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841 年英国军队在香港岛水坑口登陆，到 1997 年 7 月 1 日五星红旗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升起，中国和英国，围绕一块 1066 平方公里的土地，较量了整整 156 年。

这中间隔着鸦片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隔着好几代人的生与死。

很多人把这 156 年，简单理解成一句「落后就要挨打」。

这话没错，但太轻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了，解放军都打到深圳河畔了，香港也没收回来。

1982 年，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撒切尔夫人，说了一句让全世界都震惊的话：「如果我们愿意，今天晚些时候就可以收回香港。」

既然「今天就可以收回」，为什么还要拖到 1997 年？

这个「为什么」，才是香港故事真正的题眼。

01

英国人为什么要香港？这块小小的地盘，价值到底在哪？

答案只有四个字：地理位置。

香港地处珠江口，是华南的门户，是英国进入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最佳跳板。

19 世纪，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英国人想尽办法要把商品卖进中国，把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买出去。

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个据点、一个港口、一个不用看中国政府脸色的「自由港」。

香港，就是英国人梦寐以求的那个据点。

所以，香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块简单的土地，而是一场关乎「谁掌握中国门户」的世纪生意。

香港不是「租」给英国的，是被抢走的，而且是被抢了三次。

第一次，1840 年鸦片战争。

英国人的军舰开到珠江口，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

1841 年 1 月 26 日，「硫磺号」在香港岛水坑口登陆。

一年后，也就是 1842 年 8 月 29 日，清政府签了《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让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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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1856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了城。

1860 年的《北京条约》，又割走了九龙半岛南部。

到这时为止，英国人拿走的还是「割让」的土地。

1898 年那一笔，性质不一样了。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瓜分中国。

德国占了胶州湾，沙俄租了旅大，法国强占广州湾。

英国趁火打劫：1898 年 6 月 9 日，李鸿章经手，签下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大片土地，连同附近 200 多个岛屿，加上大鹏湾、深圳湾的水域，一共 975.1 平方公里，租给英国。

租期 99 年，从 1898 年 7 月 1 日起算。

签字的时候，清政府在这份条约里争取到了一点权利。条约写明：九龙城内的中国官员，依旧可以在城里处理公务；另外还保留了九龙城旁边一处旧码头，方便中国的兵船和商船停靠。

可这点仅存的权利，到第二年就被英国单方面毁掉了。

1899 年，英国人借口「中国官员在九龙城内行使管辖权与香港防务军事需要不合」，把中国官员从九龙城赶了出去，连码头也一并收了。

至此，英国手里的香港，凑齐了三块地：香港岛、九龙、新界，总面积 1066 平方公里。

新界这一块，占了九成。

关键就在这个「租」字。

香港岛和九龙，条约写的是「割让」；新界写的是「租借」，租期 99 年。

英国人在谈判时提过更过分的方案：租期不设年限，要等双方都同意才能终止。

清政府没敢全答应，讨价还价，最后落在 99 年。

这个数字，后来被证明是一个精确的定时炸弹。

因为香港岛和九龙加起来，只是弹丸之地，没有新界的农田、供水、铁路，香港根本活不下去。

换句话说，1997 年租约到期，新界一还，英国人什么都保不住。

当年签条约时，英国人觉得 99 年是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

他们以为，这么久足够慢慢寻找对策，争取续租，或许未来局势还会出现转机。

这件事里面，有一个很值得留意的细节。

1842 年那次议和，清朝派去谈判的是耆英和伊里布。这两个人是怎么谈的？

后来到了广东谈税则，伊里布对助手黄恩彤交底：「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必细针密缕去缝。」

意思就是——别较真，差不多得了，赶紧把字签了，皇帝还在北京等着呢。

结果呢？

英国人本来准备了「两套方案」，一套是割地，一套是不割地、只给通商特权。

也就是说，英国人自己都没指望能白拿香港，是准备来「讨价还价」的。

结果碰上了一群「只求快签字」的大清官员，人家连讨价还价的机会都不给你，直接把你最想要的那套方案双手奉上了。

这不是一次谈判，这是一场「送地」。

不过别急着直接骂耆英、伊里布是卖国贼。

倒不是他们本性有多坏，而是心里充满了恐惧。

他们怕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怕的，则是国内百姓造反，自己保不住皇位。

皇帝怕丢皇位，逼着大臣快点议和；大臣怕被皇帝怪罪，干脆放弃谈判、尽快签字。

从头到尾，没有谁认真盘算过这片土地的重要性。

19 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是全世界的「工厂」，有坚船利炮、有成熟的殖民经验和谈判团队。

而当时的中国，还陶醉在「天朝上国」的幻觉里，闭关锁国，用一个农业帝国的体量，去硬碰一个工业帝国的锋芒。

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这是一场「代差」的碾压。

02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了，解放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

