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鞑靼人与乌克兰哥萨克：不共戴天的挚友、莫逆的死敌

两只羊头，煮不进一口锅。

—— 克里米亚鞑靼谚语

若非我管束着哥萨克，他们早把整个世界毁了！

—— 克里米亚汗 伊斯兰三世・格莱（1644–1654）

而第聂伯河哥萨克乃是特殊群体，千年来臣服于立陶宛大公；后来脱离其统治，不愿再做他的臣民。他们之间发生过多少事端，您心知肚明。哥萨克不愿臣服于任何人，他们要自主统治自己，也绝不允许别人支配他们。他们想要自主掌管自己的营寨土地。

—— 伊斯兰三世・格莱汗致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的《爱的书简》（不早于 1654 年 3 月 15 日，不晚于 1654 年 5 月 15 日）

…… 扎波罗热人散布流言，说鞑靼人不足畏惧，鞑靼人并非我们的敌人……

—— 总法官 М. 武亚赫维奇致左岸盖特曼 И. 马泽帕，1689 年

…… 那片旷野

一望无边……

逝去的自由就在那里，

宽阔第聂伯如海，

草原连绵，险滩轰鸣，

古墓如山。

哥萨克的自由，

在此诞生、绽放；

鞑靼人与贵族老爷，

一同在这片土地播下战火。

—— 塔拉斯・舍甫琴科《我的思绪啊，我的思绪……》（А. 苏尔科夫译本）

横贯东欧、几乎绵延至太平洋的无边欧亚草原，孕育出游牧文明。这种文明自带高机动性、尚武特质，拥有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与经济生活方式。游牧社会的政治演化催生了诸多政权，它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很大程度上不只依靠畜牧业、对广袤土地的掌控、对跨大陆商路的管控，甚至首要依靠 “劫掠产出”。这类产出主要有两种实现形式：其一，经常性军事突袭，劫掠那些不幸与草原为邻的定居民族；其二，建立藩属贡赋关系，让周边政权依附于游牧政治共同体。

依附关系与收取贡赋的形式同样多种多样。最直接的方式，是对被统治民众实施直接管控：由游牧政权专门委派代表向民众征税。这些 “税吏” 往往允许承担赋役的被征服者保留一定自治权，由臣服的地方首领管理本地事务。游牧者并不关心纳税百姓的日常生活，对宗教、文化差异完全漠然，也绝不试图推广、强加自身信仰与文化习俗。他们唯一真正关心的，就是足额、按时收到贡金。

13–14 世纪，金帐汗国统治下的东北罗斯诸公国就实行这种八思哈制度：获得雅尔利克敕令的王公名义上治理自己的公国，但国家最核心的职能 —— 征税权，大多掌握在蒙古代理人手中。王公无法独立充实国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财政。外来管控也让王公不能自主支配征收到的财富，尤其难以建设军队、修筑要塞。这正是征服者维持统治的关键：一旦本土缺乏强大军队，而汗国在公国境内或邻近草原驻扎重兵，王公就只能沦为征服者手中顺从的工具。

另一种相对宽松的依附形式：向被征服君主收取贡赋，却不派遣带着大军的税吏进驻其国土。这种模式下，由王公本人在自己领地内组织征税，再向金帐汗上缴贡赋。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王公更多自主权，可以独立充实国库、支配经费，不必受八思哈的严密监视。在这种政治经济依附模式下，王公还能修建要塞、改组军队、推行对外政策，伺机挣脱汗国的控制。例如，蒙古入侵之后，加利奇的丹尼尔王公就曾如此行事，直到他谋求独立的尝试被干练善战的蒙古统帅布伦达率领的大军无情粉碎，如同编年史记载的复仇降临。

最后一种情况：游牧政权也可以向保留全部主权外在象征的国家索取财物。这笔贡赋会被称作 “礼品” 或 “贺礼”，但本质不变 —— 这是免遭劫掠的赎金，用来换取草原劫掠者不发动进攻、或是不施加更严苛的主权限制。即便如此，这也无法保证绝对安全、杜绝劫掠。就算双方正式停战，游牧者不再发起大规模远征（塞费尔），边境地带依旧频发小规模袭扰（恰姆布尔、别什 - 巴什），虽规模不大，却给定居居民带来深重灾难。

16 世纪下半叶至 17 世纪，波兰立陶宛联邦境内乌克兰土地上正是这般局面：克里米亚汗国利用波兰立陶宛与莫斯科沙皇国之间的矛盾，向两方同时索取 “贺礼”。与此同时，无论时局如何，克里米亚人持续袭扰邻国边境，时常发动大规模远征，兵锋有时几乎直指对方腹地乃至都城。

这种长期持续的边境半游击战，催生了 荒野（Дикое поле）这一历史现象：克里米亚半岛与黑海北部诺盖游牧地之间，是大片荒无人烟的草原。

北方农耕殖民力量尚无法抵达此处，南方游牧族群也不再需要这片土地。不久之前，金帐汗国尚掌控广袤草原之时，草原上商队要道络绎不绝，远方地平线上随处可见如同蚁巢一般的小城。这些城镇规模以现代标准看不大，人口不多，却挤满忙于生计的居民。金帐汗国崩溃之后一切都变了：商路不再处于统一政权保护之下，人员与货物通行的危险成倍增加。

统一帝国的解体，摧毁了完整的草原世界经济。借用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的著名概念，可以说这套全球性经济空间发生了碎片化，分裂成多个规模更小、彼此独立的 “小世界”，每个区域都不得不建立自给自足的完整经济体系。

克里米亚汗国这一区块，作为奥斯曼黑海经济圈的北部边缘，被纳入奥斯曼帝国与整个东地中海的世界经济体系。并入土耳其经济体系之后，克里米亚汗国一方面保留传统游牧经济，另一方面形成我们在前一章探讨过的畜牧 — 劫掠复合型经济。在地缘政治层面，奥斯曼政治经济世界体系内的克里米亚板块，在黑海北部草原催生了 “荒野”。

金帐汗国瓦解、克里米亚汗国建立之后，商路与沿路城镇人口凋零。克里米亚鞑靼人为满足奥斯曼帝国对奴隶的需求（主要供应大型桨帆船舰队与后宫享乐），彻底终结了草原定居人口本就无法避免的消亡。

他们远征掳掠莫斯科大公国、立陶宛大公国（后来的莫斯科沙皇国、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属民，这些劫掠又激起对方报复性反击。这一切，让草原定居居民无处容身，无论他们站在哪一方、信仰何种宗教。草原村镇里的工匠、商人、农民、半游牧牧民，在这样的局面下基本只有一条出路：迁往这片危险草原的某一侧定居 —— 要么迁入克里米亚半岛上土耳其与鞑靼人的城镇，要么迁入波兰立陶宛的土地。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在大帐汗国动荡、继而崩溃的短暂历史阶段，这片位于南方克里米亚半岛与北方森林草原边界之间的广阔定居带，几乎全部失去定居人口，彻底荒芜。当时，打算在这片区域定居的鞑靼人，只能迁往克里米亚半岛的山地、南岸城镇村落，或是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王国、摩尔达维亚公国、莫斯科沙皇国。他们在新的定居点继续务农、手工业与商贸。

利普卡鞑靼人这一族群就此诞生：他们迁居立陶宛、波兰、莫斯科、摩尔达维亚，落地定居，向当地君主宣誓效忠。史料中对 “利普卡” 这一名称有这样的解释：

“来自鞑靼部落的村民，长久不满汗王与穆尔扎，抛弃故土，带上大部分财物、牲畜，携妻儿连夜骑马进入罗斯地界，向莫斯科君主称臣。君主将这批逃亡者安置在本国荒芜残破的土地上，允许他们修建房屋、清真寺与教堂，条件是每年缴纳一枚金币赋税；他们售卖酥油、牲畜、果蔬或其他商品时，要用当地流通钱币卖给罗斯人。

君主还在同一个村落安置罗斯人，修建东正教堂，让鞑靼穆斯林孩童与罗斯孩童一同成长，使他们习惯罗斯风俗、摒弃旧习。靠着这套计谋，短短时间内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他们只保留穆斯林的名义，从父辈继承伊斯兰教，幼年时又从同伴、邻居习得罗斯习俗；身处罗斯人群中，他们如同罗斯人；身处穆斯林之中，又如同穆斯林。这类人就被称作利普卡。”

利普卡鞑靼人既迁入已有村镇，也建立新居民点。如今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境内大量地名、河名，民间词源学常认为来自椴树（липа）、椴树林、椴树林荫道，实际上都源自利普卡鞑靼人。例如哈尔科夫州哈尔科夫区的利普奇克河，以及 17 世纪中叶兴起的利普齐村，名称极有可能就来自这批被称作 “立陶宛鞑靼人” 的利普卡。

定居鞑靼人离开黑海北部草原的村镇之后，这片土地诞生了全新历史地理区域 ——荒野。16 世纪下半叶至 17 世纪，它成为中东欧地缘史的核心要素之一。随着北方农耕文明不断向南推进，荒野范围持续收缩，昔日价值逐步衰减，一直存续到 18 世纪末。

荒野如同熔炉，在汹涌动荡之中孕育出乌克兰民族、乌克兰民族精神，最终催生乌克兰国家形态。荒野之于乌克兰，其意义堪比美国的西部荒野：这里锻造出独特的边疆人形象 —— 独立、热爱自由，只信赖自身力量，富有首创精神与自我组织能力。

16–17 世纪乌克兰草原 — 森林草原边境，是一片风险极高的农耕地带。风险不在于气候，而在于克里米亚人无休止的劫掠。经典形象是农民下地耕作、播种、收割时，背上背着火枪，腰间佩弯刀，随时准备应对突袭。边境农民更进一步，走出历史幕后，登上荒野的宏大舞台。

最早是为数不多的 “出走者” 渔猎队伍，从事狩猎、捕鱼、养蜂，熟稔小河所有渡口、浅滩、第聂伯河的岛屿与沼泽洼地，熟悉草原上所有沟壑、峡谷与谷地。他们是新的未开发南方荒野的开拓者与探路者，乌克兰真正的历史、乌克兰民族的形成便由此开启，一如美国西部荒野孕育美利坚。如果牛仔是美国人的标志性符号，那么扎波罗热哥萨克对乌克兰人而言，即便不是更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象征。

乌克兰历史上也有自己的 “大英帝国”，哥萨克国家正是在反抗它的独立战争中成型。放在这一历史空间的背景下，这个帝国就是波兰立陶宛联邦。

克里米亚汗国的劫掠催生荒野，让森林草原边境永无宁日；而立陶宛 - 波兰国家则以自身行动（以及不作为），推动人口涌入这片新开辟的历史空间，并促成人群的自我组织。乌克兰哥萨克正是诞生于游牧畜牧草原与定居农耕森林的冲突之中，大量吸收草原生活与文化元素。

一方面，立陶宛与波兰无法保护边境乌克兰民众免遭克里米亚掳掠式袭击。可供民众在鞑靼来袭时避难的边境要塞数量稀少，效能低下：无法保住被毁的家产，遇突袭时，民众几乎来不及躲进城墙。

“边防卫队” 同样解决不了保护难题：他们驻守鞑靼人渡河的渡口，却无法封锁全部入侵路线；克里米亚小股队伍在熟路向导带领下，像水穿过筛子一般，轻易穿过立陶宛稀疏的哨卡。边境守卫无法处处设防；一旦汗王、卡尔加或努列丁组织大规模远征，边防部队根本无力抵挡庞大鞑靼军队。波兰立陶宛在南部边境防御上的软弱，迫使乌克兰边民自卫：他们不仅持枪下地，还组建武装队伍，反击鞑靼袭击。

另一方面，正是波兰立陶宛对东正教乌克兰农民不断加剧的文化、宗教与社会经济压迫，让原本为数不多的 “出走者” 爆发式增长。人们逃离令人憎恶的压迫性 “文明”，奔向第聂伯险滩之外的旷野。短短二三十年，成千上万出逃者壮大为数十万乌克兰扎波罗热哥萨克，成为中东欧历史上一支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力量。哥萨克的诞生，既是农耕文明对荒野挑战的回应，也是受压迫乌克兰农民对波兰立陶宛国内政策的反抗。

哥萨克势力的鼎盛期正是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大规模哥萨克起义此起彼伏，巅峰是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1648–1657），如今越来越多学者合理地将其称作哥萨克革命。延续前面哥萨克类比美国拓荒者、牛仔，波兰立陶宛类比大英帝国的比喻，这场伟大战争可以类比美国独立战争（美国革命战争）。

当然，这套乌克兰史与美国史的类比，其假设性、象征性显而易见。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延伸：赫梅利尼茨基死后不久爆发的乌克兰内战，可以类比著名的美国南北战争。

乌克兰 17 世纪下半叶的内战，是东西之争，更准确说是第聂伯河右岸与左岸之争，持续漫长三十年（1657–1687），史称鲁伊纳（大废墟）。这场几乎所有人互相厮杀的无休止战争，远比美国内战更加复杂：它同时包含社会、宗教、思想文化，还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维度。不同阵营在不同时期，分别依附波兰立陶宛、莫斯科沙皇国、奥斯曼帝国或是克里米亚汗国。

而克里米亚汗国，正是塑造近代早期乌克兰边疆人、推动乌克兰国家形成最重要的合作方。克里米亚鞑靼人对于乌克兰哥萨克，既是不离不弃、势不两立的死敌，也是无法摆脱、休戚与共的挚友。

克里米亚人的劫掠不仅催生荒野，更是那个 “他者”：正是在与鞑靼人的对立之中，边境乌克兰人认识自我、定义自我，向世界彰显自身。广袤荒野这口调味浓重、翻滚沸腾的大锅之中，两颗倔强不屈的羊头在此碰撞 —— 彼此仇视，却又互相依存，互相需要，也互相敬重。

鞑靼人与哥萨克最早的同盟接触始于 16 世纪 20 年代。1521 年，切尔卡斯与卡涅夫的长老叶夫斯塔菲・达什科维奇统领哥萨克队伍，与克里米亚人一同成功远征莫斯科，此战迫使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向克里米亚汗穆罕默德一世・格莱臣服。西吉斯蒙德・赫贝尔施泰因这样记述这位哥萨克首领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往来，以及他对莫斯科人的态度：“居住在鲍里斯芬河（第聂伯河）沿岸的切尔卡斯人属于罗斯人，与前文所说居住在蓬托斯（黑海）山区的那支族群并非同一批。我们这个时代，他们由叶夫斯塔菲・达什科维奇统领（前文已述，他曾同马赫梅特 - 格莱汗一同进军莫斯科公国）。此人深谙兵法，且诡计多端。他虽多次与鞑靼人交涉，却也屡次击败鞑靼人；不仅如此，他还屡次将莫斯科大公置于险境 —— 他本人曾经一度是大公的俘虏。就在我们到访莫斯科的那一年，他凭借一条绝妙计谋击溃莫斯科军队。这件事我认为值得在此记录。他安排数名鞑靼人身着立陶宛服饰潜入莫斯科境内；他料定莫斯科人会毫无顾忌地向他们发起进攻，将其当成立陶宛人。而他本人则在有利地点设下埋伏，静待莫斯科人前来复仇。鞑靼人劫掠了北谢维尔斯克地区的一部分土地之后，便朝立陶宛方向撤退。莫斯科人得知他们改道、进入立陶宛地界，便认定这是立陶宛军队，满怀复仇怒火迅猛攻入立陶宛。当莫斯科人劫掠一番，满载战利品返程时，叶夫斯塔菲从埋伏中杀出，将他们尽数斩杀。莫斯科大公闻讯，派遣使者向波兰国王控诉遭受的侵害。国王答复使者：本国臣民并未主动寻衅，只是在报复所受的欺凌。就这样，莫斯科大公两头遭人耻笑，既蒙受战损，又颜面尽失。”

