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100年前北洋政府面对一份来自法国、连地名都十分陌生的北极条约，经过审议后留下的一次签字，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中国进入北极科考的重要法理依据。

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既没有破冰船，也没有极地科考站，甚至很少有人能在地图上找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

可当国家真正具备远航、建站和科研能力时，这份沉睡多年的文件重新走到台前。它没有送给中国一寸领土，更没有带来可以直接兑现的财富，却为中国人在北极开展合法活动保留了一扇门。

北极这座群岛，不是中国“飞地”

1925年7月1日，中国正式加入《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条约同年8月14日生效。

将近80年后，中国于2004年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新奥尔松建成首座北极科考站——黄河站。

百年前获得的条约地位，终于在国家实力和科研能力具备之后，转化成了长期、稳定参与北极科学研究的现实支点。

斯瓦尔巴群岛位于北冰洋，旧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1596年，荷兰航海家巴伦支率船抵达这里，此后捕鲸、渔业和矿业活动逐渐增加。

岛上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原住民，却有煤炭、渔业资源和独特的高纬度科研条件，因此多个欧洲国家长期在这里活动。

挪威先后在1910年、1912年和1914年组织三次克里斯蒂安尼亚会议，试图建立一套国际管理安排，但各方利益差距太大，谈判没有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争议暂时被搁置；战争结束，斯瓦尔巴问题又被带到巴黎和会的谈判桌上。

1920年2月9日，挪威、美国、丹麦、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英国和瑞典9国在巴黎签署条约。

条约最核心的一句话，是承认挪威对群岛拥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与此同时，挪威必须在条约明确列出的领域，对缔约国国民和企业给予平等待遇，包括进入群岛、渔猎以及部分海运、工业、矿业和商业活动等。

因此，把斯瓦尔巴称作“中国海外飞地”并不准确。岛屿主权明确属于挪威，中国在那里没有领土，也不存在所谓“共同管辖”。

条约真正留下的，是在挪威法律和管理框架之内，缔约国可以依法主张非歧视待遇。

“拿中国护照就能免签去北极”的说法，也只对了一半。

挪威政府白皮书明确，前往群岛本身不需要签证、居留许可或工作许可，斯瓦尔巴也不属于申根区；

但民航大多要从挪威本土中转，中国公民仍须持有符合要求的申根签证，并非拿着护照就能直接抵达。

北洋政府“随手一签”？

中国没有参加1920年的首批签署。真正的转折发生在5年后。

1925年4月9日，法国驻华公使向北洋政府外交部递交照会，邀请中国加入条约。按照条约安排，其他国家可通过外交途径通知法国政府加入。

网上流传的“法国为了拉中国制衡英美日”“邀请中国只是为了凑人数”等说法很有戏剧性，但现有权威文件并不能证明这些动机，不能当成确定史实来写。

同样需要纠正的是，这份条约并非段祺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手签下。相关档案显示，时任外交总长沈瑞麟将材料呈报临时执政，北洋政府走了审核、批准和对外通知程序。

1925年5月，段祺瑞批准加入；7月1日，中国驻法国公使陈箓到法国外交部办理正式加入手续。

荷兰政府条约数据库至今仍列明：中国于1925年7月1日加入，生效日期为1925年8月14日。

中国外交部公开资料也采用同样日期，并明确中国享有在群岛开展工业、商业活动和科学调查等方面的权利。

从结果看，这是一项没有割地、赔款和额外费用摊派的长期权益。

当时的中国没有极地船只、技术和资金，价值自然难以兑现；此后国内战乱不断，这段历史也慢慢淡出公众视野。

但条约不会因为暂时无人谈起就自动失效，纸面权利仍可能被后来者重新激活。

一本《北极指南》，重新打开被遗忘的那扇门

1991年，中国地理、气象学家高登义应挪威卑尔根大学学者邀请，前往斯瓦尔巴群岛参加科学考察。

其后他多次回忆，在一本《北极指南》中看到《斯瓦尔巴条约》文本，并发现中国早已是缔约国。

这个发现为什么让他如此激动？因为当时中国已经在南极建成科考站，北极研究也逐步提上日程，但要在高纬地区建立长期观测平台，光有热情不够，还要有稳定的法律基础、国际合作和现实保障。

