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火青——在祁连山中探路

石窝分兵次日，曾日三率领的队伍率先启程，西路军工委所属分队也紧随其后开拔。我与曾传六带领十三四名骑兵，担负起先行探路、全程向导的重任。从分兵之地到彻底走出祁连山脉，一路皆是我们二人在前开路，每日都要提前数小时起身，勘察前方艰险路况。

行军途中，跟随我多年的马夫老孙不幸染上伤寒。看着他久病体弱、步履维艰，我满心心疼，执意让他换乘我的战马，可老孙性情坚毅，宁肯自己艰难跋涉，也坚决不肯拖累战友。一日行军，老孙渐渐体力不支掉队，他强撑着让我先行赶路，说自己稍作休整便会跟上队伍，可这一别，他再也没能归来。老孙是甘肃人，多年来与我生死相随、患难与共，深明大义、忠心耿耿，他的壮烈牺牲，让我悲痛万分。此后数十年，我时常在梦中与他相见，可直至晚年，我依旧不知他详尽的乡籍故里，连一处凭吊祭奠之地都无从寻觅，心中始终怀揣着难以释怀的憾意。

继续前行，队伍途经一处藏族大型马场。转过山坳，我们恰好与曾日三一行人马相遇，彼时他们尚未确定最终行进方向。工委当即传令，命曾日三部跟随工委队伍后方行军，两队务必相隔半日路程，严禁近距离合兵。曾日三麾下将士心中愤懑，不愿遵从这一调度，径自率领队伍向前开拔。我当时走在全军末尾，并未听闻此次调度指令，等我快步赶至前方，只望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我急忙上前奋力劝说，恳请他们合兵同行，彼此照应、共渡难关，可众人余气未消，执意不肯折返。他们全队皆配备战马，若能携手同行，定能更好地掩护随行干部突围。令人扼腕痛惜的是，曾日三、孙玉清二位同志，最终在西宁附近壮烈牺牲，血染河西大地。

我与曾传六日复一日在队伍前方探路辟径，李先念同志特意将自己贴身携带的小指南针交给我，为我们指引方向。一日午后三点多，队伍艰难翻过山梁，一座绵延上百里的哈喇大雪山骤然横亘在眼前，宛如一盆冰水当头浇下，让人心生绝望。彼时已是三月，山上冰雪虽有消融，可前路尽是峭壁绝崖，队伍几乎走入了绝境。危难时刻，马场的藏族牧马人主动伸出援手，带着我们从山脚向右侧迂回绕行。他虽与我们言语不通，却用手势耐心比划，告知我们这里是多条江河的分水岭，一侧水流汇入青海，另一侧则奔流入新疆沙漠，正是疏勒河。我们听清了“疏勒”二字，当即满心感激地恳请他引路，朝着疏勒河方向艰难前行。

沿着河道缓缓跋涉，山间积雪折射出凛冽寒光，前方隐约浮现出一片草原：四周灌木丛生，远处似有村落屋舍错落，可等我们满心欢喜走近，才发现不过是大漠深山里虚幻的海市蜃楼。一路上，我对照军用地图，逐段细致记录沿途地貌、水文与地标，这份沉甸甸的行军手记，一直记录到安西才停下笔。

翻越哈喇大坂后，我们偶遇上百头野驴成群结队，在荒原上肆意奔驰，它们生性警惕，始终与人群保持着遥远距离，战士们纵然饥肠辘辘，也根本无法猎取充饥。沿着疏勒河艰难跋涉两三日后，天降大雪，寒风彻骨。凭借多年行军的经验，将士们早已沿途捡拾干燥的白色牛粪，抵达宿营地后，便点燃枯枝、燃起牛粪火，围着火堆取暖，熬过漫漫寒夜。我随身带着一块油布，平日里都是铺在身下隔绝寒气，那日我将油布反过来盖在被褥之上，夜里顿时暖和了不少。次日清晨醒来，只觉得身上重压难耐，掀开油布一看，上面早已积了厚厚的一层白雪，只得先抖落积雪，才能勉强起身。

行军中途，我们偶遇一位通晓当地方言的汉族银匠张师傅，便恳请他为队伍引路。一路行至察河大坂，他却止步不前，告知我们翻过此处，便是异族聚居地界，不便再继续随行带路。我们只得辞别恩人，独自前行，方才知晓察河大坂正是疏勒河的源头，随后队伍沿着大清河继续进发。

进入蒙古族聚居区域后，沿途只剩连片的红土荒山，粮草补给彻底断绝，战士们饥寒交迫、士气低迷，不少人坦言，若是再寻不到口粮，就只能宰杀战马维系生命。我们依靠手中的指南针辨明方位，一路悉心留下行军记号：在岔路口用树枝封堵错路，在道旁绘制箭头，为后方大部队清晰指明前行方向。