半个世纪之后，1585 年，1578–1594 年间的扎波罗热军盖特曼扬・奥里舍夫斯基向克里米亚汗伊斯兰二世・格莱（1584–1588 在位）提议：由汗向哥萨克发放薪饷，并组织联合军事远征，首要目标就是莫斯科人。

然而就在同年，哥萨克发兵进攻克里米亚；第二次远征中重创汗国，掳走四万余匹马。《1587–1588 年莫斯科驻克里米亚使臣伊万・苏达科夫的记事录》记载：

“…… 立陶宛哥萨克将克里米亚汗的兀鲁思洗劫一空；这个冬天他们三度来袭，攻占诸多兀鲁思，掳走马匹牲畜四万多头。”

1587 年春，扎波罗热哥萨克在第聂伯河下游劫掠，直白说就是烧杀抢掠，摧毁了阿克 - 恰库姆，阻断奥斯曼苏丹使臣由伊斯坦布尔经陆路前往克里米亚的通道。前述《记事录》就此写道：“…… 立陶宛哥萨克攻占奥恰科夫，纵火焚毁城池，拆毁城墙；沃尔赫地区的贡赋与苏丹的文书无法陆路传递，我只能走海路抵达科兹列夫（格兹列夫）。”

当时人们称扎波罗热人为 “立陶宛人”，因为他们定居在立陶宛大公国边境地带。哥萨克原本计划攻打格兹列夫城，但探知汗本人就在城内，便放弃了这一计划。他们转而从海上登陆，洗劫了塔尔汉库特的 17 座村庄，之后安然无阻返回扎波罗热。

伊万・苏达科夫作证：“…… 立陶宛哥萨克乘船从海上袭击克里米亚兀鲁思，地点在科兹列夫与佩列科普之间的秋伊托罗汉，攻陷 17 座村落，掳走大量人口，还斩杀不少。他们原本打算进攻科兹列夫城郊，哥萨克抓到俘虏打探消息，俘虏供述：科兹列夫城内有汗王，还有费提・格莱皇子。据说这支来犯队伍有一千五百人，正是攻占奥恰科夫的那批哥萨克。”

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三世被哥萨克的大胆袭扰激怒，愤愤致信伊斯兰二世・格莱汗：“因你的疏于防范，立陶宛哥萨克攻占我的城镇、蹂躏克里米亚兀鲁思。前代汗王绝不会容许这种事；倘若此事再度发生，克里米亚兀鲁思的汗位，你就别想再坐了！”

从上一章我们已知：1585 年未能缔结的克里米亚 — 哥萨克同盟，在 1624 年成功达成，并在 1628 年展现出强大军政效力；此后，穆罕默德・格莱与沙欣・格莱兄弟为争取克里米亚汗国脱离奥斯曼帝国及其代理人的掌控而斗争，同盟同样发挥作用。

1624 年 12 月 24 日，双方签署历史上第一份鞑靼 — 哥萨克条约，同时以鞑靼文与波兰文书写。条约中，卡尔加沙欣・格莱承诺不伤害哥萨克，一旦塞契遭到任何势力进攻，克里米亚汗国将提供援助；扎波罗热人则承诺，若穆罕默德与沙欣・格莱同第三方开战，哥萨克将予以支持。沙欣・格莱出具的誓约文书写道：

“我，克里米亚汗沙欣・格莱，向扎波罗热哥萨克 —— 盖特曼、奥萨乌勒、阿塔曼以及全军将士，出具这份誓约文书。我们以文书与誓言确认：我与我方所有人，不会施加任何欺辱、造成任何伤害…… 我们同样要求他们（哥萨克）恪守承诺…… 为此，我们向真主与先知立下这份郑重誓约书……”

哥萨克 — 鞑靼盟约落地的实例，便是扎波罗热人援助穆罕默德、沙欣・格莱对抗布贾克汗国的著名首领坎 - 帖米尔贝伊 —— 坎 - 帖米尔奉奥斯曼朴特之命作战。哥萨克展现出强悍战力；后来兄弟二人与贾尼别克・格莱争夺权力，最终落败，绝非哥萨克作战不力。

倘若对比 1624–1629 年穆罕默德、沙欣争夺克里米亚汗国独立、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与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二者存在一系列显著差异。首先最核心的差别：克里米亚鞑靼人已经拥有成熟国家，具备稳固的管理机构、行政体系、领土与军队。乌克兰人民却是在漫长、流血的试错之中，逐步构建、认知自身国家形态，从波兰立陶宛联邦之中剥离出来，慢慢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与独立地位。

克里米亚人可以直接对抗土耳其，拥有独立的政治主体性，也拥有一套和奥斯曼人打交道的法律体系，克里米亚在这套体系中地位很强。诚如前文所述：在传统突厥 — 蒙古等级秩序中，成吉思汗后裔的地位高于奥斯曼家族后裔；克里米亚汗国被视作独立国家，其君主拥有穆斯林主权统治者的最高权力 —— 有权主持主麻日呼图白、铸造钱币。

乌克兰人的处境则全然不同。能算作国家要素的，只有扎波罗热塞契这套无政府民主体制；波兰立陶宛联邦是哥萨克贵族法律文化的来源，也是他们效仿的范本。难怪很长一段时间内，哥萨克精英无法跳出波兰立陶宛的引力圈：他们构想的不是建立独立国家，而是改造这个由波兰、立陶宛两个民族组成的双民族共和国，把它变为三民族共和国，让东正教乌克兰哥萨克与前两个民族享有平等权利。

这一构想受到东正教贵族、以及部分追随贵族、效仿贵族伦理、荣誉准则、更觊觎其经济地位的哥萨克长老的支持。但普通哥萨克与农民并不认同，他们追求的不只是政治变革，更要改变在波兰立陶宛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处境。最终，“三民族联邦” 构想破产，尽管它还会反复出现在政治议程之中。取而代之的思路，是为扎波罗热军寻找保护国，备选包括奥斯曼帝国、莫斯科沙皇国，以及克里米亚汗国。距离充分认知、捍卫自身主权主体性，还有很长一段路。

克里米亚汗抗土斗争与 17 世纪中叶乌克兰哥萨克革命的第二个重大区别，在于社会基础、参战阶层的利益构成。克里米亚与乌克兰都出现过广大民众自愿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阶段。

克里米亚这边：土耳其苏丹破坏汗国事实上依附奥斯曼帝国的条款，企图将汗国降格为普通行省之后，鞑靼人全体持剑宣誓，为真正的独立而战。值得注意的是，克里米亚内部几乎不存在重大社会冲突：贝伊、穆尔扎与底层 “黑民” 团结一致，各社会阶层之间没有大规模对抗。

当然，克里米亚鞑靼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但汗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很大程度上缓和了阶层间尖锐矛盾。克里米亚鞑靼人最终败给土耳其，是局势不利，同时克里米亚贵族恪守传统，选择支持奥斯曼苏丹拥立的汗王。

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之中，全体东正教罗斯人（即乌克兰人）也广泛积极参与反抗波兰的斗争。在册哥萨克、扎波罗热哥萨克、底层流民、长老、东正教农民、市民、手工业者、商人、教士、贵族，纷纷投身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的旗帜之下。革命的热情与参与是全民性的。

但和克里米亚汗国不同：这些最初为对抗外敌而团结起来的社会阶层，彼此利益分歧巨大。最主要的分界线，在东正教贵族与农民之间。哥萨克长老、部分在册哥萨克倾向贵族一方；而原本出身农民的普通非在册哥萨克，则站在农民一边。正是尖锐的社会矛盾，加上人们尚未意识到建立独立国家的可能性，引发了漫长的 “大废墟” 内战。

另一处巨大差异：鞑靼人与土耳其之间不存在深刻的文化、语言、精神、宗教、社会经济矛盾。恰恰相反，巴赫奇萨赖在文化宗教层面亲近伊斯坦布尔，经济上也与奥斯曼深度绑定，最重要的就是作为奴隶贸易的销售市场。

乌克兰人在波兰立陶宛的处境完全相反：庄园里农民遭受社会经济压榨，东正教会处于被压迫的从属地位。对大量乌克兰人而言，无论宗教、文化还是经济层面，都无意维系与波兰的依附关系。或许只有贵族、部分哥萨克长老与商人是例外。文化宗教压迫叠加社会经济剥削，使得乌克兰人反抗宗主国的动力，远强于克里米亚鞑靼人。

最后，克里米亚鞑靼独立抗土斗争与乌克兰抗波独立战争最显著的区别，是外部地缘玩家的介入程度。克里米亚鞑靼一方，虽与伊朗、莫斯科沙皇国、波兰立陶宛都有接触，但真正能提供实质援助的只有波兰，而且波兰是暗中操作，借扎波罗热哥萨克出手。

而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以及后续的大废墟时代，外部势力深度介入。除了华沙（某种意义上类似克里米亚视角下的伊斯坦布尔，属于原宗主国），莫斯科、伊斯坦布尔、巴赫奇萨赖都积极、持续地介入乌克兰事务，更不用说其他在不同阶段发挥重要作用的次要参与者。

无论如何，克里米亚汗国从一开始，就是 1648–1657 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中乌克兰哥萨克最重要的盟友。毫无疑问，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向鞑靼求援，很大程度上基于此前扎波罗热人与克里米亚人多次合作（包括成功合作）的经验。

除此之外，结盟能帮助盖特曼完成两项核心战略任务：其一，一举获得盟友，同时剥夺波兰人的潜在盟友，保障后方安全，防止克里米亚鞑靼主动或受波兰挑唆发起袭击。其二，赫梅利尼茨基从鞑靼人手中获得哥萨克极度短缺的骑兵。鞑靼轻骑兵本质上是全民民兵，训练与装备固然不及波兰王室正规军，但凭借人数、长途机动能力、成熟的行军与战斗阵型、纪律与战术灵活性弥补短板。鞑靼骑兵配合哥萨克步兵与炮兵，构成足以决定战局的强大力量。

同时代一位智者精辟概括：克里米亚汗在哥萨克与波兰贵族战争中的核心策略，就是不让波兰人与哥萨克任何一方取得压倒性优势。鞑靼人总是支持相对弱势一方，令双方互相消耗，鞑靼人从中获利：既可以收取礼品贡赋，也能不受惩罚劫掠波兰立陶宛境内的波兰与乌克兰土地。

汗的政策目标，就是依靠劫掠、向周边民族与政权（主要是波兰立陶宛、莫斯科沙皇国、摩尔达维亚公国）收取贡赋，为本国与本民族牟利。伊斯兰・格莱积极开展外交，大量颁发敕令，反复强硬要求对方足额按时缴纳贡赋、不得拖欠、清偿旧债绝非偶然。

克里米亚史学家记载，伊斯兰・格莱汗这套成功政策造福鞑靼人：这些衣衫褴褛的穷人短短两年就暴富，脱下粗麻布旧衣，身着艳丽红布华服招摇过市。

在这套政策框架下，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与哥萨克在汗眼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劫掠波兰立陶宛土地的合作者，承诺为抗波军事援助支付酬劳；同时也是用来要挟波兰国王的筹码，迫使国王为换取汗放弃与哥萨克结盟，更顺从地向克里米亚汗缴纳贡赋。伊斯兰・格莱的这一立场，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哥萨克革命历次战事之中克里米亚汗及其代理人的行为。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的近臣西卢扬・穆日洛夫斯基用生动的话概括鞑靼人的立场：

“鞑靼人听闻战事，就在一旁观望，看谁脚下打滑、栽倒。”

哥萨克革命爆发之时，克里米亚汗是伊斯兰三世・格莱（1644–1654 在位）。登基前他曾在波兰被俘七年，十分熟悉波兰立陶宛的文化与国家制度。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即位时年仅七岁（1648–1687 在位），帝国实权由权臣把持。土耳其没有强势苏丹，自然难以深度直接介入乌克兰战事，反倒给克里米亚汗放手推行独立外交政策的空间。

伊斯兰三世・格莱的核心辅臣是以智慧闻名的塞费尔・加齐 - 阿加，同时也是克里米亚汗国对外政策总负责人。以现代概念类比，他的职位近似政府首脑、首相；当时文书称他为 “汗的大阿加、尊贵大臣、卓越顾问、全权特使”，又称 “伊斯兰・格莱汗御前大维齐尔、尊贵大臣、卓越顾问”。

塞费尔・加齐 - 阿加智慧极高，即便在他死后多年，克里米亚汗国的国务大臣在思考重大政治问题（尤其外交事务）时，仍会追忆他当年高明的决断，口中念叨：“塞费尔・加齐 - 阿加当年就是这么办的。” 塞费尔・加齐 - 阿加最亲近的副手是其子伊斯兰 - 阿加，头衔为 “卡尔加苏丹御座大宫门阿加”。

赫梅利尼茨基战争军事史中关键一幕：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先向克里米亚汗伊斯兰・格莱，继而向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四世求援，共同对抗波兰人。1648 年 1 月下旬，盖特曼派遣以雅茨克・克雷沙上校为首的使团前往巴赫奇萨赖，请求援助对抗波兰大贵族。汗起初拒绝，而后改变主意，许诺继续谈判，条件是赫梅利尼茨基必须约束顿河哥萨克，阻止他们袭击克里米亚。

事实上，无论当时还是之后，赫梅利尼茨基与伊斯兰・格莱的盟约始终面临一个难题：除了遵守鞑靼盟约的第聂伯河塞契哥萨克之外，还有另一股哥萨克队伍，主要盘踞在顿河。他们无视赫梅利尼茨基的协议，持续劫掠克里米亚汗领地。例如 1649 年年中，伊斯坦布尔收到消息：12 艘哥萨克小战船驶出顿河河口，劫掠巴拉克拉瓦附近鞑靼居民点，返航途中截获两艘船只 —— 一艘满载各类商品的商船，另一艘载酒。汗为此致信莫斯科沙皇，措辞激烈地威胁报复，以经典 “我将讨伐你” 的口吻警告：

“这是何等丑恶无礼之事！你最好做好准备：全体成吉思汗后裔，决意举兵征伐你们！”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对此极为恼火。他在与沙皇使臣格里戈里・涅罗诺夫谈话时说道：“沙皇陛下属下的顿河哥萨克给我带来巨大灾难与烦扰：我刚与波兰人开战，便写信给顿河哥萨克，请他们助我，不要出海劫掠、不要进攻克里米亚兀鲁思。但顿河哥萨克不听我的信，袭击克里米亚兀鲁思。我本想帮克里米亚汗，约束顿河哥萨克不再作乱；可顿河哥萨克背弃上帝与东正教信仰，不仅不助我，还挑拨我与克里米亚汗反目。沙皇陛下也不曾援助我，不为基督教信仰挺身而出。倘若沙皇陛下不体恤我，反而偏袒顿河哥萨克，那我将联合克里米亚汗，进攻莫斯科边境地区。”

不久之后，盖特曼在与另一位俄国使臣谈话时语气更加决绝：“倘若沙皇不顾东正教信仰，支持波兰人的不义之举，我便向土耳其苏丹称臣，联合土耳其人与克里米亚人举兵攻打莫斯科公国。”

但当普罗塔西耶夫责备赫梅利尼茨基这番言辞时，赫梅利尼茨基低声表示，自己实际上忠于沙皇：“我为伟大君主效力，期盼未来得到君主恩典；我已经说服克里米亚汗，保全莫斯科国土；我转而随同克里米亚汗去征讨摩尔达维亚人。”