回国后，高登义持续向科研机构介绍条约与北极建站的可能性。中国科学院随后把条约研究和北极建站问题纳入相关科研工作。

1999年7月至9月，中国完成首次由政府组织的北极科学考察；2001年，国家海洋局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北极科考站建设方案；2004年7月28日，中国北极黄河站在新奥尔松正式成立。

黄河站位于北纬78度55分、东经11度56分，是中国首个北极科考站。它承担雪冰、大气、海洋、生态环境和空间物理等多学科观测任务。

2021年，黄河站正式入列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百年前纸面上的条约地位，至此变成了可以持续采集数据、培养人才、开展合作的国家科研平台。

这份条约真正值钱的，不是矿山，而是长期在场

很多文章一讲斯瓦尔巴，就急着计算地下有多少煤、北极有多少石油天然气。

美国地质调查局2008年的评估认为，北极圈以北可能拥有全球约13%的未发现石油和30%的未发现天然气，且大多分布在海上。

但这只是对整个北极地区未发现常规油气资源的地质评估，不能直接换算成中国可开采的资产，更不能说成条约送给中国的“财富”。

条约更持久的价值，是让中国拥有高纬度长期观测支点。北极海冰、洋流和大气变化会影响全球气候系统，极光、空间天气、冰川消融、海洋生态等数据，也必须依靠连续观测才能形成科研价值。

黄河站的意义正在这里。它让中国科研人员可以一批接一批进入同一地区，建立时间序列，和挪威及其他国家的同行合作，比较不同年份的变化。

中国极地业务服务平台对黄河站的定位也写得很清楚：履行条约赋予的权利，研究北极多圈层相互作用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所以，“100年后价值无可估量”并不是说中国靠一张旧文件突然赚到一座矿山，而是说，国际权利一旦保留下来，再遇上国家科技、工业和航海能力的提升，就能产生远超过签字当年想象的战略与科研价值。

从一纸条约到“双龙探极”，中国已经走出更远一步

百年前的签字解决了“能不能依法参与”的一部分问题，真正让中国在北极站稳脚跟的，还是一代代科研人员、船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把纸面权利变成现实能力。

2026年9月30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中，“雪龙”号和“雪龙2”号完成近3个月任务后返回上海。

这是与百年条约同一条主线上的另一件大事：当年中国只能在外交文件里保留一个名字，如今已经能以两艘极地科考船协同作业，在北冰洋中央区域开展系统调查。

据新华社公布的信息，本次考察集聚国内外79家单位336名队员，规模和任务总量均创新高。

考察队在楚科奇海、加拿大海盆、马卡洛夫海盆完成88个海洋综合调查站位，在高纬密集冰区完成26个冰站任务，并在加克洋中脊东段开展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这次不只是“到过北极”，而是拿出了具体成果：科研人员发现加拿大海盆部分区域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鳕幼鱼，并在加克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羽流区。

双船还协同完成19个冰站作业，布放95套冰基浮标。

装备方面，本航次共布放各类海洋和海冰浮标114套，国产化率达到97%，冰站使用的冰基浮标全部实现国产化。

“雪龙2”号还为法国“塔拉极地站”的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引航和燃料支持，并与德国、俄罗斯科研人员开展联合调查和观测。

这就是百年时间给出的答案：条约不会自动变成实力，历史机会也不会自己兑现。

1925年，中国先把一项合法权利保留下来；1991年，科学家重新发现它的现实意义；2004年，黄河站让中国在北极有了长期落脚点；到了2026年，“双龙探极”又把中国的观测范围推向更广阔的北冰洋。

如果一定要把这段经历称作“国运”，那么国运从来不是侥幸。

它是国家最困难时也没有轻易放弃一项权利，是几十年后有人从旧条约里看见机会，更是一代代人有能力把机会变成科考站、破冰船、观测数据和国际合作。

100年前那次签字没有送来现成财富，却给后来者留下一把钥匙。真正打开北极之门的，始终是中国一步步积累起来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