打到广东，打到了深圳与香港交界的深圳河畔。

然后，戛然而止。

既然都打到门口了，为什么不顺势把香港收了？

陈毅当上海市长的时候，有人递条子问怎么收回香港。

陈老总说，要动武的话，正规军都不用出动，光是广东省的公安部队、警察就够了。

这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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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的香港，英国驻军不过几万人，挡不住一场顺手牵羊。

陈老总说的，是单纯军事层面的判断，不过教员考量的，是更长远的全局战略。

教员当年对来访的苏联代表米高扬是这么解释的：大陆上的事情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复杂，需要灵活的方式解决。急着解决香港、澳门，没多大意义，反而利用香港的原来地位，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有利。

周恩来对此说得更透彻：我们建国前就决定了不去解放香港，这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香港那个地方「大有可为」，能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这才是当年的真实考量。

1949 年不收回香港，不是因为打不过，而是从全局来看：暂时保留现状，对我们更有利。

放在当年的时代背景里就能看懂。

新中国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立马对我们搞全面封锁，巴不得把新中国掐死在摇篮里。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去哪里找一个渠道，和西方做生意、换外汇、引进急需的技术？

答案就是香港。

后来发生的事，也印证了这套战略判断。

英国成了西方世界里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

朝鲜战争期间，香港更是内地对外联络、获取物资最重要的通道。

20 世纪 60 年代，国家出钱修了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把水引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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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缺水的难题，是中国大陆用一条供水线解决的。

那么，香港在那些年，到底帮了内地多大的忙？

五六十年代，西方封锁得越狠，香港这条缝就越值钱。

内地要靠香港转口，把农产品、土特产卖出去换外汇，再从外面买回机器、设备、药品这些急需的东西。

那时候内地跟西方几乎隔绝，世界上的新技术、新动向，很多都是先到香港，再转到内地。

香港越繁荣，内地就越能从这条缝里喘口气、缓过劲来。

所以教员那一句「利用香港的原来地位」，不是一句空话。

但「暂不收回」不等于「不管」。

1972 年 3 月 8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式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

这一年的 11 月 8 日，第 27 届联合国大会以 99 票赞成、5 票反对，通过决议，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剔除。

当年很多人看不出这一步的意义，后来才明白这件事有多关键。

一旦香港被定性为「殖民地」，按照当时的国际规则，就涉及「民族自决」那一套，搞不好还能被英国拿来搞「香港独立公投」。

而中国在 1972 年，就把这条路在国际法上焊死了。

所以，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上，从来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值不值、时机对不对、方法巧不巧」的问题。

03

1974 年 5 月，英国前首相希思访华。

教员和周恩来一起见了他，邓小平在座。

谈到香港问题时，教员明确表示「我们现在不谈」。

他转头问周总理租期还剩多久。

周总理回答，到 1997 年还有 23 年。

听完，教员指着一旁的邓小平，对希思说：「那是他们的事儿了。」

70 年代末，英国人坐不住了。

新界的地契，按照《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的规定，只能批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之前 3 天，也就是 6 月 27 日。

到了 1970 年代，香港地产业兴旺，开发商要买地，银行要抵押，投资者要签跨越 1997 年的合同。

一张只有 18 年寿命的地契，谁敢接？

香港的经济，被一个日期卡住了脖子。

英国政府想来想去，想出一个投石问路的办法。

1979 年 3 月 24 日，香港总督麦理浩悄悄取道广东先到广州；26 日抵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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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上午 10 点，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麦理浩提出那个精心包装过的问题。

他说，1997 年逼近了，英国只能签发越来越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英方的建议是：把土地契约里「1997 年届满」这几个字删掉，改成「只要英国管治这个地区就有效」。

这句话，明面上谈地契，暗地里谈的是 1997 年之后英国还能不能批地、还能不能管。

邓小平一眼就看穿了英国人的心思。

他的回答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

接着他向麦理浩表态，给投资者吃定心丸：「请投资的人放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即使到了 1997 年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

这句回应妙就妙在——它既稳住了香港的经济，又没有落入英国人的圈套。

从这次会面之后，邓小平便开始全面地统筹对港工作。

1981 年 9 月底，叶剑英公布了针对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核心是尊重地区现状、和平实现统一，香港的治理思路正是依托这一战略逻辑拓展而来。

也正是在这套方针的基础上，邓小平提炼出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构想——

一国两制

。

什么是「一国两制」？通俗来讲：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大陆十亿人口搞社会主义，香港、台湾搞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互不干扰，在同一个主权国家框架下平稳共存、各自发展。

解决香港主权问题，其实只有三条可行的出路。

第一条，让英国继续管。这条路，中国不会答应，因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没得商量。

第二条，武力收回。

但问题是，武力收回之后呢？

香港的国际地位、金融体系、繁荣稳定，全会在一夜之间崩掉，还要给西方一个「中国动武」的口实。

第三条，和平收回。这条路最好，但最难。

因为你要跟英国谈，要照顾香港人的感受，还要保证香港回来后不崩盘、继续繁荣。

1982 年，内地正式出台对港十二条基本政策：1997 年中国收回香港全部主权，同时保留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核心法律体系基本不变，民众生活方式也不会改动。