上述史料，对评估克里米亚汗缔结克里米亚汗国与扎波罗热军军事同盟的真实目标极具参考价值。学术文献通常将伊斯兰三世・格莱的目标概括：让哥萨克与波兰互相削弱，向双方收取贡赋，自由劫掠冲突双方土地、掳掠大量俘虏（亚瑟尔）。这点很难否认。但多方史料与当时地缘格局，足以支撑一个判断：汗的计划远比这更加宏大。伊斯兰三世・格莱很可能打算依靠扎波罗热军的支持，从莫斯科手中夺回金帐汗国昔日遗产。汗试图在摩尔达维亚建立势力，便是间接证据。乌克兰与俄罗斯史学传统中常提到克里米亚鞑靼参与赫梅利尼茨基远征摩尔达维亚，完全可以理解为哥萨克部队参与克里米亚汗主导的军事行动。

1648 年 2 月中旬，盖特曼派出新使团，2 月 23–25 日成功说服汗缔结扎波罗热军与克里米亚汗国同盟条约：双方互相提供军事援助；鞑靼不得蹂躏乌克兰土地；哥萨克以钱款、粮食、饲料与部分战利品，偿付鞑靼人的军事支援。

最终，1648 年 4 月中旬，盖特曼亲自携其子与数名哥萨克长老抵达巴赫奇萨赖，请求汗出兵援助对抗波兰人。赫梅利尼茨基曾被土耳其俘虏，通晓数门语言，包括鞑靼语，熟悉迪万（汗的国务会议）的行事规则，是老练的外交家。他在汗与重臣面前用鞑靼语发言，许诺哥萨克将与汗结成稳固同盟、友好相待，换取共同敌人波兰国王的战事支援。迪万商议之后，伊斯兰・格莱接受提议，令赫梅利尼茨基在自己的弯刀上宣誓，并将其子季莫费留在汗庭作为人质。博赫丹给汗留下极好印象。一位汗的近臣如此评价赫梅利尼茨基：“真正的雄狮，扎波罗热哥萨克统帅，睿智无畏的勇士。”

不久，奥斯曼苏丹得知克里米亚汗国与扎波罗热军的谈判与盟约。土耳其史学家奈伊玛记载：

“回历 1058 年赖比尔・阿赫勒月上旬（1648 年 4 月末），克里米亚汗国遣使抵达朴特，禀报：有一群哥萨克，盘踞在名为‘黄芦苇’之地，驾小船自第聂伯驶入黑海，劫掠沿岸聚落；霍京战役期间，他们闯入营地，与伊斯兰军队厮杀。他们此前一直臣服波兰国王。

但近一两年，波兰国王应威尼斯求援，派他们前往扎德拉（达尔马提亚），却不发放薪饷粮草，还向他们征收繁重临时税、百般刁难。这伙人背弃波兰国王，拒绝臣服，派遣一两名高级首领前来拜见克里米亚汗，称：‘我们渴望得到您的庇护，愿身心与您结盟，在未来战事中为伊斯兰信仰效力；我们已与波兰人彻底断绝一切联系。恳请您接受人质，与我们缔结前述盟约。’

汗厚待来使，同意按条件结盟：许诺在将来征伐波兰时派遣鞑靼大军支援，承诺持续提供援助。汗甚至告诉来使，很快将进军波兰。随后汗征伐异教徒，掳走四万以上俘虏，摧毁焚毁不幸罗斯人的要塞。但大维齐尔艾哈迈德帕夏没有为这名带来捷报的使者授予荣誉锦袍，反而说道：‘罗斯人与我们已经缔和，汗为何袭击他们？’随后他致信汗予以斥责，下达命令：‘把掳获的俘虏送到这里，我们依据和约释放他们。’书信由汗的卡皮 - 基亚杰姆希德・乔乌什送达。

当宫廷侍卫长向汗禀报委任事项，伊斯兰・格莱汗神色不变，答道：‘我们是帕迪沙的仆人；异教罗斯人只是假意求和。只要压力还在，他们就向苏丹国陈情，实则欺骗。一旦找到机会，他们立刻驾小船出海，蹂躏安纳托利亚海岸。

我多次上奏：有两座废弃要塞，应当派驻守军；要塞维持费用可以由海岸渔业收入承担，却无人重视。如今不幸的罗斯人占据这两座要塞，派驻善战哥萨克，还修建二十余处防御工事。今年若再放任不管，他们必将夺取阿克 - 克尔曼，掌控摩尔达维亚。

最后，三千哥萨克战船被焚毁之后，哥萨克才成为我们的盟友；我们这次征伐，确有四万哥萨克归附。我与他们的大阿塔曼一同掳获大量异教徒！他们的盟约本就是欺骗。若真主意欲，我打算做到：罗斯国王，如同摩尔达维亚督军一般，由苏丹国任命。’

侍卫长愚钝地反问汗：‘您自称帕迪沙的仆人，为何不遵从他的命令？’一名鞑靼穆尔扎答道：‘帕迪沙并不了解实情。你把他们的狡诈骗局当成和约。这些恶人搅乱天下。鞑靼人十万有余，既不务农，也不经商；若不出征劫掠，他们何以维生？此刻苏丹正率领五万鞑靼人出征 —— 这正是侍奉帕迪沙、与他交好。’使者听完这番话，登船返程。”

谈判结束不久，两万克里米亚鞑靼大军在图盖贝伊率领下加入哥萨克一方。图盖贝伊是守卫佩列科普地峡的费拉赫 - 克尔曼要塞司令官。穆罕默德・塞纳伊的编年史《伊斯兰・格莱汗史》（《征战录：伊斯兰三世・格莱汗史》）生动记述汗如何看待这份盟约、他对扎波罗热哥萨克与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本人的态度，内容详尽，值得完整摘录：

“彼时，莱希斯坦（波兰）的世袭贵族，这群不配称人的恶犬，与克里米亚边境的异教第聂伯河（扎波罗热）哥萨克敌对，正筹备大军，打算消灭全部扎波罗热哥萨克。

就在这时，真正的雄狮，哥萨克统帅，敲钟人部族的盖特曼梅利尼斯卡（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心中萌生皈依伊斯兰教的愿望；他是真正的勇士，能够很好侍奉永恒的安拉，或许他终将皈依穆斯林。这位梅利尼斯卡，睿智无畏的勇士，放下心中对（伊斯兰）信仰旧日的敌意，别无出路，只能遣使求援。使者行臣服之礼，诉说己方弱势、遭受波兰人的压迫。依据成吉思汗旧俗，前来求助者，既往的敌意与过错可获宽恕；于是下令将过往仇怨全部掩于宽恕的帷幕之下。

扶助他人达成所愿，本就是前代诸汗的传统，本汗室尤重此道。于是对这位盖特曼梅利尼斯卡施以仁厚。汗言道：‘叩拜我高门、表达臣服之人，纵使是异教徒，也不该被仇敌羞辱屠戮。’应他们的请求，派遣数名鞑靼埃米尔，这些歼敌勇士，任命费拉赫克尔曼要塞司令官图盖贝伊担任总司令与主帅。苏莱曼御座上的君王，如同伊斯坎德尔的帕迪沙，亲自督办圣战的集结；在神圣的初春，系上圣战之剑。”

早在 3 月末，第一批鞑靼部队就与起义军主力汇合，前去拦截斯特凡・波托茨基指挥的波兰军队先头支队。1648 年 4 月 19 日，联军将波兰王室步兵围困在 ** 黄水（Желтые Воды，今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城市与小河，因古列茨河支流） 一带的营地。正是图盖贝伊率领麾下鞑靼人率先在黄水左岸向波兰人发起进攻，迫使他们退至右岸转入防御。

哥萨克与鞑靼人包围了斯特凡・波托茨基与在册哥萨克专员扬・申贝尔克麾下六千人的部队，逼迫波兰人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就地防御。在册哥萨克眼见抵抗毫无前景，又同情起义者，便倒向赫梅利尼茨基。波兰军队兵力由此缩减至 4000–5000 人，而包围他们的起义军连同鞑靼人合计不少于 15000 人。

波兰军队兵力锐减、士气崩塌，又迟迟等不到援军（如前文所说，在册哥萨克大批投奔起义一方），于是试图突围。5 月 5 日，在卡缅卡河上游的克尼亚日・拜拉基谷地，哥萨克与鞑靼人追上敌军，并在 5 月 6 日夜间将其全歼 ——“金帐部落与哥萨克将全部怒火倾泻于此”。

这是哥萨克 — 鞑靼联军对波兰取得的第一场重大、影响深远的胜利。约 3000 名波兰士兵阵亡，50 名贵族被俘。奋勇作战的斯特凡・波托茨基身负两处重伤，遭俘虏后伤重而死。此战再次证明哥萨克步兵与鞑靼骑兵协同作战的巨大威力。克里米亚骑兵凭借灵活机动，迅速从四面八方封锁敌人，使其无法脱离起义军主力，被迫困在营地被动防御；在开阔野战中，骑兵的优势远超步兵。

除此之外，鞑靼人的存在本身就瓦解了波兰人的军心，摧毁其抵抗意志。显而易见，若没有与克里米亚人的成功同盟，这场战役乃至整场战争的结局都会截然不同。克里米亚鞑靼人就这样支援乌克兰人民反抗波兰的民族解放战争，延续着这种矛盾的关系：既是死敌，又是亲密盟友；这种关系在此前便已存在，之后也持续下去。

17 世纪中叶至下半叶，在中东欧动荡的历史大熔炉里，乌克兰哥萨克与克里米亚鞑靼，这两支高傲执拗的力量能够共存、协同作战，图盖贝伊与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之间的交往就是最好象征。两位杰出的统帅与政治家，在共同对波兰作战的同盟战事中结下真挚友谊，二人结为兄弟，直至离世都保持深厚情谊。1649 年 2 月，在佩列亚斯拉夫与波兰王室专员谈判时，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饱含激情、发自内心地这样评价图盖贝伊：“他是我的兄弟，我的灵魂，世上唯一的雄鹰；只要我想要，他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我们哥萨克与他的情谊永世不变，世间无人能够拆散。”

黄水大捷之后，哥萨克 — 鞑靼联军约 17000 名哥萨克、4000 名鞑靼骑兵乘胜追击，进攻另一支庞大波兰部队。这支波兰主力约 20000 人，从切尔卡斯撤退，占据科尔孙附近有利阵地设防。波兰人自知守不住城池，便纵火焚毁科尔孙。部队统帅是王室大盖特曼米科莱・波托茨基（阵亡的斯特凡・波托茨基之父）与王室副盖特曼马尔钦・卡利诺夫斯基。不久波兰人决定向博古斯拉夫与帕沃洛奇方向撤退。

波兰军队依托车营缓慢移动，这支庞大笨重的车营虽然难以强攻，却是一支强大力量。哥萨克与鞑靼人保持在火炮射程之内尾随敌军；探明撤退路线后，精心布置伏击。向导萨莫伊洛・扎鲁德内把王室军队的行军路线报告赫梅利尼茨基。

盖特曼下令马克西姆・克里沃诺斯上校在 *戈罗霍瓦・季布罗瓦（豌豆橡树林） 设伏，此地即今乌克兰切尔卡瑟州科尔孙 - 舍甫琴科夫斯基区维格拉耶瓦村附近。哥萨克挖深沟破坏道路、伐树设置鹿砦，堵塞沟渠，洼地积水形成难以通行的泥潭。正如同时代人记载：哥萨克作战，与其说是依靠火枪与马刀，不如说是铁锹与镐头；他们以此为决战创造战术优势。在波兰人预计停留地点两侧，挖掘战壕，为炮兵与射手构筑射击阵地。除工程障碍之外，马克西姆・克里沃诺斯率领 6000 人部队在前方封锁道路。

伏击堪称完美，波兰人像粗心的野兔落入老练猎人的陷阱。1648 年 5 月 16 日，王室军队陷入包围，全军覆没。克里沃诺斯的哥萨克部队首先包围并歼灭波兰先头部队，俘获身负刀伤的主帅米科莱・波托茨基，同样负伤的马尔钦・卡利诺夫斯基也一并被俘。困在车营内的波兰主力承受交叉火力，抵抗时间更长，但午后也宣告投降。

波兰军队行军日记如此记述这场战斗：“波兰营地驶入这片树林，如同落入陷阱；前路被挖断、阻断，无法继续前进。后方鞑靼人全力施压；前方与两侧的哥萨克依托预先修筑的战壕重创我军。我方士兵在营地各处奋勇抵抗，但落入陷阱，无力对抗数量占优的敌军，坚持了四小时。这场不幸的战斗在午前半小时打响；正午时分，鞑靼人沿着车营通道冲入营地，挥刀砍杀，击溃残余守军之后便开始劫掠，所有人四散奔逃。”

利沃夫编年史记载，高傲自负的波兰王室盖特曼曾对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出言挑衅：

“乡巴佬，你拿什么来酬谢高贵骑士麾下的鞑靼部落？”

“用你本人。” 这是简洁的答复。

果然，两位波兰盖特曼（王室大盖特曼波托茨基、副盖特曼卡利诺夫斯基）全都沦为鞑靼人的俘虏。民间歌谣更为辛辣，嘲讽傲慢的波兰贵族：

“我要把你交到克里米亚汗手中，

叫克里米亚诺盖人教你啃生马肉！”

依据鞑靼 — 哥萨克盟约，战利品分配规则：全部俘虏归鞑靼人，马匹双方平分，财物尤其是武器装备归哥萨克。

连同主帅，鞑靼人一共俘获 8520 名波兰士兵、80 名高阶贵族、127 名军官。哥萨克缴获军旗、火枪、弹药以及 41 门火炮。这支两万人的波兰王室军队就此覆灭。黄水一战击溃先头部队时，波兰尚有喘息之机；而主力全军覆没，给波兰社会带来沉重打击。当时一份英文报纸用华丽文字写道：“波兰倒在尘土与鲜血之中，匍匐在哥萨克脚下。”

雪上加霜的是，这场毁灭性战役前不久，5 月 10 日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1633–1648 在位）驾崩，国家陷入权力真空。在接连惨败的内战背景下，这次权力断层的冲击格外剧烈。国库空虚，实际掌权的大臣耶日・奥索林斯基明白，必须争取时间，筹备新一轮对抗。

于是他开启与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的谈判，委托东正教贵族领袖亚当・基谢尔主持。哥萨克盖特曼同样需要喘息，提出条件相当克制：在册哥萨克人数扩至 12000 人，恢复哥萨克自治权与传统自由，解决希腊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争夺教堂的冲突。盖特曼主张哥萨克领地西界直至白采尔科维；克里米亚汗也坚持这一点，要求波兰 “白采尔科维以西不得设立督军与长老，只保留自由的哥萨克公国……” 显而易见，双方都在拖延时间，备战下一场决战。

但是普通民众尝到胜利滋味，并不急于用法律文书固化对波兰人的胜利，只看重现实中获得的自由。哥萨克、农民、市民相信自身力量，开始实现长久以来挣脱依附、向压迫者复仇的愿望。数十年来积压的仇恨集中爆发，屠杀与劫掠浪潮席卷第聂伯河左岸与右岸乌克兰。短短数周内，波兰行政官员、贵族、神父、犹太人要么被杀，要么侥幸逃往波兰。贵族约阿希姆・埃尔利奇写道：

“基辅贵族与市民一听说盖特曼与王室军队战败，立刻把妻儿装上大车，丢下家产；人们几乎只带着性命逃离城镇与村庄里的防御城堡与庄园。”

犹太人处境最为悲惨。仇恨根植于社会经济层面：犹太人常常是乌克兰农民的直接压迫者，是庄园承租者、管理人，也是酒馆老板。宗教、文化与观念因素进一步加剧民众对犹太人与波兰人的憎恶。《目击者编年史》记述 1648 年科尔孙战役之后发生的悲剧：

