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修斯的归乡与周穆王的远游

电影《奥德赛》的热播，让两千多年前的西方文化“源精神”再度走入大众视野，引发广泛讨论。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弥漫着英勇、自由、尊严、公正、计谋、杀戮、漂泊、坚守等多种议题与价值。《荷马史诗》经过长期传唱，在公元前8世纪定型，这个时间对应着中国的周朝。中国历史典籍中可与《荷马史诗》媲美的，似为《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又称《周王游行记》，是西晋初年在东周古墓中发现的文献，记述了周朝第五代君主周穆王巡游四方的事迹。周穆王率领庞大队伍西行，沿途经过犬戎、河宗氏、赤乌氏等诸多邦国部落，友好往来。赤乌人进献酒食牲畜，穆王回赠黄金珠玉。到了西王母之邦，周穆王执礼甚恭，以宾礼会见西王母，双方于瑶池宴饮唱和。整个故事既有对邦国部落风土人情的写实记录，也有祭祀河伯、瑶池宴饮的神话想象描写，真实历史与神话传说交织，风格质朴瑰丽、恢宏雄放。《荷马史诗》涉及女性，《穆天子传》也专门写了美人盛姬在途中病逝及返葬之事。

表面上看，周穆王驾八骏远赴西土，遍历异域邦国，会见西王母，见识山海奇闻，完成万里巡游之后重返中原故土，与《奥德赛》一样也是出征及返乡的故事。但不同的是，《穆天子传》按时间先后纪行，没有复杂曲折的情节，也没有突出个体的作为，故而没有塑造出周穆王“英雄”的形象。可以想见，《荷马史诗》为游吟诗人所唱，在演唱过程中必定会添加离奇制胜的情节以吸引人，而《穆天子传》可能只是为了记下天子的行迹及其教化意义。但东西故事中，神话因素被当作历史事实的部分，二者又异曲同工。

同样是远行之后归来，《奥德赛》与《穆天子传》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精神底色。奥德修斯的漂泊，始于战争，困于神意的惩罚。他所有的忍耐、计谋与斗争，目标是回到自己的家，守护妻子、儿子与私人王权，以个人英雄主义的胜利，修复破碎的家庭秩序与社会秩序。因此，其中个体的爱恨荣辱是其思考重心。

反观中国故事，周穆王主动远游，重心并非一己悲欢。天子巡守四方、协和万邦，是周王对天下的经略，是周人“德治”思想的展示。故事中写接见许男时，“去兹羔，用玉帛见”，要求更改献礼，以符合礼仪规范；又写了周穆王见百姓受冻而作歌自责，“余一人则淫，不皇万民”，十分关注民生疾苦；还写了崇尚“和为贵”的和平交往理念，彰显文德礼仪。中国式的远行承载着公共使命，周穆王的行动寄托的是天下秩序的理想。可以说，希腊史诗写“为我归家”，中国史传写“为天下奔走”，一个突出个体精神，一个强调天下责任。

二者都饱受漂泊之苦，都珍重归家的价值，奥德修斯的归乡与周穆王的远游，内核差别却相当明显。希腊文明发现人是一个能够反思自己的主体，英雄身上的每一种美德都伴随着自己的阴影，机敏与伪装、布局与欺骗，后来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源泉；中国文明不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却崇尚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秩序中实现自我与家国的和谐共生。

延伸到当下，家族企业与家族办公室方兴未艾，中式家族应从中西文化的源头差别中汲取经验，建设新时代的中式家族精神。个人的欲望、个体的荣辱、自我的价值，定然非常重要，中国文化精神也并不否定个体。“鱼，我所欲也”，承认个体的欲望；“熊掌，亦我所欲也”，理解到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中国文化中的主体，非充满私欲的个体，而是懂得取舍的个体。像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奔走四方，舍小家而成天下之功；像周公辅政，“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多次挽起头发，吃饭数次吐出食物，只为接待贤才，安定天下；把个体安放于更大的网络之中：自我的修身，家庭家族的齐家，贡献国家的治国，期望世界和平的平天下，在此秩序中实现自我生命的意义，这才是中式家族精神应推崇的个体价值。

推开来说，中式家族应该具备更广大的利他主义精神，在家族具有影响力的时候，要考虑天下苍生。一些富贵家族喜欢做慈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慈善不管是在经济、社会还是心理上，回报已然很大。但何为“慈善”？若能从中国文化精神的层次上理解，必然会深刻很多。周朝建立了中国的文明，后来的儒家将其发挥为广大仁爱的“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佛道二家则更强调“慈”，不住色布施，自然而然，是大慈大善，善意清清朗朗，不惹诟病。家族如果能在中国文化意义上理解慈善，在目的性、行动力上必然会深刻很多，家族也定能恒昌久远。

•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亚洲家族企业与家族办公室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彭倩

责编 辛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