香港依旧是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除了派驻军队维护主权，内地不会向香港派遣干部干预本地治理。

光有完善的方案还不够，关键是要让英国愿意坐下来好好谈判。

1982 年 4 月，英国前首相希思作为民间使者来北京。

他问邓小平：「现在离 1997 年只有 15 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期间处理这个问题？」

邓小平说得直白：「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中国到时不收回香港，我们这些领导人谁也交不了账。」

他还请希思，把中国的态度转告撒切尔夫人。

04

英国人一开始并不肯谈。

撒切尔夫人刚刚在 1982 年打赢了马岛战争，声望如日中天，被全世界称为「铁娘子」。

她对中国、对香港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一句话：不愿意放弃香港。

她的底牌就是「三个条约有效论」。

撒切尔夫人坚持认为，19 世纪英国和清政府签订的三份条约依然有效，英国取得香港是「合法」的，中国没有权利单方面废除这些条约。

名义上可以把主权交还给中国，但香港的实际管理权要继续留在英国手中，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以主权换治权」。

她想让香港变成一个「挂着中国旗、归英国管」的地方。

1982 年 9 月 22 日，撒切尔夫人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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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上午，她来到人民大会堂，跟邓小平见面。

这场会面，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最经典的一幕，没有之一。

撒切尔夫人那天先去了新疆厅拜会邓颖超，邓颖超早早在门口迎接。

可等她告别邓颖超、走向福建厅去见邓小平的时候，福建厅的大门是关着的。

她走到门口，大门才缓缓打开，邓小平笑容可掬地走出来跟她握手。

这个场面，懂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分寸：这不是她过来接见中方，而是她专程前来会见。

撒切尔夫人跟邓小平寒暄，说：「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您很高兴。」

邓小平这句回应，算得上典型的绵里藏针，看着只是随口闲聊，内里分量很重：「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您来呀。」

寒暄过后，记者退场，会谈正式开始。

原定一个半小时，结果整整谈了两个半小时。

撒切尔夫人先亮牌。

她态度强硬：「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治它。」

邓小平寸步不让，一字一顿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 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他说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如果我们愿意，今天晚些时候就可以收回香港。」

听到这句话，一向以强硬著称的铁娘子，当场愣住了。

撒切尔夫人一直以为，中国要收回香港，是「有求于英国」，是「需要跟英国商量」的。

结果邓小平告诉她：不是我要跟你商量，是我「愿意」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才坐下来跟你谈；我要是不愿意，今天就能把你赶出去。

一句话，直接扭转了双方谈判的地位。

紧接着，邓小平提出会谈要谈清楚三件大事。

第一，主权问题；

第二，1997 年后中国用什么方式管理香港、保持繁荣；

第三，中英两国如何妥善安排从现在到 1997 年这 15 年的过渡，不让香港出大乱子。

关于主权，邓小平撂下了一句重话：「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会谈的最后，邓小平还给谈判定了期限：如果两年之内达不成协议，中国就单方面宣布自己的决定。

会谈结束后，据媒体描述，撒切尔夫人「落寞地从门口走出，脸色凝重」，结果在下台阶的时候，一个没站稳，摔了一跤。

好在被随从及时扶起，她才整理了一下，神态自若地向记者招手致意，从容离去。

这一幕，后来被全世界的媒体反复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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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谈判的周南，回忆起这段时说了句很到位的话：「铁娘子没想到，碰上了钢铁公司。」

05

1982 年那次摊牌之后，中英双方算是把门打开了，但真正的硬仗，还在后头。

从 1982 年 10 月到 1984 年 9 月，中英围绕香港问题，谈了整整两年，一共 22 轮。

这两年，用谈判亲历者的话说，是「时而暗流涌动，时而风平浪静」。

这场谈判的背后，其实是英国人内部的一场「路线之争」。

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这么一段话，把英国当时的纠结写得淋漓尽致。

他说，英国这边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以钟士元为首，香港大部分非官守议员都站在这边，港督尤德也支持他们。这些人觉得中国只是口头放狠话，主张向中方施压。

另一派是柯利达带领的外交部里熟悉中国情况的官员。他们很清楚，中国不是在吓唬人，如果硬顶着不肯让步，最后只会给香港带来巨大灾难。

英国最终能做出妥协，是「清醒派」在内部占据了上风。

第一阶段，1982 年 10 月到 1983 年 6 月，是「秘密磋商」。

中方的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英方是驻华大使柯利达。

这一阶段谈了好几轮，结果谈崩了，一点进展都没有。

为什么谈崩？

因为双方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英方一上来就强调，维持香港繁荣稳定是双方共同目标，潜台词就是香港的运转离不开英国。

而中方的底线很明确，一切谈判都要建立在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基础之上，主权问题不先敲定，别的都无从谈起。

