道要摸黑跑到几公里外去解么？

又或者说，他难道是拉肚子拉到脱肛，拉了几个小时还站不起来归不了队？

走错方向？这边都闹得沸沸扬扬了，他难道是没长耳朵？以致于无法听声辨位，一直找不到大部队？

所谓的士兵失踪，其实就是个借口，扯淡。

卢沟桥事变的关键人物之一、日军第8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在1938年6月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坦承：“当时，已接到士兵归队的报告。”

1937年7月8日凌晨0时许，日军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交涉，再次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士兵，时任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再次拒绝了日方的进城要求：“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兵，即行送还。”

同时，秦德纯向时任宛平县长的王冷斋发出指示“迅即查明，以便处理”，并要求驻守于宛平的部队严密戒备，随时准备应战。

而在日军围城之后，第29军的守城部队也早已封锁了东门，西门只留出仅容一人通过的狭小通道出入，战士们也早已进入了指定战斗位置。

大战，如箭在弦。

日军一边信誓旦旦说要谈判，一边却在紧锣密鼓调兵遣将。

7月8日凌晨2时许，日军向卢沟桥一带继续增兵，集结于卢沟桥火车站西南，并抢占了宛平城外的唯一制高点沙岗。

凌晨3时许，紧急商议了一番之后的中方代表，以抱着解决事情的态度，赶赴北平日本特务机关进行谈判。

凌晨4时许，由双方派出的代表进入宛平城进行当面交涉。

无耻之极的是，这边还在进行着谈判，另一边远在天津的日军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却对部队下达了进攻指令。

凌晨5时许，得到命令的日军开始猛攻宛平城，潜伏在铁路东侧的日军，以轻重机枪以及山炮，一齐向宛平城开火。

城内正在进行的谈判即时中断，第29军的守城部队立即奋起反击，双方激战了一个多小时，围城的日军始终无法撕破宛平城的防御口子。

眼看久攻不下，日方的谈判代表再次惺惺作态，打着白旗上了城墙，假意要求停火，双方重启谈判。

谈判是假，拖延时间才是真。

清晨7时30分许，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紧急抽调驻扎于天津的部队，并让驻扎于秦皇岛的驻军即刻折返北平。

上午9时30分许，日军再次强攻宛平城与卢沟桥，驻守卢沟桥的第110旅旅长何基沣（后于淮海战役时率部起义，1980年病逝，骨灰一半洒在卢沟桥，一半洒在淮海战场）亲率卫队抵达前线指挥战斗：“全体官兵要坚决抵抗，卢沟桥即为我等之坟墓，应与大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同时，何基沣令第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1985年病逝，骨灰撒于卢沟桥畔）组织敢死队，率大刀队冲入敌阵展开白刃肉搏战，双方激战两个多小时，日军被击退出一公里开外。

但战争是残酷的，短短几个小时下来，激战卢沟桥的中国守军也是伤亡惨重，其中有两个排的共80多名将士，全部战死在桥头阵地。

负责组织敢死队的3营营长金振中，这个平时都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激励士兵的血性汉子，也在几天后的7月11日身负重伤，他在追击日军残兵的途中，被手榴弹炸断左腿，日军的一颗子弹从他左耳旁打入，由右耳下穿出。

驻防于回龙庙的地下党员沈忠明，时任3营10连1排排长，他以60余人的兵力，以6挺轻机枪、70条步枪与大刀，硬撼配备了4门山炮的400余名日军，子弹打光了就挥舞着大刀冲上，最终被日军连砍数刀壮烈牺牲，这60余人除了两人回城报信之外，全部以身殉国。

下午16时许，眼看打不下宛平城，日军再次提出谈判，并要求中方代表出城，遭拒。

下午17时许，日军对宛平城内的中国驻军下达了所谓的“最后通牒”，要求中国驻军限期撤退，再次遭拒。

打不下，谈不了，气急败坏的日军在下午18时许再次炮击宛平城，这一场战斗又持续了3个多小时，宛平城内大量民房被炸毁，专员公署直接被炸成了废墟。

后来，据时任宛平县长的王冷斋回忆，之所以日军的炮弹在第一发的时候就可以精准击中专员公署，应该就是那3名进城谈判的日方代表传递出去的信息，他们通过步测的方式，偷偷测量城墙到专员公署的距离，想以此等“一击即中”的手段逼迫中方让步。

但显然，中国军民是誓死不退的，就算弹药打完了，扛着大刀也是要上的。

能让作曲家麦新专门为他们创作《大刀进行曲》的第29军大刀队，又岂是吃素的？奔袭、突袭、奇袭，不到2个小时重夺回龙庙阵地，以血肉之躯生生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卢沟桥畔枪响之后的24小时里，日军向中国守军发起的数次强攻接连受挫，妄图一举夺下宛平城的计划泡汤，双方战局由此陷入胶着状态。

而伴随着卢沟桥的纷飞战火，近在咫尺的北平，泱泱中华大地上，这一天里又发生了什么？

北平城内，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们，压根不知道卢沟桥那边发生了什么。

北京大学教授吴大猷后来曾说，他在7月8日清晨的时候听到机关枪声，以为只是普通的打靶训练，仍按计划与朋友外出郊游，路上虽与一排排的军车擦肩而过，但当时压根没有在意，到后来才知道是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想不到，会跟日本打起来。

对，确实想不到。

有这样反应，在当时来说，其实也不算多奇怪。

在此之前，总还有人多少会对日军抱有幻想，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校长仍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核心指导，对日态度始终是忍辱负重与逆来顺受，这样的政策一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才被放弃。

而此时，距离西安事变过去也才大半年不到，华夏大地上的很多人，仍是浑浑噩噩地没有完全觉醒，因而确实想不到。

近代以来，日本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除了装备上的压制，更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中国人民的觉醒程度与团结程度，并不高。

从腐朽的封建王朝晚清，到山头林立、民众涣散的民国，日本人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对手，不过只是相互勾心斗角的军阀势力。

他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侵占东北，而蒋校长实行的却是不抵抗政策，使得日军在东北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

当局如此，况民众乎？

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从日军侵占热河进兵冀东，到炮制华北事变，中华民族也一步步地，被逼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终于，很多人慢慢地觉醒过来，因为日本侵略者从来都是以亡国灭种为目标，他们不管你是东北的还是华北的，不管你是汉族的还是其他民族的，也不管你是哪个党派的，抑或无党派的，对他们来说都一样，都是欲除而后快。

在这一路饱受苦难的进程中，中国人民的觉醒程度与团结程度，终于也在慢慢地攀上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于是，有了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有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越来越多的人在苏醒，全民抗战的社会基础与群众基础，也在日益壮大。

而日军在卢沟桥的这一声枪响，恰如那最后一颗惊雷，终于把很多中国人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给炸得粉碎：再不反抗，就会亡国灭种！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宛平城外，卢沟桥上，殊死搏杀，尸横遍野。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万众一心，龙焰奔腾。

这一条沉睡了太久的东方巨龙，终于完全苏醒，卢沟桥畔的一声枪响，彻底引爆了巨龙的滔天怒焰：只有抗日才是生路，别无其他选择！

七七事变，那一声枪响之后的24个小时，正如朱自清后来在1939年7月7日所写的《这一天》中所说：

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

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

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