“但凡见到贵族、城堡仆役、犹太人、城市官吏，一律诛杀，连他们妻儿都不放过；洗劫财物，焚毁教堂，亵渎圣物，杀死神父，摧毁贵族与犹太人的庄园城堡，片瓦不留。彼时几乎无人手上不染鲜血，不参与劫掠。”

波兰一方同样残酷，并不比起义者仁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鲜血不断浇灌仇恨的种子，这片土地早已在人民长年苦难中变得肥沃。皈依天主教、接受波兰文化的鲁塞尼亚 - 立陶宛维什涅维茨基家族后裔，当地巨富耶雷米亚（雅雷马）・维什涅维茨基亲王（1612–1651），利沃夫编年史称其为 “出身罗斯血脉的波兰人”。他的军队撤退时，实行焦土政策，乌克兰村庄被焚毁，男女老幼尸体无人掩埋。波兰本土称颂维什涅维茨基的 “功绩”，而乌克兰人在目睹这般暴行之后更加愤怒，发誓毫不留情与天主教波兰人血战到底。

科尔孙大捷之后，1648 年 5 月 18 日，赫梅利尼茨基派遣菲隆・杰贾利上校出使伊斯坦布尔，提议结盟，同时请求苏丹禁止鞑靼人劫掠乌克兰。使团起初受到冷遇，大维齐尔对他们说：“你们背叛旧主与信仰，将来也会背叛我们。” 哥萨克使者答道：

“我们在波兰人手下承受的奴役，比你们战舰上苦役囚犯还要深重。只求您把鞑靼人交给我们调遣；我们可以按您需要献上俘虏，并派遣一万士兵对抗您的所有敌人；我们将卡缅涅茨作为人质。”

这些承诺打动土耳其人接受赫梅利尼茨基的提议。奥斯曼派遣由奥斯曼 - 阿加率领的回访使团，前往奇吉林，送来弯刀、盖特曼权杖、带有新月图案的军旗，以及一份敕令，敕令中尊赫梅利尼茨基为乌克兰王公。使团同时告知：奥斯曼帝国已经下令克里米亚汗与锡利斯特拉帕夏，以金钱与军队支援哥萨克。

站在克里米亚汗角度，赫梅利尼茨基向高门奥斯曼示好这件事对他极为有利：这巩固了汗与哥萨克的同盟，因为从此二者名义上臣服同一位宗主，获得宗主许可共同对波兰作战。与此同时，哥萨克与土耳其亲近，也符合克里米亚汗的利益 —— 这会把赫梅利尼茨基推离莫斯科。这一点让伊斯兰・格莱可以随心所欲劫掠莫斯科领地而不受惩罚。

与此同时，波兰人重整兵力。自 1648 年 6 月末起，一支新军开始向沃里尼亚的乔尔甘斯基・卡缅村集结。指挥权交给三位 “联署统帅”：养尊处优、耽于享乐的弗拉迪斯拉夫 - 多米尼克・扎斯拉夫斯基；更爱书房学术、不喜战事的学者尼古拉・奥斯特罗罗格；以及年仅 19 岁、缺乏经验的亚历山大・科涅茨波尔斯基。哥萨克取笑波兰统帅：“愚蠢的波兰人派来了软垫、拉丁学者和娃娃。”

尽管缺少有威望的统帅，这支军队依旧实力强大：32000 名贵族、8000 名德意志雇佣兵，还有数万武装家仆，总兵力逾 6 万人。军队装备精良，拥有 100 门野战炮与熟练炮手。弱点就是缺少经验丰富、权威的总司令 —— 两位波兰盖特曼都在鞑靼俘虏营中。在此条件下，中下层军官野心膨胀，拒不服从命令，军纪崩坏。扎斯拉夫斯基亲王曾感慨：每个普通士兵都想当连长，连长想当上校，上校想当盖特曼。这种组织混乱、缺乏专业指挥的问题，日后将带来毁灭性后果。

驻守白采尔科维的赫梅利尼茨基也没有停下脚步，各地援军不断向他汇集。盖特曼将零散的起义志愿部队整编为纪律严明的军队，由经验丰富的上校统领，组建起十万大军。麾下名将包括伊万・博贡、菲隆・杰贾利、马克西姆・涅斯捷连科、马特维・格拉德基、马丁・普什卡尔、伊万・吉里亚、达尼洛・涅恰伊、米哈伊尔・克里切夫斯基、马丁・涅巴巴、瓦西里・佐洛塔连科等人。全军划分为 16 个团；突击核心是 4 万名正规哥萨克部队，还有一支轻骑兵分队，由雅雷马・维什涅维茨基的死敌马克西姆・克里沃诺斯指挥。

7 月末，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得知波兰计划进军第聂伯河沿岸，率领哥萨克大军向西，9 月初在皮利亚夫齐扎营，距离旧康斯坦丁诺夫 25 公里（今赫梅利尼茨基州旧辛亚瓦区皮利亚瓦村），在此等候敌军。波兰军队出征如同参加阅兵或舞会，时人记载：波兰人 “出征打仗如同赴婚礼”，身着华丽衣装；他们打算不靠铁刃，而靠金银取胜。大军辎重极其庞大，超过十万辆大车，车上装载的不只是粮草弹药，还有奢侈品：银餐具、浴盆、镜子、茶壶、葡萄酒、甜酒等等。哥萨克军队装备差得多，但战斗意志极强，纪律严明，指挥得当。不久一支机动鞑靼轻骑兵前来会合：由奥乌季米尔 - 穆尔扎与阿贾门特 - 穆尔扎率领的 5000 名布贾克鞑靼人。

双方 9 月 8 日接战；赫梅利尼茨基早已依托车营在伊克瓦河（皮利亚夫卡河）附近沼泽平原修筑阵地，决定性战役 9 月 11 日打响。波兰人试图突破哥萨克营地，甚至抢占狭窄水坝，付出巨大伤亡后渡河抵达河右岸。水坝几度易手，最终乌克兰人被迫放弃，退回大车构筑的预设营地。没有固定营地的波兰军队整夜保持战斗队形，防备哥萨克突袭，极大消耗士兵体力。

9 月 12 日战斗继续。哥萨克主力牢牢牵制敌军阵线；鞑靼与乌克兰骑兵清剿散乱、协同极差的波兰骑兵。傍晚，别尔哥罗德鞑靼兀鲁思援军抵达，在波兰军营中引发巨大恐慌。多米尼克・扎斯拉夫斯基当即在马背上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依托大车车营撤退。

但波兰人无法有序撤退，很快演变为全面恐慌溃逃。9 月 13 日哥萨克走出营地列阵，在鞑靼骑兵支援下发起总攻。猛烈冲击夺回水坝，波兰撤退变成全线奔逃。一则谣言迅速传遍波兰军队，进一步放大恐慌：传言克里米亚汗亲率全部鞑靼大军即将抵达。

哪怕只是鞑靼援军的假消息，就足以震慑波兰人。战斗正酣时，一支规模不大的鞑靼分队抵达哥萨克营地，赫梅利尼茨基刻意安排盛大隆重的迎接仪式，让波兰人确信伊斯兰・格莱汗亲率至少三万大军前来支援。

主帅率先逃跑，“士兵看见首领弃阵，丢下武器、胸甲、长矛四散奔逃。” 亚历山大・科涅茨波尔斯基换上农民粗布衣服逃走；雅雷马・维什涅维茨基乘坐农民大车逃命；奥斯特罗罗格在溃逃中丢失帽子与斗篷；扎斯拉夫斯基甚至弄丢盖特曼权杖。部分贵族逃跑速度惊人，两天狂奔 300 公里直达利沃夫，就连以机动见长的鞑靼骑兵都难以追上。

亲历战事的波兰贵族斯・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描写从皮利亚夫齐溃逃的波兰败兵：

“滚落山崖的巨石无法阻挡，倾覆的特洛伊难以重建！现场一片喧嚣混乱，无数人不明缘由冲出营帐，有人丢下武器，有人扔掉长矛；还有人刚从睡梦中惊醒，随手抓东西 —— 抓马、马刀、缰绳、马鞍。伤员、病人全部被抛弃，只能靠双腿逃命。波兰人在此地所有财物，全都留给农民。这短暂拖住追兵，他们才能逃得更远。”

哥萨克与克里米亚人缴获海量战利品：90 余门火炮、火药、武器与全套军用物资，数千牛马，还有数万辆大车，装满波兰贵族与大贵族随军携带的奢侈品。时人估算，缴获物资总价值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约 700 万至 1000 万金币。

波兰军队溃败，哥萨克得以毫无阻碍向西推进。10 月初起义军劫掠利沃夫城郊，围城三周，直到获取巨额贡金：20 多万杜卡特，折合 120 万兹罗提。此后，卡尔加克里姆・格莱率领克里米亚鞑靼人，满载战利品、厌倦远征，启程返回克里米亚。赫梅利尼茨基继续西进，进攻战略要地扎莫希奇，此地是通往华沙的门户。鞑靼人中只有忠心的图盖贝伊继续随盖特曼作战；他的部队让利沃夫周边、守城军民，以及之后扎莫希奇守军都感到恐惧。扎莫希奇围城持续整个 11 月，波兰人在此期间选出新国王 —— 扬二世・卡齐米日（1648–1668 在位）。哥萨克盖特曼认为可以从新国王手中争取所需权利与让步，于是下令回师。

做出撤军决定，有多方面因素：寄希望于新国王领导下虚弱的波兰做出让步；长途行军带来全军疲惫；部队背负大量战利品；火炮弹药不足；鼠疫爆发，哥萨克军队同样遭受疫病打击；军队已经走出乌克兰民族聚居区，在这些地区无法获得当地东正教民众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持。利沃夫一带，再往西，居民以希腊天主教徒、天主教徒、波兰人为主，乌克兰人占少数，很难指望当地支持。不过值得一提，哥萨克大胜贵族之后，就连南波兰的农民都期盼赫梅利尼茨基大军到来：“愿上帝怜悯我们，派赫梅利尼茨基前来，我们要让这些贵族尝尝欺压百姓的下场。”

最后，鞑靼主力满载战利品撤走，认为继续艰苦远征没有意义，这一点也起到重要作用。可以肯定地说：1648 年鞑靼人对哥萨克起义军的军事支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决定性；若无克里米亚汗国的支持，哥萨克很难取得对波兰人如此辉煌的胜利。在接下来 1649、1651 年的战事中，克里米亚人还将发挥更大作用。

在这样的局势下，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下令回师，并在 1649 新年第二天进入基辅。市民在金门为盖特曼举行盛大迎接仪式；当时身在基辅的耶路撒冷牧首帕伊西与基辅都主教西尔维斯特・科索夫迎接这位哥萨克领袖。神职人员请赫梅利尼茨基与他们同坐雪橇入城。盖特曼被赞颂为 **“新摩西，将本民族从波兰奴役中拯救出来”**。耶路撒冷牧首在索菲亚大教堂为他祝圣，其中一项仪式甚至赦免其已犯下与未来的罪，这一细节带有象征性加冕的内涵。乌克兰举国欢腾。

然而距离最终胜利依旧遥远，双方都在筹备继续战斗，克里米亚汗国将在后续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1649 年春季战火重燃，这次波兰率先发起进攻。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出兵拦截波兰军队，6 月初将雅雷马・维什涅维茨基麾下的波兰军队围困在兹巴拉日（今捷尔诺波尔州区中心）。

被围困者完全切断对外联系，克里米亚鞑靼人在此功不可没。起初只是少量零散鞑靼分队；5 月中旬，未来克里米亚汗的女婿希林贝伊率领两万士兵抵达。不久，克里米亚汗伊斯兰・格莱亲自率领四万大军赶到，鞑靼总兵力增至六万。之后布贾克、别尔哥罗德兀鲁思的部队也前来会合。

克里米亚人不擅长强攻要塞、炮击防御工事，也不擅长修建围城工程，但极其擅长隔绝被包围的敌军：在兹巴拉日四周派出巡逻骑兵，截杀信使与间谍，劫掠周边地区，切断粮食补给，执行警戒侦察。封锁极其严密，时人评价：连飞鸟都难以悄无声息飞过。很快波兰士兵 “被迫吃腐肉，最后连猫狗都被吃光，腐肉也无处可寻”。

扬二世・卡齐米日国王亲自率领三万大军从卢布林方向出发，前来解救被围困的兹巴拉日守军。侦察兵将消息报给赫梅利尼茨基，他留下少量哥萨克由总辎重官留守，监视筋疲力尽的兹巴拉日守军；自己率领哥萨克精锐主力与鞑靼军队急行军，抵达兹博罗夫（今捷尔诺波尔州区中心），占据斯特里帕河左岸树林与深谷的有利阵地。不计鞑靼部队，哥萨克兵力至少两倍于波兰人。

波兰军队沿着斯特里帕河右岸拉成漫长缓慢的纵队，陷入久雨浸泡的低洼泥泞地带。当他们试图渡河时，哥萨克与鞑靼骑兵从先头部队、侧翼与后方同时发起突击。战斗惨烈，很快演变成血腥屠杀。到傍晚，约 7000 名波兰步兵与龙骑兵阵亡，其中不乏 “波兰贵族精英”。伊斯兰三世・格莱汗的传记作者哈吉・穆罕默德・塞纳伊写道：

“那一日发生恐怖血战，苦难的异教徒得不到一丝怜悯，无从喘息。从正午直至深夜，挥刀寒光令天空炫目；圣战骑士战马狂奔，天穹为之黯淡。从恶王手中缴获上千辆满载金银财物大车，七千精选异教徒战士倒在死亡尘埃。承蒙至高真主护佑，伊斯兰军队仅五至十位穆斯林殉道。傍晚鸣金收兵，两军各自安营，整夜对峙。”

夜幕降临才让波兰免遭彻底全歼。波兰匆忙搭建车营，用大车、壕沟、土墙构筑防御。元老院议员建议国王扬・卡齐米日秘密出逃，但国王拒绝。他镇定无畏，在炮火下巡视营中，鼓舞士兵，甚至亲手用佩剑驱赶躲在大车底下避战的贵族。

考虑到哥萨克与克里米亚鞑靼的兵力优势以及有利阵地，波兰决定依靠外交，离间同盟。这个盘算正中克里米亚汗下怀 —— 汗不希望波乌冲突任何一方变得过于强大。伊斯兰・格莱更希望维持双方互相消耗、局势动荡的状态，这样他可以不受惩罚劫掠双方，收取贡赋。汗的传记作者哈吉・穆罕默德・塞纳伊用诗句概括这个想法：“双方皆有死者，这于伊斯兰有利。”

由此可见，鞑靼 — 乌克兰军事同盟本身并不稳固：克里米亚汗国视日益强大的哥萨克乌克兰为危险邻国，而且这个邻国不再能任由鞑靼随意劫掠。

最终，克里米亚汗国对外政策负责人，维齐尔塞费尔・加齐 - 阿加，与波兰大臣耶日・奥索林斯基开启单独谈判，乌克兰一方并未参与。奥索林斯基称，听到鞑靼人的条件，他 “张口结舌，头脑发昏”，但波兰别无选择。

双方达成协议：波兰每年向 “成吉思汗后裔汗庭” 缴纳贡赋；允许鞑靼人在因古尔河与大维西河之间的中立地带自由放牧；一次性支付 20 万金币赎金，换取鞑靼骑兵不带俘虏撤回克里米亚；另支付 20 万金币赎回被围困在兹巴拉日的波兰军队。波兰同时允许鞑靼人在返回克里米亚途中劫掠乌克兰土地、掳掠奴隶。塞费尔・加齐 - 阿加也提出哥萨克方面的条件：在册哥萨克人数提升至 4 万人。