1983 年 3 月，英国那边打听到一个消息：中国已经拟定了关于香港的方针政策，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言下之意就是——你再不谈，我就单方面宣布了，到时候你连「商量」的机会都没有。

撒切尔夫人慌了，赶紧给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写了封信。

这封信里，她终于松口了：只要中英能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稳定，她就准备向英国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

这封信，是整场谈判的转折点。

英国人第一次在「主权」问题上松了口。

于是，1983 年 7 月，第二阶段「正式会谈」开始了。

但一开局，英国人就又耍了个花招——「三脚凳」。

英国人提出，香港问题的谈判，应该是中国、英国、香港「三方」来谈，也就是让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参与进来。

他们想把香港抬出来当挡箭牌，万一谈崩了，就说「不是我们英国不配合，是香港不同意」。

这招被中国一眼识破。

中方明确表态：这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双边会谈，港督尤德只能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他只代表英国。

英国人只好灰溜溜地撤回了「三脚凳」。

谈判前几轮，英方还在坚持「以主权换治权」，中方坚持「一国两制」，双方各说各话。

因为谈判内容保密，香港那边人心惶惶，恒生指数一路暴跌。

这恰恰是英国人的软肋。

香港的经济一崩，英国人的利益也跟着崩。

这里头最惊险的一幕，是 1983 年 9 月。

谈判消息保密，人心浮动，港币一路狂泻，汇率一度跌到 1 美元兑 9.6 港元。

香港的股市、楼市跟着崩盘，超市里抢购成风。

英国人自己都坐不住了——香港要是垮了，最先倒霉的，是那帮靠香港吃饭的英国商人。

最后，还是港英政府紧急出手，在 1983 年 10 月推出联系汇率制度，把港币死死钉在 1 美元兑 7.8 港元上，才勉强稳住阵脚。

这场风波，反过来成了中方的谈判筹码。

果然，到了 1983 年 10 月，英国撑不住了，调整了战略，不再坚持「1997 年后继续管治香港」。

12 月 7 日，柯利达正式宣布，英国放弃 1997 年后对香港的治权。

但并不是走到这里之后一切就会顺顺利利。

发生在谈判的冲刺阶段——驻军风波，最为惊险。

这场风波的由头，不是英国人挑的，是自己人一句话说漏了。

1984 年 5 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位负责人在湖南分组讨论时说了一句「将来不在香港驻军」。

第二天，香港《明报》就登了出来。

邓小平看到报道，当天上午在会见出席两会的港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时，特意把记者叫住，说：「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这句话一出来，英国人再也没敢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因为「驻军」不是军事问题，是主权问题。

今天在「驻军」上退一步，明天英国人就能在「治权」上再进一步。

1984 年 9 月 18 日，经过两年 22 轮的艰难较量，中英终于就《联合声明》达成了协议。

06

协议达成之后，接下来就是签字。

1984 年 9 月 26 日，草签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方的周南和英方的伊文思，分别在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上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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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后，12 月 18 日，撒切尔夫人第二次访华。

这一次，她的状态跟两年前完全不一样了——轻松、从容，甚至有点「如释重负」。

她见到邓小平，说：中英谈判的「神来之笔」，就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

邓小平则谦虚地回了一句：「这是实践出真知。」

12 月 19 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

这份文件写明：中国政府将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于同日将香港交还中国。

但是，签字之后，才算刚刚开始。

联合声明，说到底只是一份「原则」。

它写明白了「香港要回归」「要保持繁荣」「要实行一国两制」，但「一国两制」这四个字，具体怎么落地？

香港回来之后，社会制度怎么个不变法？

法律怎么个基本不变法？

香港人享有什么权利？

北京和香港的权力边界在哪里？

这些问题，联合声明回答不了，得靠一部法律来回答。

这部法律，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从 1984 年联合声明签字，到 1997 年香港回归，中间这 13 年，中国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谈判，是写一部法律。

1985 年，全国人大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请姬鹏飞来当主任。

这个委员会，一共 59 个人，其中内地委员 36 个，香港委员 23 个。

之所以拉这么多香港人进来，因为这部法律，不是写给北京看的，是写给香港人看的。

得让香港人自己参与起草，写出来的东西，香港人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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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五年里，基本法草案改了四轮。

1988 年，草案第一次公开，叫「征求意见稿」，摆出来让香港人提意见，一口气收了五个月的意见。

1989 年，修改后的草案第二次公开，又收了八个月的意见。

有人说这条太松，有人说那条太严，起草委员会一条一条地磨，一条一条地改。

最后，1990 年 4 月 4 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同一天，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把它公布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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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基本法，一共 9 章、160 条，外加三个附件，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一国两制」这四个字，从一个构想，变成了白纸黑字的法律。

香港回来之后，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香港有高度自治权，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受到法律保障。