漫天大雪中，队伍艰难行军一二十里，遇见了一位四十余岁、身形矮胖的蒙古牧民，他家中牧养着三百多只羊。我们耐心向他讲明队伍的绝境处境，征得他同意后，宰杀羊群补充军粮，又恳请他为我们引路。等队伍行至安西、送他返程之时，我们郑重赠予钱财，以此答谢他的雪中送炭。向他问询前路行程时，他不懂汉语，全程仅用手势比划交流：我们询问前往敦煌、昌马、踏实等地的天数，打听抵达安西的距离与行程，他便用手势模拟日出日落、起居作息，示意沿途柴火、水源、牧草的有无。全程我只听懂寥寥几个词语，“板纳”意为“有”，“伊柯板纳”则是“很多”的意思。

就这样，我们靠着点滴交流，一点点摸清前路走向，沿着祁连山雪山脚下，走完了这段绝境险途。前方又出现一座低矮山岗，我独自一人上前勘察路线：只见左侧道路可通行，前方是开阔平原，右侧山脚则贴着一条隐秘小路。反复斟酌、权衡利弊后，我最终决定率领队伍沿右侧小路行进。

天色彻底暗下，我顺着河沟折返归队，忽然看见一只野兔蹲在土坡上，静静望向我。我抬手举枪射击，却未能命中，野兔受惊逃窜。等我回到队伍，曾传六等人听见枪响，误以为我遭遇了不测，个个满心焦灼、忧心忡忡。

次日清晨，全队沿着小路稳步推进，只见山体通体由赤红岩石堆叠而成，在日光下熠熠生辉，山沟里的流水散发着浓重的硫磺气息。将士们捡拾石块架锅烧水，石块遇火竟渐渐熔化，由此断定此处定是一处硫磺矿脉。新中国成立后，我专程向地质部部长何长工上报了这处矿点，后续勘察结果，果然与我当日的判断分毫不差。

继续前行，队伍抵达野马山头的野马泉，一股湍急清泉从沟间奔涌而下，沟壑深达两三米，队伍便在此处扎营造营。谁知行军途中积压的矛盾骤然爆发：此前李特的战马，被携带金条出逃的警卫员骑走，他竟执意要强占程世才警卫员的战马。程世才严词拒绝，李特便一路牢骚不断，指责对方不讲党性、不顾组织观念，甚至扬言此事若传到共产国际，定会让我们颜面尽失、无颜面对兄弟党。

抵达野马泉后，李特鼓动李卓然召集干部会议，将我们二十余人悉数召集到场。会上，李特大谈所谓的“组织观念”“党性原则”，全场众人大多沉默不语。彼时的我尚年轻，性子冲动，心思也直白纯粹，心想队伍身陷绝境，他们断然不敢做出不利于全军的举动，便当场挺身而起，痛斥张国焘南下的错误行径，直言其南下之举，在政治、军事、组织层面，全盘皆错。

话音刚落，全场哗然。除郭天民、刘雄武二人始终沉默未表态，其余众人纷纷驳斥我，一致坚称南下路线完全正确。我依旧坚守自己的观点，寸步不让。最终李卓然出面调停，表示准许我保留个人意见，这场激烈风波才就此平息。如今回想起来，祁连山中的这番直言抗辩，不过是绝境中的一腔意气发泄，终究没能扭转实际局面。混乱之中，我随身携带、用来喝水的江西小瓷缸，不慎被人踩碎，也成了此行一桩小小的憾事。后来刘学孔曾对我说，刘雄武感慨：九军团的黄火青与王透，果真是铮铮硬骨。

又艰难跋涉一两日，队伍抵达石包城。地图上标注的重镇石包城，实地却只剩两间空荡荡的破败房屋，周遭荒无人烟、一无所有。我的战马是自幼驯养的野马，生性警觉，迟迟不敢迈步进入，直到其余战马先行踏入，它才肯紧随跟进。

驻扎石包城期间，工委终于得以向党中央发送电报——这也是徐向前、陈昌浩同志率主力离去后，西路军与党中央的首次正式联络。此前，负责电台维修的刘某在战斗中被俘，此人熟知我方电台通讯暗号，为避免通讯讯号暴露、引来敌军追兵，我们始终不敢在祁连山腹地与中央通电。此次电报，我们向中央如实汇报：西路军仅剩九百余人，计划向新疆方向突围，恳请中央指示后续行动。

党中央收到消息后，对我们的处境极为关切，即刻回电：命令我们务必走北路进入新疆，切不可选择南路。当时我们尚且不知这一指令的深意，直至抵达迪化，才全然明白：北路哈密仅有尧乐博士一股势力，兵力薄弱、易于突破；而南路和田是马仲英的盘踞之地，敌军兵多势众，就连盛世才都久攻不下，我军贸然前往，必定是死路一条。

在祁连山深处的绝境探路，是我革命生涯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历程。饥寒、艰险、分歧、生死考验交织，可将士们坚守革命信仰，靠着不屈的意志与彼此扶持，终在绝境中闯出一条生路，这段血色记忆，永远镌刻在我心中。

黄火青同志

黄火青（1901—1999），湖北枣阳人 。1926年入党 ，长征时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后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军人部部长。1936年参加西路军西征，兵败后随李先念左支队转战祁连山，负责探路向导，九死一生抵达新疆 。建国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顾委常委，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