哈吉・穆罕默德・塞纳伊记述波兰国王向克里米亚汗求和以及后续谈判过程：

“那一夜，恶王意识到自己身陷绝境，天地都变得狭小。清晨，他的使者携书信来到至高的世界征服者汗的御前，信中写道：‘无论如何，您是我们的沙赫与帕迪沙。经历这场血战！求主不要让我们覆灭消亡！如今我们承认过错，认清自身分量。我的罪过就是起兵对抗当世的世界征服者。仅此足矣。任凭您索取一切，只求宽恕我们，不要让我的国家与人民毁灭消亡。求您允许我们在您的威权庇护下生存。我是您卑微的奴仆，请接受赎金。’”

时代的世界征服者（汗）作出如下答复：“宽恕悔过的恶人、以德报怨，本是我家族古老的惯例。好吧，我接受他的请求，但必须立下誓约与誓言。然而不可随便与一名普通使者缔约。请他的国家代表、他的大臣 —— 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头衔叫坎茨勒（总理大臣 / 宰相）的人，前来觐见我的王国重臣、我的国务代表，我的维齐尔与顾问塞费尔・加齐 - 阿加。此人前来陈述他们的愿望与请求，便可从我那位如亚里士多德一般睿智的维齐尔塞费尔・加齐 - 阿加这里得到答复。” 这份内容的书信交给了对方首席使者……

当夜使者返回（国王处），向国王禀报汗的答复。国王召集全体大臣、官员、所有盖特曼与将帅 —— 这群注定坠入地狱的恶犬，与众人商议。他说必须保全性命，清晨一到，末日审判之日便会降临。众人满心悲戚、束手无策，惊愕地咬住手指，焦急等待天亮。

随后塞费尔・加齐 - 阿加与宰相耶日・奥索林斯基展开面对面谈判。哈吉・穆罕默德・塞纳伊记述：“…… 这名被诅咒的宰相是闻名遐迩、经验老到、心思缜密的异教徒，擅长辞令与谈判。他依照礼法惯例叩首行礼，开口问道：‘阁下对我们有何要求？’随即静候答复。塞费尔・加齐 - 阿加略一思索，答道：‘你前来求和，询问我们的诉求。我们第一项条件：愿全体伊斯兰常胜大军 —— 约二十万勇士，能从贵国掳取奴隶（亚西尔）与战利品，得偿所愿。第二项：为时代的世界征服者奉上二十万库鲁什，须是足值流通硬币或雷亚尔，用作他的私用开销。第三项：关于向我们求援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如今他们皆是我们世界征服者汗的臣民。你们必须依照他们的诉求，足额向四万在册哥萨克发放薪饷；从今往后，对属于扎波罗热哥萨克的要塞、村庄与地区，连侧目窥探都不可。但凡有一名哥萨克前来申诉，即视为你们撕毁和约，必将遭受惩罚。

你们接受这三项条件之后，每年必须按时足额缴纳吉兹亚税 —— 这是自古以来你们向成吉思汗后裔汗庭缴纳的贡赋；自今日起不得做出违背和约与誓约的举动。倘若拒绝这些提议，你们性命难保。摆在你们面前二选一：要么保全性命，要么交出钱财财物。依我看，用钱物赎身并不算苛刻，钱财终究比不上性命珍贵。从今往后，若疾足的鞑靼人在你们眼前掳走你们的百姓、妻儿，劫掠毁坏你们的国土，焚烧摧毁一切；而你们但凡抵抗任何一名鞑靼人，便等同于对抗全体，和约即刻作废。

此前扎波罗热哥萨克是你们的臣民，但从今往后，他们将成为手握武力的掌权一方，你们沦为他们的附庸与臣属。除向四万在册哥萨克发放薪饷之外，你们还要派出数十倍于四万的子民，服侍这四万哥萨克的亲族族人 —— 这便是他们凌驾于你们之上的权柄。如今你们的国王与盖特曼凭着狂妄占据整片领地、高居统治者之位；而今后，昔日你们的臣民将成为主人，你们必须臣服于他们。这两条约定不适用于正直高尚之人。今日你可自由离去，回去向你的君主国王说明局势，明日清晨亲自带回答复。’”

由此可见，乌克兰通俗读物与教科书里广为流传的简化说法 —— 即克里米亚鞑靼人与汗伊斯兰・格莱在兹博罗夫背叛乌克兰哥萨克与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的利益，并不符合史实。塞费尔・加齐 - 阿加提出的条件兼顾了哥萨克的诉求，极大损害波兰利益。我们评价这份最终缔结、对哥萨克相当有利的《兹博罗夫和约》时，应当看到克里米亚鞑靼在军事与外交层面，为和约的达成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当我们审视这份兹博罗夫波乌和约，疑惑为何波兰人觉得条款苛刻到无法接受时，也不能忘记：波兰社会是将它与波鞑条约视作一个整体看待，整套协定对看重荣誉的波兰贵族而言，充满屈辱。

哈吉・穆罕默德・塞纳伊继续写道，奥索林斯基返回波兰营地，“面见国王，一字不漏禀报所见所闻。这群出身卑贱、注定承受地狱烈火的异教徒头目齐聚一堂，听完宰相转述的条件，纷纷惊呼：‘呜呼哀哉！何等耻辱！’全军上下一片哀叹。众人相互议论：‘唉，我们命数已尽。但生命只有一次。我们的愿望与辛劳全部落空，国家早已覆灭。只求国王不要被俘…… 我们必须接受条件。此刻不可固执。’当晚众人达成共识。”

周三清晨，这位宰相、大臣与其他高官离开波兰军队营地，请求塞费尔・加齐 - 阿加前来。克里米亚一方的官员出面，在两军之间搭建帐篷。恶王麾下大臣当场交付二十万库鲁什中的三万现金，请求国王返回首都后再付清余款，并留下宰相的女婿 —— 一位傲慢自大、掌管大片领地的大贵族作为人质……

对于塞费尔・加齐 - 阿加提出的条款，波兰人答复如下：“所有条件我们全部接受。伊斯兰军队可劫掠我们所有领地、掳掠奴隶；就算带走我们的人民与财物，我们绝不申诉。见到鞑靼人，我们会视而不见。凡在波兰土地与罗斯部族土地上被俘的鞑靼人，全部解除枷锁，平安释放，献给尊贵、稳重、声名卓著的时代世界征服者、荣耀的汗陛下。如今我们是他自由的受保护民与顺从臣民，发自内心愿意臣服；扎波罗热哥萨克则视作他们（鞑靼人）的臣属。我们会足额发放哥萨克薪饷，绝不踏入他们的领地。”

与此同时，1649 年 8 月 8 日，经过乌波谈判，著名的《兹博罗夫和约》正式签订。和约规定在册哥萨克扩至四万人；基辅、切尔尼戈夫、布拉茨拉夫三省划为哥萨克自治领地，享有广泛地方自治权。波兰王室军队严禁进入这片区域。希腊天主教教会合并争端、东正教会财产权问题，将交由下一届瑟姆议会裁决；基辅都主教获得参议院席位。所有起义参与者获得大赦，但不在四万在册名单中的人，必须恢复原有社会身份。大贵族与贵族有权收回自己的庄园。

然而，已经品尝自由、期盼彻底解放的农奴，根本无法接受重回旧有身份，他们为之战斗的目标并未实现。

后面这两项条款，在看似完整的和约里埋下定时炸弹，这份和约注定无法长久。双方都认为自己牺牲巨大、所得甚少。事实上，脆弱的和平只维持不到一年半，1651 年初战火重燃，克里米亚鞑靼再次积极参战。这并不出人意料：波兰人破坏兹博罗夫和平重启战事，也就违背了与克里米亚汗的协议。波兰从一开始就没能阻止克里米亚鞑靼再次站在哥萨克一方参战。

1651 年 6 月中旬，两支敌对大军在别列斯捷奇科小城（今沃伦州区中心）遭遇。波兰军队共计 15 万士兵，其中 4 万正规军、2 万训练精良纪律严明的德意志雇佣兵，以及 6–8 万贵族民兵。若计入武装仆从，总兵力可达 20 万。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可以投入 10 万乌克兰军队，含 6 万哥萨克，4 万武装农民、市民与辎重仆役。克里米亚汗伊斯兰三世・格莱亲率约 5–6 万克里米亚鞑靼人前来会合。这些数字为估算值，但毫无疑问，双方投入规模空前，这场会战是 17 世纪欧洲规模最大、流血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1651 年 6 月 18 日两军在城郊、斯特尔河河谷接战，一侧是沼泽，另一侧是森林。首日没有重大战事，以平局收场；6 月 19 日哥萨克各团与鞑靼人占据上风，发起进攻，歼灭约 7000 敌军，但哥萨克自身伤亡同样惨重。会战第三日，6 月 20 日，决定性大战打响。清晨战场浓雾弥漫，直到午后才恢复战斗。此时雅雷马・维什涅维茨基的骑兵发起冲锋，其余各团随之跟进。

进攻的波兰部队与德意志步兵冲破哥萨克阵线，直扑位于小高地的克里米亚汗大本营。经验丰富的波兰炮兵以密集炮火轰击暴露在外的鞑靼骑兵，大量鞑靼人阵亡，其中包括汗身边近臣贵族。伊斯兰・格莱汗的兄弟、卡尔加（汗储）克里姆・格莱阵亡，图盖贝伊身负重伤，汗本人据说腿部也受了伤。鞑靼人过往全部作战经验与战术判断都表明，当下唯一出路是迅速撤退，于是他们开始后撤。在外人看来如同恐慌溃逃，事实也确实如此；但倘若有序撤退、重新集结，本可以组织反击。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显然寄望于此，他追赶汗，劝说其重整部队，攻击波兰阵线薄弱之处。这位哥萨克统帅甚至打算向鞑靼人建议攻击波兰军队的时机、地点与战法。

刚刚从致命炮火下脱身、失去兄弟与亲族的汗，与哥萨克盖特曼激烈争执。但赫梅利尼茨基最终说服伊斯兰・格莱返回战场发起反击。然而鞑靼诸贝伊、穆尔扎表示反对：战马疲惫、浑身是汗、缺少草料；况且恰逢拜拉姆节，穆斯林禁止作战。最终克里米亚人不仅拒绝返回，更做出对哥萨克军队致命的举动：强行扣留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乌克兰大军就此失去主帅。

在追赶汗之前，盖特曼已经下令全军撤向斯特尔河支流普利亚舍夫卡河的沼泽河岸，就地设防。此刻哥萨克群龙无首，如同失了蜂王的蜂群。军队中流言四起：盖特曼战死、重伤被俘，甚至弃阵逃亡。无论传闻真假，核心事实不变：失去统帅的军队陷入混乱，只能做零散战术决断。多年作战经验与传统战术优势让上校与普通哥萨克一致认为，必须立刻修建加固车营，依托防御工事，寄希望于援军、谈判，或是等待疲惫的敌军无力继续围城而撤退。

短短数小时，哥萨克阵地后方紧贴普利亚舍夫卡沼泽河岸，战壕与土垒迅速完工。沼泽与河流让敌军无法从后方与侧翼进攻，正面则布满炮口与火枪。长达十天（7 月 1 日至 10 日）的围城战开启，波兰所有强攻全部被击退。但营地存在致命战略缺陷：没有退路 —— 前方是敌军，后方是无法通行的沼泽。长期围困、持续强攻、弹药粮食饮水匮乏，哥萨克与农民士气低落，内部矛盾加剧。考古发掘营地遗址证实：即便共同浴血苦战，哥萨克分队与农民部队也互不混杂，各自驻扎。上层长老之间的矛盾同样不断激化。

尝试与波兰谈判失败，波兰要求无条件投降，从普利亚舍夫卡方向对哥萨克营地的炮击从未停止。在此情况下，指挥部决定穿越沼泽突围。经验丰富的伊万・博贡上校指挥这次撤退行动。在他组织下，搭建三座跨越普利亚舍夫卡河与周边沼泽的渡口。人们就地取材，用大车、帐篷、马鞍、马轭、皮外套、柳条、器皿、军械搭建脆弱的浮桥。首先撤出哥萨克骑兵，负责掩护突围。

并不知晓撤退战术计划的农民见到骑兵先行撤离，认定长老与哥萨克抛弃他们，任由他们等死。恐慌流言让纪律本就弱于哥萨克的农民变成失控的暴民，冲毁一切。人们在恐惧中冲向渡口，互相踩踏、溺死在沼泽淤泥之中，同时毁掉好不容易搭建的栈桥。就在此时，波兰炮兵一齐开火，龙骑兵发起冲锋……

哥萨克军队惨败，伤亡极其惨重。仅 7 月 10 日一天就有约 8000 人阵亡，河水被鲜血染红。整场战役起义军阵亡超过 5 万人。伊万・博贡仅能带出 2 万哥萨克骑兵与部分火炮（115 门火炮损失 28 门）。波兰在营地缴获 18 门大炮、7 桶火药、20 面哥萨克军旗、赫梅利尼茨基的办公厅文书、盖特曼权杖、印章以及 3 万塔勒的国库。波兰军队同样伤亡巨大，并且身处充满敌意的土地。一名参战者写道：“如今我们四面皆敌 —— 前方、侧翼、后方全是敌人。农民拆毁我们身后的桥梁渡口，向我们放话：就算你们想逃，也逃不掉。”

与此同时，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成功收拢部队，在白采尔科维构筑几乎坚不可摧的坚固营地。乌波双方陷入死局，任何一方都无法靠军事手段彻底取胜，继续战斗只会互相毁灭。当时的人对此十分清楚。波兰贵族斯坦尼斯瓦夫・奥什维茨写道，乌克兰起义军切断所有通路，让波兰军队承受难忍的饥荒；城乡农民嘲讽高喊：“波兰人从第聂伯河围困我们，我们从维斯瓦河围困波兰人……”

双方死死僵持，最终重启谈判。1651 年 9 月 18 日《白采尔科维和约》签订。相比兹博罗夫和约，这份和约对乌克兰的条件大幅恶化。哥萨克在册人数缩减至 2 万人；不在名册者必须恢复旧有的社会法律身份。贵族与大贵族返回自己庄园，哥萨克自治权遭到严重限制：在册哥萨克禁止在布拉茨拉夫、切尔尼戈夫省定居；在基辅省只能居住在王室领地，必须迁出贵族庄园。

但这份和约始终没有经过瑟姆议会批准，战争继续。双方利用短暂喘息备战，新的战斗再次在鞑靼军队参与下爆发，地点在布拉茨拉夫地区的拉迪任小城（今文尼察州区中心）。波兰王室副盖特曼马尔钦・卡利诺夫斯基在此扎营，2 万大军（1.2 万骠骑兵、8 千步兵）占据极其不利的阵地：营地后方是巴蒂格山，车前有河流，两侧森林沼泽环绕。波兰人等待援军，并未备战，营地防御工事修建极其草率。哥萨克与鞑靼人的到来完全出乎波兰意料。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放出消息，谎称军队将进军摩尔达维亚，麻痹波兰指挥部。他亲率四支哥萨克团 —— 佩列亚斯拉夫团、科尔孙团、奇吉林团、切尔卡斯团，在努尔丁率领的鞑靼部队支援下，急行军突袭包围波兰车营。5 月 22 日骑兵冲突爆发，随后总攻打响，傍晚波兰全军被击溃。副盖特曼卡利诺夫斯基连同参谋部战死，超过 8000 王室士兵阵亡，一半著名的波兰翼骑兵覆灭。更多波兰人沦为鞑靼人的俘虏 —— 赫梅利尼茨基以此偿付鞑靼人的军事援助。一部分俘虏被哥萨克处决，为别列斯捷奇科惨败复仇。

巴蒂格之战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了血腥对抗中的胜负。直到 1652 年末波兰才恢复元气，1653 年 3 月才重新发起大规模战事。决定性会战发生在日瓦涅茨小城，位于德涅斯特河左岸，正对霍京（今赫梅利尼茨基州卡缅涅茨 - 波多利斯基区）。10 月初，4 万波兰王室军队在此扎营，国王御驾亲征。