最关键的一条，是那句「五十年不变」。

1984 年 6 月，邓小平会见到访的香港人士，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邓小平自己解释过：中国要发展，离不开香港这个窗口；香港要保持繁荣，也离不开内地这个大后方。让香港继续搞资本主义、继续当自由港，对香港有利，对内地也有利。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起码需要五十年。

基本法里最见功力的，还不是「五十年不变」这几个字，是另外两样东西。

一样叫「港人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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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基本法组成。

这是「高度自治」最核心的一条，也是香港人最在乎的一条。

另一样，是基本法第 23 条。

这一条写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

自治归自治，但有一条红线不能碰——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不能拿去做危害国家安全的勾当。

基本法给香港的自由，是划了边界的。

边界之内，你尽情自治、尽情繁荣。边界之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寸步不让。

07

联合声明签完之后，香港进入了长达 13 年的「过渡期」。

按照协议，在这 13 年里，英方要管好香港、保持稳定繁荣，中方要制定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

双方本该是「合作」的关系。

的确，签字之后的头几年，中英确实度过了一段「蜜月期」。

1985 年，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成立，负责磋商政权交接的具体事宜，香港基本法也开始起草。

联络小组是个很特别的机构。

它分别在伦敦、北京、香港三地轮流开会，任务就是处理 1997 年之前那一堆具体的、琐碎的交接事务——土地怎么批、公务员怎么留、条约怎么延续、边界怎么划定。

1988 年到 1989 年，外交部长钱其琛跟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两年里见了三次面。

谈的内容，就是中方正在起草的基本法和港人的信心问题，用钱其琛的话说，「双方交换意见比较充分，谈得不错」。

钱其琛这个人，是香港问题后期中方的核心操盘手。

他从 1988 年开始直接参与香港问题的磋商，赶上的正是中英「蜜月期」的尾巴。

1992 年 7 月，彭定康就任港督。

10 月，他在香港立法局发表了第一次施政报告，抛出了一个所谓的「政改方案」，要对香港的政治体制做「重大改变」，还包括对 1994/1995 年度选举的一整套安排。

一个即将卸任的殖民政府，临走了，还要使绊子。

英国想要把香港的政治生态搅乱、把选举制度改得面目全非，好让 1997 年之后接手的人，面对一个被动了手脚的烂摊子。

你可能会问：英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干？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有人觉得英国人对香港是「纯情怀」，是「为了香港人的民主自由」。

这是天大的误会。

撒切尔夫人在谈判时，嘴上唱的是「英国在香港毫无利益」「英国从来没从香港拿走一个便士」「我完全是为香港人谋福利」。

可到了 1995 年，早已接替她的梅杰首相，就说了大实话：「英国在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其直接投资在 900 亿到 1000 亿英镑之间。」

中方也算过：光投资这一项，英国每年就能从香港拿走 1000 亿港元。

什么「民主自由」，什么「香港人的福祉」，全是幌子。

骨子里，就是「舍不得这块肥肉」。

撒切尔夫人自己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写过，当年曾考虑：「开始在香港发展民主构架，必要时实现公民投票，以便像新加坡那样，达到在短期内实现自治或独立的目标。」

民主，从来都只是手段；把香港从中国手里再剥离出去，才是目的。

面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中方的态度只有一个字：否。

英国眼看硬推推不动，还招来各方舆论的猛烈批评，就改了套路，说「要不咱们通过外交渠道，正式谈一谈」。

1993 年 2 月 6 日，英国外交大臣赫德给钱其琛写信，建议双方「不附加先决条件地」谈判。

2 月 11 日，钱其琛回信，说谈判应该建立在「三符合」的基础上。

于是，从 1993 年 4 月到 11 月，中英双方在北京，又进行了 17 轮谈判。

中方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英方代表是驻华大使麦若彬。

这 17 轮谈判的核心——「直通车」。

什么是「直通车」？

就是让 1994/1995 年香港那届选举产生的立法局议员，经过一定手续，在 1997 年香港回归之后，直接过渡成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议员，不用推倒重来。

钱其琛当时为了这个「直通车」，没少费口舌。

最可气的是，到了谈判的最后阶段，在双方就大部分问题都快谈拢的时候，英国人突然「节外生枝」，单方面中断了谈判。

中断之后，反手就把自己的政改方案，拿去香港立法局通过了，跟中方彻底「分道扬镳」。

这下算是看清了，英国人从头到尾就没打算好好谈。

搞这 17 轮谈判，不过是想「拖」，想把水搅浑，想在最后关头给你使绊子。

但这一次，英国失算了。

1993 年 12 月，英方单方面把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17 轮谈判就此破裂。

1994 年 8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两个市政局和区议会，一律于 1997 年 6 月 30 日终止。

届时，中国将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基本法的规定，重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会和区域组织。

你选出来的人，我一个都不接。

到这儿，英国人才真正明白：香港回归这件事，已经不是它想不想、愿不愿意的问题了。

1997 年 7 月 1 日，就是最后期限，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1996 年秋，中英双方在纽约会晤，确认了中英联络小组达成的关于政权交接仪式的纪要。这是回归之前了结的最后一件大事。