赶来的哥萨克军队兵力大致相当，并且得到克里米亚鞑靼重兵增援。起初塞费尔・加齐 - 阿加作为使者前往盖特曼处探查局势。当他回报波兰国王集结大军准备入侵乌克兰后，汗国迪万会议决定立刻出兵支援哥萨克。先头部队由奥斯曼 - 阿加与乌拉克 - 穆尔扎率领；主力克里米亚鞑靼大军在汗伊斯兰・格莱亲自带领下，1653 年 9 月 21 日从巴赫奇萨赖出发。

联军击溃前来驰援国王的援军，开启漫长秋冬围城。波兰军营很快爆发饥荒与瘟疫，大规模逃兵出现。哥萨克一方同样困苦，也出现士兵私自离队。为制止逃亡，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甚至允许克里米亚鞑靼将逃亡哥萨克掳为奴隶。双方都没有足够兵力彻底歼灭敌军。

在这种局面下，克里米亚汗伊斯兰三世・格莱再次打出自己的王牌。1653 年 12 月 5 日，他与波兰国王扬二世・卡齐米日达成口头协议，完全无视哥萨克的利益。波兰主动与鞑靼谈判，意图离间鞑靼与赫梅利尼茨基的同盟。塞费尔・加齐 - 阿加同意议和，但条件是允许鞑靼人在波兰领地劫掠：“鞑靼与诺盖大军历经无数辛劳损耗，空手而归绝无可能！若你们允许他们进入城镇、村庄随意劫掠，和约便可达成；如若不然，十万鞑靼与诺盖军队，外加约八万哥萨克大军将攻入贵国，一路蹂躏破坏直至华沙！”

1653 年 12 月 15 日，《日瓦涅茨和约》签订。然而鞑靼兀鲁思无视协议，依旧劫掠蹂躏波兰立陶宛联邦土地。汗深知自己臣民的习俗与诉求，冷言声称：“伊斯兰大军一旦上路想要劫掠，根本无法约束；普通士兵不带战利品返乡，难以接受。” 鞑靼将帅无力制止部下的暴行，索性亲自带队劫掠。

这份口头协议约定：波兰恢复 1649 年《兹博罗夫和约》（这一点乌克兰方面无法接受），缴纳十万波兰兹罗提贡赋，允许克里米亚人在 40 天内，在联邦境内直至维斯瓦河自由掳掠奴隶。谈判与缔约过程十分诡异：国王与汗从未亲自会面；口头协定没有书面文书固定；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知晓谈判，但并未参与，只派遣哥萨克上校监视谈判进程。各方都有自己的盘算：扬・卡齐米日可以否认确认恢复兹博罗夫条款；赫梅利尼茨基可以宣称谈判是背着他进行；伊斯兰・格莱则达成核心战略目标 —— 维持波兰与乌克兰互相削弱的力量平衡。

倘若这只是克里米亚汗国、波兰立陶宛联邦、扎波罗热军三方封闭博弈，汗的算计本会万无一失。但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已经明白不能再依赖克里米亚汗，单凭自己无法战胜波兰，长期寻找外部强国支持。最可能的两个候选：奥斯曼苏丹与莫斯科沙皇。早在哥萨克革命最初数月，他就已经和两方建立联系。

奥斯曼苏丹早在 1650 年便愿意接纳扎波罗热军纳入庞大帝国，条件与附庸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相同。1650 年 12 月苏丹给赫梅利尼茨基的敕令写道：“只要你坚定恪守臣服与忠诚之路，你将处于我帝国的庇护之下。”

盖特曼后续继续与奥斯曼谈判。土耳其史学家奈马・切莱比记述 1652 年末事件：携带赫梅利尼茨基书信面见穆夫提的使者透露，盖特曼秘密皈依伊斯兰教，其余哥萨克并不知情；书信中赫梅利尼茨基表达愿意侍奉奥斯曼帕迪沙：“如今我执掌约三十万哥萨克，我已束衣，愿为伊斯兰帕迪沙效力；只要他有所吩咐，我必身心竭力效劳。”

奈马记述 1653 年 3 月事件：四名 “蓝眼浅肤色” 使者将哥萨克盖特曼的请愿书呈交苏丹。赫梅利尼茨基愿随同克里米亚汗一同出征波兰，请求苏丹赐予战鼓、军旗，并将摩尔达维亚部分边境土地划为埃亚莱特省。土耳其人最终同意满足他的诉求，条件是这片埃亚莱特领地必须是早已由乌克兰人定居的土地，不得侵入摩尔达维亚本土。

莫斯科沙皇相比奥斯曼苏丹，许诺则谨慎得多。莫斯科人对利沃尼亚战争惨败、动荡时代波兰劫掠莫斯科国土的惨痛记忆记忆犹新，很长时间不敢公开介入冲突，只对赫梅利尼茨基提供各种暗中支持。1653 年末，波兰立陶宛联邦极度衰弱已成定局，莫斯科公国决定行动。1653 年 10 月，缙绅会议决议将扎波罗热军连同 “全部城市与土地” 置于 “沙皇至高庇护之下”。这正是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长久等待的机会。依托莫斯科沙皇的 “至高庇护”，他得以撕毁与波兰、克里米亚鞑靼的全部盟约。

1654 年 1 月著名的佩列亚斯拉夫拉达会议上，盖特曼的发言极具代表性，会议讨论并决定扎波罗热军选择保护者。盖特曼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慷慨激昂、文采飞扬，向与会者提议从四位君主中选择保护者：“诸位，可选四位君主：第一位是土耳其苏丹，多次遣使邀我们归附；第二位是克里米亚汗；第三位是波兰国王，只要我们愿意，他至今仍愿意接纳我们回到旧日恩宠；第四位是伟大罗斯的东正教君主、沙皇与大公爵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全罗斯东方专制君主，我们连续六年不断恳求他。诸位，请自行抉择！土耳其苏丹是异教徒；你们都清楚我们的东正教兄弟希腊基督徒承受何等苦难，遭受无信仰者的压迫。克里米亚汗同样是异教徒，我们迫于形势与他结盟，承受难以忍受的灾难。

波兰老爷的压迫无需多言，你们亲眼所见，在他们眼中犹太人、狗尚且比基督徒兄弟更受看重。而伟大的东正教君主，东方君主与我们信仰一致，同属希腊正教，同属一个教会，以耶稣基督为教会之首。”

选择早已注定，局势逻辑导向这个结果，盖特曼的演说只是巩固共识。但值得注意：赫梅利尼茨基列举与克里米亚汗决裂的理由，并不只强调汗如同奥斯曼苏丹一样是穆斯林 “异教徒”。盖特曼还提醒众人，与克里米亚结盟让乌克兰承受了 “难以忍受的灾难”，并且双方合作并非自愿，而是 **“迫于危难才缔结友谊”**。这句看似不起眼的话对在场众人至关重要 —— 不久前他们还与鞑靼盟友并肩对抗共同敌人，对克里米亚人怀有真切好感。这番表述巧妙调整叙事，消解这种同盟情谊：将它定义为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与异教国家达成的军事援助协议，最终带来巨大苦难。

就这样，扎波罗热军归附莫斯科沙皇的 “至高庇护”，撕毁此前与克里米亚汗国所有协定。不久扎波罗热哥萨克甚至对克里米亚采取敌对行动。1654 年 6 月末伊斯兰・格莱汗病逝，年五十，全身长满脓疮溃烂而死。高门奥斯曼任命其弟穆罕默德・格莱为新汗，他此前被流放罗德岛。1654 年 8 月 25 日伊斯坦布尔完成任命，苏丹亲手将匕首与火漆授予新任克里米亚统治者，并叮嘱：“你兄长在位时，这片土地免于动乱，朕心安宁；他以非凡的正直忠诚履行职责，你必须做得更好。”穆罕默德四世・格莱（1654–1666）本打算乘桨帆船前往克里米亚，但传来消息：半岛爆发动乱，哥萨克乘恰伊卡小船驶入黑海，意图俘虏新任汗。于是决定走陆路前往克里米亚。

但旧日同盟的记忆并未完全消失。1655 年秋事件很能说明这点：1655 年 11 月 12 日哥萨克军队在奥泽尔纳与克里米亚兀鲁思遭遇，这支鞑靼军队正前去支援波兰国王对瑞典的战争。

几次小规模、犹豫的冲突之后，双方认为最优方案是签订协议，恢复旧日友好。克里米亚人承诺不进攻乌克兰土地，不介入乌、莫斯科对波兰的战争；哥萨克承诺不进攻克里米亚与奥斯曼。协议还约定针对第三方敌国的同盟义务：“凡扎波罗热军之敌，即是汗之敌；汗的军队不会随意出征，将随扎波罗热军一同行动。”

与此同时莫斯科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也与克里米亚汗国缔约。条约规定：克里米亚兀鲁思保持和平；沙皇之友即是汗之友，沙皇之敌即是汗之敌；不得向沙皇治下乌克兰城镇、县份，以及沙皇属民扎波罗热切尔卡斯人发动战争，不得派遣王子、兄弟、亲属、王公、穆尔扎、乌兰、各类武士、克里米亚、诺盖、亚速鞑靼及任何部族武装入侵……

可惜《奥泽尔纳停战协定》维持时间很短，1656 年年中扎波罗热军与克里米亚汗国和平关系破裂，盖特曼国国际处境急剧恶化。1657 年 4–5 月，盖特曼使团再度抵达伊斯坦布尔，请求将哥萨克纳入苏丹附庸，享有与摩尔达维亚 - 瓦拉几亚同等地位。奥斯曼拒绝，理由是哥萨克忠诚度不可靠；更关键的原因是，接纳哥萨克会冒犯克里米亚汗。奥斯曼劝哥萨克与汗保持友好。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死后，哥萨克长老集团继续推行脱离莫斯科公国的政策，并且愈发激进。此时克里米亚汗国已经成为弱势波兰的盟友，积极支持哥萨克行动。1658 年克里米亚汗致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书信中劝沙皇不要征服波兰、吞并波兰国土；1661 年书信更是直接严厉指责沙皇背信弃义、进攻波兰。

这种转变的根源，自然是佩列亚斯拉夫拉达之后莫斯科凭借吞并乌克兰领土快速扩张，以及莫斯科与哥萨克对波兰作战接连取胜。汗尤其忌惮沙皇想要控制、吞并乌克兰哥萨克。穆罕默德四世・格莱（1654–1666）直接指责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贪得无厌：“你的先祖满足于莫斯科故土，而你觊觎波兰土地。第聂伯河哥萨克携首领投奔我的兄长（前任汗伊斯兰・格莱），为他效力。

至高真主将先祖的王座赐予我们，他们前来归附，成为我们的臣属。他们本与波兰国王和平共处，你贪图哥萨克领地，出兵攻打。我们多次致信劝诫，你置若罔闻，派兵进驻基辅，派遣大军意图吞并全部哥萨克土地！哥萨克多次前来哭诉、跪倒在我们脚下。我们向宗教学者征询，他们判定莫斯科撕毁和约，受压迫的哥萨克国土应当从压迫者手中解救。”

可见克里米亚汗明确打算在哥萨克与莫斯科的冲突中支持哥萨克。当然，不能认为穆罕默德・格莱是出于对哥萨克的特殊好感，只是军事力量快速膨胀、领土大幅扩张的莫斯科公国，在外交层面已经成为他眼中强大而危险的对手。出于同一考量，克里米亚对波兰的态度明显回暖。穆罕默德・格莱延续伊斯兰・格莱的策略：在地缘舞台上平衡主要潜在与现实对手。只不过他兄长主要在哥萨克与波兰之间做平衡，而他必须在波兰立陶宛联邦与莫斯科公国之间抉择。莫斯科不断壮大，克里米亚支持波兰合乎逻辑。

此时克里米亚汗国对外政策依旧由我们熟悉的、以治国智慧闻名的塞费尔・加齐 - 阿加主持。他对莫斯科沙皇言辞强硬，宣称 **“沙皇不该插手波兰与哥萨克领地事务”。他一封信件的结尾写道：“我们知道我们的劝告对你毫无作用，你充耳不闻…… 请认真听取我们的告诫！”**

还应注意，到 1660 年代，区域地缘格局彻底改变。此前 17 世纪上半叶至中叶，第聂伯河流域、乌克兰左右两岸，国家层面博弈的是克里米亚汗国与波兰立陶宛联邦，扎波罗热哥萨克团伙与塞奇营地影响力显著上升；奥斯曼帝国对局势影响有限且间接，莫斯科公国的影响更微弱。

如今这片区域出现新独立政治实体 —— 盖特曼国，内部充满社会经济矛盾；莫斯科公国也强力、持续地介入区域军政事务。政治格局变化，让扎波罗热塞奇与奥斯曼帝国的分量上升。克里米亚汗国外交必须考量这些变化，越来越贴合奥斯曼的政策方向。但也有部分时期，汗试图推行独立政策，对盖特曼国的定位，更偏向保护者与宗主，而非奥斯曼的军事附庸或仆从。

对莫斯科公国而言，获得乌克兰意味着国土直抵奥斯曼边境，由此进入欧洲政治体系，哪怕只是遥远边缘。俄国实力因吞并乌克兰土地与人口持续增长，同时奥斯曼、波兰立陶宛走向衰落，乌克兰盖特曼国与克里米亚汗国沦为莫斯科 / 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高门宏大地缘对抗中的次要附庸角色。克里米亚人自然站在奥斯曼一方，乌克兰人站在莫斯科一方。俄土对抗的最终阶段始于彼得大帝时代，结局是俄罗斯帝国稳固控制黑海北岸，同时两个半附庸半独立、无法适应新时代现实的政权 —— 克里米亚汗国与盖特曼国，几乎同时被废除。

扎波罗热军与克里米亚汗国重建同盟，发生在 1650 年代末伊万・维戈夫斯基担任盖特曼时期。1658 年，盖特曼寻求传统盟友克里米亚的支持，对抗波尔塔瓦上校马丁・普什卡尔、扎波罗热塞奇科舍沃伊首领雅科夫・巴拉巴什领导的国内武装反对派。1658 年 5 月 30–31 日，在与反盖特曼反对派的会战中，佩列科普穆尔扎卡拉奇 - 贝伊率领 1.2–1.5 万克里米亚鞑靼支援维戈夫斯基。依靠鞑靼盟友，盖特曼击溃普什卡尔与巴拉巴什军队，恢复对左岸乌克兰南部的掌控。

寻求外部支援十分必要，因为反盖特曼反对派本身也得到莫斯科的强力支持。重建乌克 - 克里米亚同盟，本就是用来遏制莫斯科当局压缩盖特曼国自治权的有效手段。

维戈夫斯基同时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建立联系，而波兰本就是克里米亚的盟友，这进一步促成盖特曼国与克里米亚接近。很大程度上，正是与克里米亚汗建立联系，让扎波罗热军得以恢复与波兰的关系、达成和解，双方接近最终在 1658 年 9 月 6 日签订著名的《加佳奇和约》。和约条款很多地方参照 1649 年兹博罗夫和约，但多项条款偏向哥萨克国家。

原本由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组成的双民族波兰立陶宛联邦，新增罗斯大公国，领土范围就是那三块 “哥萨克” 省份：基辅、布拉茨拉夫、切尔尼戈夫。这个新联邦成员与波兰、立陶宛权利平等，“自由者对自由者，平等者对平等者”。实质上形成三民族联邦，这份和约标志乌克兰人民十年民族解放战争结束、哥萨克革命取得胜利。

与此同时，《加佳奇条约》对莫斯科构成地缘挑战。扎波罗热军与波兰联邦靠拢，莫斯科不仅失去新近获得的乌克兰土地与人口。条约开创先例：莫斯科宣称拥有主权的土地与人民，可以自愿脱离 “罗斯世界”，并且获得优厚政治条件。这形成莫斯科 “收集罗斯土地” 计划的强大替代方案，其威胁性远超立陶宛大公国。在立陶宛，改信天主教的立陶宛人与受宗教文化压迫的东正教罗斯民众之间的分裂，让莫斯科得以在当地罗斯人中培植亲莫斯科的 “第五纵队”。

而新联邦框架下，各主体政治、宗教、文化权利完全平等，这套手段不再奏效。罗斯大公国很可能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另一个 “罗斯世界” 方案，吸引诺夫哥罗德、特维尔等在莫斯科专制统治下毫无政治权利的地区民众。

毫无疑问，对于莫斯科大贵族，拥有著名 “贵族民主制”、广泛政治权利（不只高层贵族，也包括普通贵族、马格德堡法自治城市市民，罗斯大公国框架下还有哥萨克长老与哥萨克）的波兰联邦，远比莫斯科专制更有吸引力。

在此背景下，莫斯科押注底层民众 —— 乌克兰农民。他们不满伊万・维戈夫斯基偏向贵族、部分哥萨克长老的经济政策。贵族阶层乐见 “旧贵族秩序” 回归，但农民视之为失去已经争取到的社会经济自由、重回农奴依附地位的威胁。莫斯科政府抓住这点，支持前面提到的马丁・普什卡尔、雅科夫・巴拉巴什及其追随者，作为对抗维戈夫斯基的武装反对派。

莫斯科的宣传者刻意回避讲述莫斯科本土农民真实的社会经济处境，塑造 “仁慈沙皇与伟大莫斯科” 的神话：拥护莫斯科政策的农民将获得自由；波兰联邦只有压迫与无权。只有莫斯科沙皇自己的臣民清楚真相 —— 从偏远村庄卑微的农人，到首都出身显赫的大贵族，所有人都是专制君主毫无权利的奴仆。

当莫斯科依靠底层社会力量与东正教精神纽带还不足以达成目标时，便直接军事入侵。

伊万・维戈夫斯基正是依靠重建的克里米亚同盟，抵御这次入侵。得知《加佳奇和约》签订后，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向乌克兰人民发布敕令，宣布盖特曼为叛徒，号召民众拒绝服从他的犯罪命令。倘若当时有电视，再加上 “法西斯”“军政府” 这类词汇，一定会被莫斯科专制政权拿来形容哥萨克长老集团与维戈夫斯基。

伊万・维戈夫斯基发布自己的universal（盖特曼公告），写道沙皇 **“准备给我们套上枷锁”，意图消灭哥萨克自由；因此“我们不得不奋起正当自卫，投靠波兰政权，保全我们浴血换来、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留传给后代”**。后续数十年的历史证明，盖特曼的判断没有错：莫斯科专制政权意在废除哥萨克自由，将盖特曼国降格为沙皇俄国普通行省。

言辞交锋结束，局部战事爆发。盖特曼伊万・维戈夫斯基采取守势，无意进攻莫斯科；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则准备入侵。阿列克谢・特鲁别茨科伊、格里戈里・罗莫达诺夫斯基、谢苗・波扎尔斯基大公集结超过十万大军，1659 年 4 月越过乌克兰边境，一路劫掠向南推进。

单凭盖特曼自己的军队无力抵挡这支强大部队，波兰又深陷与瑞典的漫长苦战，无法支援。唯一的希望就是克里米亚汗国的援助。

克里米亚人没有辜负盖特曼。1659 年 5 月末，克里米亚汗穆罕默德四世・格莱，在努尔丁・阿季利・格莱与七位汗王子陪同下，从克里米亚出兵支援伊万・维戈夫斯基。汗御驾亲征，鞑靼军队规模庞大。莫斯科译员捷连季・弗罗洛夫当时身在汗的营地，1659 年 8 月 22 日在外交衙门的证词记录：“叛贼伊瓦什卡・维戈夫斯基多次遣使请求，克里米亚沙皇（汗）带领努尔丁王子、其他王子与全部军队离开克里米亚，前往切尔卡斯（乌克兰）诸城，只带译员捷连季随行。卡尔加王子留守克里米亚。”

土耳其史学家依据穆罕默德・格莱呈交苏丹的战报，详细记述这次远征。奈马写道：“克里米亚汗立刻集结无数大军，在本年（伊斯兰历 1069 年，即 1659 年 5 月）莱麦丹月出征迎敌。另一方面，莫斯科沙皇见哥萨克心存疑虑、不肯脱离汗的同盟，派遣军队摧毁数座边境要塞，惩戒叛党。”

译员估算鞑靼兵力 6 万人：“克里米亚沙皇向切尔卡斯诸城进发，先到戈尔特瓦，再前往科诺托普。随他从克里米亚出发的克里米亚鞑靼、诺盖人、别尔哥罗德人、亚速人、捷姆留克切尔卡斯共 6 万人。没有土耳其苏丹正规部队，只有 240 名常驻克里米亚的耶尼切里。在第聂伯河此岸，距离科诺托普两天路程处与维戈夫斯基会合。汗与维戈夫斯基订立盟约。维戈夫斯基向汗宣誓：全体切尔卡斯（哥萨克）永久臣服、与汗结盟，共同对抗一切敌人。立约宣誓之后，汗向维戈夫斯基与十二名上校赏赐锦袍。”

随同汗出征的是黑海北岸四大主要兀鲁思：克里米亚、别尔哥罗德、诺盖、亚速。当然，6 万这个数字可能夸大，实际出征约 3–4 万人。

捷连季・弗罗洛夫称哥萨克军队约 4 万人：“维戈夫斯基麾下切尔卡斯、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摩尔多瓦人共 4 万。与汗会合后，一同向科诺托普进军。”** 此外还有数千外国雇佣兵：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哥萨克与鞑靼联军开赴科诺托普，前去支援格里戈里・古利亚尼茨基上校，他的五千部队被敌军优势兵力围困城内。

1659 年 6 月 28 日清晨，伊万・维戈夫斯基率领所谓 “牵制部队”，以外国雇佣兵为主，向沙皇军队发起攻击，将一部分莫斯科兵力调离科诺托普，引诱他们落入库基尔卡河（塞姆河支流，第聂伯河水系）渡口预设伏击圈，地点在索斯诺夫卡村附近（今苏梅州科诺托普区）。与此同时，鞑靼主力埋伏在距离索斯诺夫卡渡口 7 公里的普斯塔・托尔戈维察谷地；一部分哥萨克在科诺托普以西渡过库基尔卡河，部署在敌军左翼后方。

维戈夫斯基麾下纪律严明的雇佣军佯装撤退，莫斯科指挥部误判为溃逃。为彻底击溃盖特曼的部队，俄军投入精锐主力追击：沙皇御林军的莫斯科贵族与侍卫、骑兵近卫团、龙骑兵团。

俄军刚抵达渡口就丧失机动与指挥能力，队伍被拉得极长 —— 前锋部队已经登上对岸，后队才刚刚抵达渡口。盖特曼将沙皇这支重装骑兵诱入沼泽洼地深处，再令轻装鞑靼骑兵包抄俄军后方，发起迅猛突击。

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突袭突如其来、迅猛且势不可挡，莫斯科军队几乎没有逃生机会。沙皇的重甲骑兵笨重迟缓，深陷黏泥之中，此地俨然变成 “科诺托普式泥潭”；而鞑靼人依旧灵活机动，如雨般射出致命箭矢打击敌军。

此战中，威廉・约翰斯顿团的骑兵最先覆没，紧随其后的是约翰・范斯特罗贝尔团。彼时俄国军队训练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就此被歼灭。索斯诺夫卡一战，波扎尔斯基公爵阵亡；其余两名督军慌忙向科诺托普撤退，一边突围，一边抵挡紧追不舍的鞑靼人与哥萨克。

萨穆伊尔・韦利奇科曾形象写道：“唯有长着翅膀的战马，才有可能逃回科诺托普附近的主营。” 傍晚，溃败的莫斯科军队开始撤离该城，格里戈里・古利亚尼茨基团从侧翼发起进攻，夺取俄军辎重与部分火炮。与此同时，维戈夫斯基率领主力部队赶到，在科诺托普附近扎下大车营。

惨烈血战过后，莫斯科军队无力支撑，向普季夫利撤退；哥萨克在次日一整天持续咬住这支元气大伤的军队，不断杀伤敌军。沙皇军队伤亡极其惨重。俄国著名历史学家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写道：“1654、1655 年历次辉煌远征中建功的莫斯科骑兵精锐，一日之内全军覆没。自此之后，莫斯科沙皇再也无法集结如此强大的野战大军。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身着丧服面见民众，恐惧笼罩整个莫斯科。” 传言莫斯科君主害怕鞑靼与哥萨克联军进攻首都，甚至准备弃城，撤往伏尔加河对岸的雅罗斯拉夫尔。沙皇紧急派遣使节，准备向伊万・维戈夫斯基盖特曼做出最大限度让步，以求尽快恢复 1654 年条约。

莫斯科军队的损失确实足以令沙皇惊骇：阵亡与被俘人数高达四万。尽管将领们惧怕沙皇震怒，竭力掩盖这场灾难，但首都其实清楚，真实战况是他们上报的战损数字需要十倍放大：

“科诺托普大会战及撤退途中合计：波雅尔、督军阿列克谢・尼基季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及其同僚麾下，莫斯科官阶人员、城市贵族、波雅尔子弟、新受洗的摩尔扎与鞑靼人、哥萨克、骑兵部队军官与骑兵、龙骑兵、步兵与射击军，共计 4761 人阵亡、被俘。”

克里米亚鞑靼部落还造成额外重大损失：他们焚毁谢夫斯克与别尔哥罗德周边约一万座庭院，掳走约两万七千名俘虏。

在此局面下，鞑靼与哥萨克联军确实具备进攻莫斯科的条件。穆罕默德四世・格莱汗心中燃起一个念头：实现前任汗伊斯莱姆三世・格莱当年未能完成的计划 —— 从莫斯科手中夺回金帐汗国的遗产。但乌克兰国内极其恶劣的政治局势，令克里米亚 — 哥萨克联军远征俄国首都这一宏大构想化为泡影。

另外，扎波罗热哥萨克大营首领伊万・西尔科率军袭击诺盖兀鲁思，客观上帮了莫斯科大忙。此后二十年间，克里米亚方向成为这位被同时代鞑靼人称作 “俄罗斯恶魔（乌鲁斯・沙伊坦）” 的首领最重要的作战区域。这位无畏的首领的行动客观上服务于莫斯科沙皇国：鞑靼人眼中所有异教徒 “盖乌尔” 本就没有区别，西尔科的劫掠，动摇了鞑靼人对扎波罗热哥萨克，乃至忠于盖特曼的哥萨克群体的信任。伊万・西尔科与扎波罗热人对鞑靼人的持续仇恨，以及他对克里米亚毁灭性的袭扰 —— 据时人记载，袭击之后半岛上 “只剩下猫狗”—— 多次导致盖特曼无法与克里米亚汗结盟，或是盟约破裂。扎波罗热人对 1660—1680 年代盖特曼政权本就艰难的内外局势造成破坏，这份沉重的 “罪责” 无可否认。

若要站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视角理解这段历史，不妨引用土耳其史学家奈伊玛著作中篇幅较长、内容详实生动的段落，记述科诺托普战役：“由一万五千名无畏鞑靼人组成的轻装先遣队，在英勇将领费拉什贝伊率领下急速先行。次日清晨，他们如洪流一般扑向敌军。激烈战斗持续约三小时。最终敌军彻底溃败，一万敌军里仅一千人逃生，其余全部死于鞑靼追兵刀下。参与围城、依附敌方的五千名哥萨克，无一人幸存。鞑靼人缴获败军全部财物，将数名被俘官员连同捷报送往汗处，自己留在原地。

俘虏向汗禀报：‘俄国沙皇备战已逾三年，打算先摧毁鞑靼人的力量，再蹂躏穆斯林国土。如今哥萨克叛乱背信，迫使他派遣一名显赫波雅尔率领大军攻取边境要塞；我们也奉命参与围城，结局便是如此。’汗确认情报后，下令处决全部俘虏。

随后汗派出多名斥候探查敌军动向。斥候回报：五万多俄国人屯驻在沙皇领地内一处设防要塞附近；盖特曼（维戈夫斯基）不敢主动进攻，手握六万哥萨克大军等候汗的到来。穆罕默德・格莱率军向该地进发，数段行军之后抵达。盖特曼闻讯，迅速率领部队前来会合，得到汗的接见。约一百人被派去从要塞附近敌营抓捕舌头，另留人员传递情报。在要塞周边侦察时，抓获六名敌军，他们向汗供述：

“如今屯驻在被围要塞（科诺托普）壕沟内的军队共计五万人；另有同等数量精锐轻步兵与骑兵，被派去守卫这条大河（杰斯纳河或塞姆河）渡口，防备哥萨克与鞑靼袭击。本次远征的全部精锐都在此处，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主力。”

于是召开军事会议，议定先袭击据守河岸的敌军。哥萨克部队先行，鞑靼军队紧随其后。大军穿过艰险沼泽地带逼近敌军；俄国人闻讯，人心大乱，‘如同黑海翻涌’。双方列阵开火。哥萨克发起冲锋，英勇的鞑靼人跟进，致命箭矢如雨般倾泻敌营。汗与数名勇士登上高地观战，祈求胜利，而胜利很快降临：战斗仅持续一小时，敌军便全线溃逃。勇士们追击败兵，斩杀、俘虏无数，五万大军之中，竟无一人逃回向沙皇报信。胜利者凯旋觐见汗，祝贺大捷。大军在原地停留数日，准备进攻科诺托普主要塞。为减轻负担，他们本打算接受俘虏的赎金予以释放；被俘高官之中，品级最低者承诺缴纳十万阿尔滕赎身。所有俘虏眼看就可以赎归，但这项提议遭到远见老练的鞑靼人反对：

“尽管哥萨克军队在此战中恪守同盟，没有违背誓言，但终究不能完全信赖异教徒。他们或许会与俄国人议和，届时即便不与我们为敌，也绝不会援助我们。我们的故土远在一个月行程之外；身处残忍敌国境内，安全毫无保障。倘若敌军突然合围，我们将自食苦果 —— 这三万俘虏握在我们手中，就是巨大隐患。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激化俄国人与哥萨克之间的仇恨，彻底断绝双方和解之路；不能贪图俘虏许诺的财富，应当将他们全部斩杀。”

这番坚定的言论令鞑靼人达成共识，随即下令展开屠杀。汗的帐殿前，所有高级俘虏（大概率归属汗与其他王公）全部斩首；之后每名士兵各自处决分到手上的俘虏。

屠杀结束后，舍瓦勒月 18 日（公历 6 月 27 日），鞑靼 — 哥萨克联军向驻守要塞（科诺托普）的敌军进发。哥萨克军队部署在前，鞑靼人在后。双方开火，连续三日无休鏖战。鞑靼不间断的突击终于拖垮敌军；数千人已经阵亡，剩余残军精疲力竭，白天无法突围，指望深夜出逃。夜幕降临，他们向着来处奔逃。英勇的鞑靼人察觉动向，连夜追击；次日正午，在一条大河（塞姆河）岸边追上敌军。

敌军惊慌失措跳入河中，大部溺亡。穆斯林军队带着战利品返程。他们就地休整数日医治伤员，之后向罗姆内这一边境要塞进军。守军自知无力抵抗，不战而降，将要塞交给盖特曼。沙皇任命的要塞长官连同麾下五百人被带到汗面前，全部处死。之后汗继续攻打周边其余要塞，每一座都‘仰赖真主相助’轻易攻克。要塞长官与守卫全部被杀，由盖特曼另行任命新管理者。