1996 年 12 月 11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董建华当选首任行政长官。

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港人自己选出自己的最高行政首长。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特区驻军法》。

胜负，在这一刻就已经写定了。

08

1994 年 3 月，一个叫陈佐洱的人登上了去香港的飞机。

他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中方代表。

这个头衔听起来体面，要做的却是最难熬的工作：和即将结束管治的英方人员，一点点打磨交接的各项事务。

出发前，他去向老外交家姬鹏飞辞行。

姬鹏飞送了他一句话：外交，是妥协的产物。

陈佐洱记下了。他后来在香港待了 1208 天，才真正咂摸出这八个字的分量。

陈佐洱这个人，是读书人出身。

伯父陈伯吹和父亲陈汝惠都是知名作家，堂兄陈佳洱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三弟陈佐湟是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指挥博士。

家里几代，都是靠笔墨吃饭的。

他自己，文质彬彬，写得一手好文章。

派这么一个书生，去跟英国人磨，磨的偏偏是最俗、最磨人的钱。

可见上头看人的眼光。

越是斯文人，越较真；越是较真的人，越磨得起。

磨一本账，比一场仗难打，打仗的时候敌我界限清清楚楚，输赢一眼就能看明白。

可交接算账完全不同，账目上每一个数字背后，都牵扯无数人的切身利益。

你只要退让一步，对方就会趁机往前多争十分；一旦有一笔账目核算出错，香港几百万居民的养老金、教育、医疗经费，都会蒙受损失，为对方的挥霍买单。

香港的财政年度，跨在回归前后。

1997 到 1998 那个财年，头三个月在英国人手里，后九个月在中国人手里。中间这一刀，正好切在 7 月 1 日。

这里头藏着一个心照不宣的算盘。

英国人心里清楚，自己要走了。走之前，能花的钱得赶紧花掉。

福利抬上去，工程批下去，钱像撒胡椒面一样往外撒。

花完了，拍拍屁股走人，把账本往你桌上一扔，就给你个坑，看你能不能接。

1995 年 3 月，两边坐下来谈。

英方组长是曾荫权，香港的财政司；中方组长就是陈佐洱。

四轮谈下来，英方让了步。

可到了 1995 年 11 月，港英政府又宣布，要大幅增加福利开支。社会福利开支已连续五年以 27% 的幅度往上涨。

陈佐洱察觉到风险，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他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港英的各项社会福利开支突然变成了一辆在崎岖道路上飞奔的高速赛车，如果继续这样往前开，不用多少年，将会车毁人亡，而车上坐的正是 600 多万香港老百姓啊！

这个比喻后来被香港报纸截取片段，变成一顶帽子扣到他身上——说他吓唬香港人。

彭定康立刻做出回应，隔空反驳：香港市民才是这辆车最好的司机。

这句话一出，香港的舆论炸了锅。

上千篇文章，铺天盖地，骂陈佐洱，骂他威胁香港，骂他吓唬老百姓。

陈佐洱没退，他回了一句更硬的话。

他说，港督是英国女王派来的，集大权于一身，是独裁者，没资格领未来香港特区的驾驶执照。

这一句，捅到了马蜂窝。

英国外交部出面，约见中国驻英使馆代办，正式提抗议。

那阵子，陈佐洱的太太，一夜一夜睡不好。

一个外交官，被推上风口浪尖，全家跟着煎熬。

这桩事谁对谁错，得等很多年后才见分晓。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了。风暴扫过香港，港府手里那笔财政储备，成了压舱石。

当年骂过陈佐洱的人，一个个回头来谢他。董建华、曾荫权、梁锦松、唐英年，后来都当面说过感谢的话。

陈佐洱自己，只淡淡说了一句：就当敲了一回木鱼。

念经的人听不见，佛听见了。

他后来才真正懂，姬鹏飞那句「外交是妥协的产物」，不是教他认怂。

是把该退的退到位，把该守的守到底。

1995 年 12 月，筹委会名单定了下来。

1996 年 1 月 26 日，筹委会在北京成立。

就在同一个月，驻港部队组建完成，陆海空三军，一个都不少。

英国人当年烧了「直通车」，那就不走那趟车，另起炉灶。

1996 年 3 月，筹委会决定成立临时立法会。

英国人抵制它在香港开会，它就在深圳开。

1997 年 2 月，国务院任命了董建华提名的 23 名主要官员。

台子，搭好了。

一切看上去，都顺理成章。可就在这时候，一个谁都没留意的漏洞，冒了出来。

09

1997 年 5 月，中央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驻港部队，要 7 月 1 日零时才进港，可从深圳开过去，到位、展开，得两三个小时。

也就是说，从零时到凌晨两三点，香港的防务，是空的，一个收了 99 年的地方，交接的那一刻，防务不能有空档。

而且，要是那一刻香港地面上没有一支中国军队，「回归」两个字就悬在半空，落不了地。

所以，必须有一支先头部队，带着枪，在零时之前，先进去。

英国人一听，坚决不干。

主权还没交接，你带枪进来，算怎么回事？

先是在伦敦谈，谈崩了。回到北京，又僵住了。

事情的转机，来自英国的一场大选。

工党上了台，布莱尔当了首相，库克当了外相。

钱其琛亲自提笔，给库克写了封信。

1997 年 6 月 16 日中午，陈佐洱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王英凡副部长打来的，就在钱其琛的办公室里。

指示只有一句：立刻带人去谈先头部队提前进港。一周之内，必须谈成。

陈佐洱挂了电话，把专家们叫进屏蔽保密室，关上门，彻夜研究。

第二天，谈判开始，这一谈，又是五天五夜。

第一天，不欢而散。到了第三天，还是没进展。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地方——储藏室。

房间只有三四平方米，里面只有长条板凳，没有灯光，也没有翻译。

陈佐洱和英方代表包雅伦两个人，就坐在条凳上继续沟通。

陈佐洱掏了底牌：中方可以退两步。

第一，放弃开进位于九龙闹市区的枪会山军营——但港岛的英军总部（威尔斯亲王军营）和港岛南的赤柱军营，一定要进。

第二，人数，再往下压。

人数的底线，中央给陈佐洱的是：不少于 500 人。

陈佐洱心里一盘算。

500 是中央给的底线，既要在底线之上拿出诚意，又不能真越过底线让步。

他想到，9 是个位数里最大的数字，想要传递出让步的姿态，就带上这个数字。

他一咬牙：509 人。

英方，接受了。

为什么是 509，不是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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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是整齐的整数，看着生硬，像是没有商量余地的硬底线。

而多出来的这个 9，是传递信号：在 500 这条底线之上，我们已经把可以释放的诚意给到了最大限度。

既要守住底线，又要给对方台阶下。

这，才是谈判里最难的一步。

那几天，谈判的进展，靠三部漫游手机一路传回北京。

陈佐洱躲到花园里接电话，怕被窃听。

电话那头，王英凡和港澳台司的司长都是上海人，干脆说起了上海话。

方言，你听得懂，人家听不懂。

窃听了，也是白听。

后来有人问陈佐洱，万一谈崩了怎么办。

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英方要是不让先头部队提前进港，我们不会强行进。但他们走的时候，也不可能好好走了。

1997 年 6 月 30 日晚上 9 点，509 名官兵，分乘 39 辆车，从落马洲口岸，进了香港。

他们进了威尔斯亲王军营、赤柱军营、昂船洲军营、石岗军营。

午夜，在添马舰军营，跟英军完成了防务接管。

7 月 1 日凌晨 6 点，主力 4000 多人，陆海空，正式进驻。

如果说 509 人守的是「防务不能空」，那么接下来这件事，守的是「时间不能错」。

中央给安文彬的任务，只有一句话：

国旗，必须在 1997 年 7 月 1 日零时零分零秒，准时升起来。

安文彬，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负责操办那场半个小时的交接仪式。

为这半小时，筹备了整整一年，投入七百人的团队。

他跟英方代表戴维斯，谈了 16 轮，外加不知道多少轮的外围谈判。

第一回合，英方说，协议里没写几分几秒。

第二回合，英方说得更滑头：米字旗零时降下，你们的旗什么时候升，我们不评论。

这是个圈套。

一旦顺着对方的说法接受，就等于承认：中方什么时候升旗，英方可以不予配合，时间上由中方自行安排。

但升五星红旗必须和国歌同步。

指挥棒扬起，到国歌第一个音符响起，中间会预留两秒钟。

安文彬算清了其中的时间差：要是米字旗零时才降，等它降完，再奏国歌，再升旗，最早的升旗时间，也得拖到零时零分零几秒。

晚这几秒，就意味着香港回归，晚了这几秒。

英方「让步」了：同意米字旗在 23 点 59 分 59 秒降。

可这还不够。

只留了一秒，指挥棒那两秒，还是不够。

安文彬愤怒质问：香港已经被你们占领了 150 多年！而现在我要的只是 2 秒钟，你却是这样无理相拒。我认为英方这种态度不仅中国人不能容忍，世人也是不能容忍的。

戴维斯把他拉到另一个房间，亮出了真底牌：

米字旗可以在 23 点 59 分 59 秒降下，甚至还能更早。但中方的五星红旗，必须在零时零分零秒准时升起，一秒都不能提前。

安文彬一听，同意了。

安文彬较真的，不只是升旗那一下。

他较真的是一个道理：主权交接，是可以被精确描述的。它不是一个模糊的「当天」「随后」「不久」，它是零时零分零秒。

精确，才是一个国家拿回尊严的唯一方式。

升旗手叫朱涛，中尉。他练升旗，练了 5000 多次，手套磨坏了两双。

执行队长叫李本涛，上尉，嗓子都喊哑了。

仪仗队的身高，一米八五到一米九三。他们不光要练正步，还得过《基本法》和《驻军法》的考试。

白天练，夜里练，练到凌晨两点。

因为台上那两秒，台下练的是 5000 多遍。

只要有一遍手抖了，旗升偏了，对不起的，是整整 156 年。

6 月 23 到 25 日，每天清晨从深圳出发，过皇岗口岸，到会展中心五层去排练。

为了保密，他们穿便衣进香港，到了会展中心才换上军装。

枪，装进铝合金箱子里，排练完，存进港英警察的仓库。

6 月 27 日，他们正式进驻香港，住在京港酒店。

跟英军仪仗队合练的时候，英军出了洋相——有人晕倒，有英军拿苏格兰同袍的格纹短裙开玩笑，台下一阵起哄。

而中方这边，从头到尾，只有两个字：练。

唐家璇亲自审定了五首曲目——《茉莉花》《爱我中华》《民族团结尽歌舞》《辉煌时刻》《歌唱祖国》，在乐谱上，签了字。

军乐团、仪仗队总领队王光明说了一句最实在的话：哪怕晚一秒，也意味着香港回归晚了一秒。

6 月 30 日晚上，一切都按秒走。

23 点 20 分，中英军乐团轮流演奏。中方最后一曲《歌唱祖国》，全场掌声雷动。

23 点 30 分，中英代表团，从两侧走上主席台。

台上有两个特别的人。

一个是撒切尔夫人。

另一个，是邓小平的夫人卓琳。

邓小平这一辈子，到过香港五次。

1920 年，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经过香港。

1929-1931 年，他去广西、回上海、再去广西、再回上海，四次都从香港过。

五次，或停留，或参加会议。

1984 年 10 月 3 日，邓小平在大会堂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成员时欣喜地说，他希望能活到 1997 年，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

他没等到。

1997 年 2 月 19 日，他走了。

卓琳代表他来了。

坐在主席台上，替一个没能等到这一天的老人，看一眼那面旗。

23 点 42 分，交接仪式开始。

23 点 49 分，查尔斯讲话，超了时。

现场指挥命令活动加紧进行、司仪讲话速度加快、仪仗队加快步伐。

硬是把超出去的时间抢了回来，还多出一秒。

23 点 59 分 23 秒，米字旗开始降下。

23 点 59 分 53 秒，旗到底——距离零时还剩 7 秒。

这几秒，全场一片肃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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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乐团负责外事的张景山干事，站在乐队指挥旁边读秒，等到 58 秒，才让指挥抬起指挥棒。

零时零分零秒，《义勇军进行曲》奏响。

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准时升起来。

那一刻，全世界都在看。

零时 3 分 27 秒，江泽民讲话。

他说，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仪式结束后，江泽民在休息室里说：要给军乐团和仪仗队记功。

朱涛、李本涛，记二等功。

王光明，记三等功。

10

7 月 1 日，香港下了一整天的雨。

钱其琛后来在《外交十记》里写，那场雨「畅快淋漓，将中国的百年耻辱洗涤干净」。

十年后，有人问撒切尔夫人，还记不记得那天的雨。

她说，记得，下大雨。

她承认，自己当时是伤心的。

但她又说了一句：该到中国人接手的时候了。

156 年。从 1841 年「硫磺号」在水坑口登陆，到 1997 年那面旗在零时零分零秒升起，中间隔着的，是几代人熬过的日子。

这一场雨，落在 1997 年 7 月 1 日的香港，洗掉的，是 156 年的委屈。

很多人以为，历史的转折，都是在谈判桌上、在签字仪式上完成的。

其实不是。

它藏在每一个不肯松手的小数字里。

一本账，一个 509，两秒钟。

这些小数字，就是几代人不肯认输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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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少热血沸腾的口号，也没有谁在一夜之间变成英雄。

但守住了这些，就守住了一个民族的尊严。

参考资料：

《香港回归：一个半世纪的较量》——金卫星。

《香港回归始末》——丁柏传。

《周南回忆香港回归谈判》——周南（口述）

《香港回归前，我国领导人始终关心香港问题》——廖旺。

《重温邓小平处理香港回归问题的决策与智慧》——鲁桥。

《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在香港回归前的较量》——吴志菲。

《香港回归谈判过程中的历史细节》——刘革非。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日日夜夜》——王凯。

《邓小平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的重要贡献》——马福运、程涵玲。

《香港回归背后的数次谈判》——应琛。

《中英香港回归祖国谈判中的驻军问题》——齐鹏飞。

《外交十记・香港回归中的较量》——钱其琛。

《香港回归前奏——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魏刚。

《中国有决心有能力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中英关于香港回归谈判始末》——石达。

《香港回归工程启动始末》——齐辉。

《陈佐洱：我亲历的中英谈判最后 1208 天》——高渊（采访整理，受访者陈佐洱）

《回顾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王光明。

《香港回归秘闻：中英较量到最后一秒》——毕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