之后汗在名为普尊的小镇短暂停留，从这里派出大批鞑靼骑兵袭扰俄国。这些骑兵一路不见敌军设防，毫无顾忌地四散劫掠俄国领地，洗劫村庄、繁华城镇与广袤地区。他们劫掠焚烧十五日，最终带着不计其数的战利品返回汗处。

这场战争中，敌军阵亡超过 112000 人，约五万基督徒被胜利者掳为俘虏，战利品堆积如山。捷报送往君士坦丁堡与克里米亚，汗本人平安返回本土。”

莫斯科沙皇试图拉拢克里米亚汗，派遣伊・奥普赫京与费・尤艾巴科夫出使克里米亚，提议只要穆罕默德四世・格莱停止支持伊万・维戈夫斯基盖特曼与波兰国王扬二世・卡齐米日，就大幅增加贡礼。刚在科诺托普大胜的汗依旧计划利用乌克兰哥萨克作为盟友，远征莫斯科。学界普遍认为，此时汗国内部已经构思由克里米亚对乌克兰盖特曼政权建立保护国。汗回复莫斯科沙皇，称哥萨克是独立主权国家，不愿臣服任何人，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兀鲁思。

这些计划终究未能实现。17 世纪下半叶，克里米亚鞑靼人与乌克兰哥萨克，都无法挣脱宗主国引力圈 —— 克里米亚依附奥斯曼帝国，哥萨克分别受莫斯科沙皇国或波兰立陶宛联邦左右，无法在国际舞台获得完整主权。但整个 17 世纪下半叶至 18 世纪初，他们从未停止尝试。

伊万・维戈夫斯基被推翻，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幼子接任盖特曼并倒向莫斯科，克里米亚汗国与盖特曼政权的同盟就此破灭。克里米亚开始单独对哥萨克国家博弈，意图将其纳入保护之下。

起初克里米亚汗支持波兰立陶宛联邦：1660 年 9 月，在丘德诺夫（今日托米尔州），克里米亚军队协助围困督军瓦西里・鲍里索维奇・舍列梅捷夫的莫斯科大军，迫使尤里・赫梅利尼茨基签署《丘德诺夫协定》（又称斯洛博季谢条约，得名于谈判签约的斯洛博季谢村）。哥萨克与波兰这份新条约大体仿照《加佳奇条约》，但存在重大区别：条约文本完全没有提及联邦第三个主体 —— 罗斯大公国。乌克兰盖特曼政权丧失主权；不久之后，邻国（主要是莫斯科沙皇国与波兰）开始绕开哥萨克及其选出的盖特曼，私下商议瓜分哥萨克土地，决定乌克兰命运。就连盖特曼的选举，也越来越近似任命，如同奥斯曼苏丹任命克里米亚汗一般。

1660 年 10 月，克里米亚使节抵达桑博尔面见波兰国王，通报克里米亚汗打算等乌克兰彻底驱逐莫斯科势力之后，将乌克兰置于自己庇护之下。

这一政策最坚定的推行者是奥尔卡普要塞司令卡拉奇贝伊，是传奇人物图盖贝伊之后，接任这一要职的继承者之一。正是卡拉奇贝伊反复劝说穆罕默德四世・格莱汗，将哥萨克纳入克里米亚汗国保护。哥萨克群体中，不少人铭记赫梅利尼茨基时代与鞑靼联手击败波兰人、科诺托普战胜莫斯科人的辉煌，支持乌 — 克亲近。哥萨克上层半自觉、凭直觉认清局势现实：两个相对弱小的政权，身处强敌环伺之下，结盟对双方都有利。

鞑靼 — 哥萨克同盟，能将两个次要博弈方整合为强大独立力量，赫梅利尼茨基战争就是最好证明。因此不足为奇，1660 年冬季，乌曼团团长米哈伊尔・哈年科在致沃伦省总督本涅夫斯基的信中写道：“…… 不少哥萨克期盼与鞑靼交好……”

克里米亚方面由卡拉奇贝伊主导推动的哥萨克 — 鞑靼结盟构想，在 1660 年愈发清晰。1661 年 1 月 14 日，尤里・赫梅利尼茨基写信给扬・卡齐米日，称扎波罗热大军已与克里米亚汗国缔结 “永恒友谊，无人能够破坏”。同时盖特曼也开始与奥斯曼高门建立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波兰人对克里米亚 — 乌克兰新同盟的忌惮，远超过哥萨克上层与莫斯科接近的可能性。

时人记载：鞑靼 — 哥萨克同盟远比俄乌同盟危险，因为 “一旦与哥萨克鞑靼联军开战，战火必将烧到本土”；“这两支敌手（扎波罗热大军与克里米亚汗国）的力量，远强于莫斯科。尤其鞑靼人从不缺战士：鞑靼作战不会一次性倾尽全部，一批出征，另一批随时可以补充。”

在当时人看来，波俄战争是阻碍哥萨克鞑靼结盟的关键。波兰与俄国一旦议和，客观上会推动哥萨克和鞑靼相互靠拢。波兰施展复杂外交，竭力阻挠克里米亚乌克兰同盟，并且成效显著：持续在鞑靼贵族面前抹黑哥萨克，将其塑造成反复无常、惯于背叛的不可靠盟友。最终时机错失，军事同盟始终没能缔结。

这也符合莫斯科沙皇国的利益：俄国不愿克里米亚汗国与扎波罗热势力互相壮大。莫斯科打算绕开乌克兰人与克里米亚鞑靼人，单方面解决乌克兰哥萨克问题，乃至克里米亚问题。

沙皇认为，与这些在他眼中的次级统治者谈判有损体面，只想和当时区域内的 “大国”—— 奥斯曼高门、波兰立陶宛联邦协商地缘事务。可以类比为：如今有人主张俄乌关系不由基辅与莫斯科谈判，而由莫斯科、华盛顿、布鲁塞尔三方敲定。美国首都在此类比中如同帝国时代的伊斯坦布尔，欧盟总部则如同深陷贵族否决权乱象的华沙。

无论如何，莫斯科的外交取得成果。1667 年 1 月 30 日，莫斯科沙皇国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安德鲁索沃村签署为期 13 年半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绕开盖特曼决定扎波罗热大军的命运。条约规定：乌克兰以第聂伯河为界，左岸划归莫斯科，右岸归属波兰；基辅连同周边村镇暂归俄国两年，之后移交波兰，但大量附加条款让这次移交永远无法落实。扎波罗热地区由两国共管，战时协助双方。实际上扎波罗热哥萨克更倾向支持同信仰的东正教沙皇，为俄国利益行动。

克里米亚汗国在 1664–1665 年扶持斯捷潘・奥帕拉，后来 1668–1669 年扶持彼得・苏霍维延科（苏霍维亚），均未取得实质成果。《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签订同期，穆罕默德四世・格莱汗被废黜，阿迪勒・格莱即位（1666–1671）。他出身格莱家族旁支，在克里米亚贵族中缺乏威望。

这位克里米亚汗被国内事务缠身，外交整体被动、主张和平，力求维持与邻国和平。阿迪勒・格莱的维齐尔伊斯莱姆・阿加向莫斯科通报新汗登基，写道：“小事引发双方大量流血，往后应当避免轻率开战。” 另一封信中写道：“力量、胜利、好运都在至高真主手中；不经祂允许，人一事无成。一切信仰之中，欺诈与背信都被禁止。前汗穆罕默德四世・格莱在位时，因巴拉巴什（指乌克兰哥萨克）引发诸多动乱，血流成河。若蒙恩准，我们愿在两位君主之间斡旋，消除双方矛盾。” 阿迪勒・格莱对波兰同样秉持和平姿态。

大体正是从他执政时期起，克里米亚汗国针对哥萨克乌克兰的对外政策彻底丧失独立性，纳入奥斯曼轨道。奥斯曼方面担忧《安德鲁索沃条约》之后波俄接近，决定主动出击夺取乌克兰。

这一战略决策，恰逢哥萨克盖特曼彼得・多罗申科寻找新的保护宗主。1668 年 3 月 10—12 日，科尔松哥萨克拉达会议作出决议，“与土耳其人交好”。新的哥萨克 — 克里米亚同盟轮廓浮现，只不过这次以接受奥斯曼庇护为前提。克里米亚人作为奥斯曼苏丹（克里米亚汗的宗主）的附庸，需要支援彼得・多罗申科。

标志性事件：阿迪勒・格莱未经与高门协商，擅自支持苏丹扶持的彼得・多罗申科的对手彼得・苏霍维延科，这场哥萨克事务上的自主政策，最终令他丢掉汗位。土耳其史学家拉希德・埃芬迪记述：

“曾隶属于波兰国王、名为萨雷卡梅什的队伍（即萨雷卡梅什哥萨克），在帕迪沙阿准许与庇护下，寻求仁慈皇廷的保护。因此必须保障他们不受波兰人与鞑靼人的压迫。这支队伍的异教首领多罗申科请求赐予鼓与旗帜，条件是出兵鲁米利亚，得到御准。但不久克里米亚汗阿迪勒・格莱汗出于私心，在同族之中另立哈年卡作为这支队伍的首领，引发内乱。波兰异教徒也介入其中，帕迪沙阿庇护下的多罗申科及其麾下哥萨克遭受暴力与欺压。此事呈报至高门，动乱的始作俑者阿迪勒・格莱汗遭到废黜惩处；同时致信波兰国王，劝诫不要迫害处于帕迪沙阿庇护之下的人。”

克里米亚本土史学家对阿迪勒・格莱评价极低。例如居尔布尼・哈纳恩在这位克里米亚统治者传记结尾写道：“他愚钝天真，喜好卑劣行径，漠视人的尊严，是个蠢黑汉。他之后，他的子孙直到今日，在克里米亚诸苏丹之中再也无人身居高位；仅在名字上保有格莱这一称号，偶尔依靠联姻获得些许名望。”

与前任对比，新任克里米亚汗塞利姆一世・格莱（1671–1678），同时受到鞑靼、土耳其史学家一致称颂，称他睿智仁厚。1672 年夏，即位不久，塞利姆・格莱随三十万奥斯曼大军，联合彼得・多罗申科麾下哥萨克，远征卡缅涅茨 - 波多利斯基，击败波兰。1672 年 10 月 18 日签署《布恰奇和约》，恢复波兰国王对克里米亚汗与鞑靼人的旧有义务（伊斯莱姆三世・格莱时期的条款）。

波兰需向奥斯曼帝国支付八万塔勒巨额赔款，每年缴纳两万两千兹罗提贡赋。波多利亚划归土耳其；布拉茨拉夫地区与基辅南部被认定为彼得・多罗申科管辖的哥萨克土地。

这份对波兰极其苛刻的《布恰奇和约》，乌克兰人反应复杂，他们不愿臣服土耳其。不过这份和平并不持久，1674 年，克里米亚汗再次参战，战事延续至 1676 年，波俄签订《茹拉夫诺和约》，基本确认布恰奇条约条款。

与此同时，奥斯曼扩张不仅冲击波兰立陶宛联邦，也惊动莫斯科沙皇国。两个大国的边界首次直接接壤，此后两百五十多年战火不断；乌克兰哥萨克土地，成为后续一系列俄土战争的首个战场。克里米亚汗国始终作为奥斯曼帝国忠实盟友作战，直至灭亡。

1676 年彼得・多罗申科辞去盖特曼权杖，奥斯曼当局拥立尤里・赫梅利尼茨基为盖特曼、“萨尔马提亚与乌克兰王公、扎波罗热大军统治者”（1677–1681）。土耳其希望借他父亲巨大的声望，在 1677 年投入十二万大军大举进攻乌克兰，计划占领奇吉林、基辅，进而征服整个乌克兰。克里米亚汗国被卷入俄土战争，站在奥斯曼一方。克里米亚鞑靼人再次承受远征的艰辛，尤其难以适应阵地壕沟作战：1677 年 8 月 3 日至 9 月 4 日，土耳其围攻奇吉林，习惯快速机动骑战的鞑靼人，苦于连续三周原地驻守。

土耳其史学家丰杜克鲁专门著书记载此事，书名大意：记述哥萨克盖特曼多罗申科反叛幸福之门、臣服莫斯科沙皇并交出奇吉林要塞；恶魔易卜拉欣帕夏担任总司令，会同克里米亚汗塞利姆・格莱出征，未能攻克要塞，二人双双被解职、传唤至高门、逮捕流放；阿巴兹・科尔・侯赛因帕夏被任命为新统帅；帕迪沙阿御驾亲征奇吉林；被废汗的长兄穆拉德・格莱苏丹即位克里米亚汗。

奇吉林围城战受挫，土鞑联军所有进攻都被击退，守军还多次成功出城突击。汗塞利姆・格莱向土耳其统帅建言：

“信仰与国家尊严、政府荣誉要求我们：壕沟大车营中的伊斯兰军队无法抵御异教徒。围城再持续两天，常胜大军、弹药火炮都会全部损失，我们将蒙受奇耻大辱。最明智的选择是撤出壕沟、带走火炮，沿安全路线撤退。这是上策。等到距离要塞两站路程处，如果我军伊斯兰战士还有与异教徒交战的战意，我们再随你们一同返回。”

土鞑将领开会商议，认可汗的建议，全军撤退。之后易卜拉欣帕夏觐见苏丹，遭到君主怒斥：“滚出去，老狗！连奇吉林这样一座小小要塞都拿不下，败军而归，挥霍巨额国库！难道兵力不足？缺少火炮弹药？原因何在？”

穆拉德一世・格莱即位（1678–1683），继续作战，在大维齐尔卡拉・穆斯塔法指挥下，二十万土鞑大军再次围攻奇吉林。但拿下这座 “小小要塞” 绝非易事。土鞑军队精疲力竭，穆拉德・格莱与总司令卡普兰・穆斯塔法帕夏只能向奥斯曼大维齐尔报告彻底失败，无法继续作战。

出乎意料，奥斯曼高官并未斥责，只说：“这是真主的旨意，攻取与舍弃都由真主掌握。我心中清楚，并非你方过失。我们继续寄望真主的仁慈。不要灰心。” 将领会议得出结论：“常胜军队将覆灭，火炮尽失；国家荣誉直至末日都蒙受玷污，我们将遭受诅咒！” 土鞑联军付出巨大伤亡才攻占奇吉林；守军突围时引爆火药库，整座城市化为废墟。

两次惨烈的奇吉林远征，鞑靼军队起到重要作用。1681 年，莫斯科沙皇国与奥斯曼高门、克里米亚汗国在巴赫奇萨赖签署为期二十年的和平条约。苏丹与克里米亚汗承诺不援助莫斯科的敌人，做到 “沙皇之友即吾友，沙皇之敌即吾敌”。双方以第聂伯河为界；土耳其与鞑靼承认莫斯科拥有左岸乌克兰与基辅的主权。基辅南部、布拉茨拉夫、波多利亚归属土耳其；克里米亚鞑靼拥有在乌克兰南部草原游牧的权利。

值得一提，穆拉德・格莱汗作为东道主，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双方调停人。1680 年末至 1681 年初，在与莫斯科使节 —— 宫廷侍臣瓦西里・佳普金与书记尼基塔・佐托夫谈判期间，克里米亚汗全力促成停战、建立睦邻关系，将两国冲突全部归咎于作乱的哥萨克。

莫斯科方面也是同样做法。条约专门写明，双方承诺 “不介入（哥萨克事务），不将他们招入本国治下”。这一条对克里米亚至关重要：正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不断把鞑靼拖入对波兰、俄国的战争。俄国承诺奉上丰厚贡礼，依照旧例补齐过去三年的贡赋，并在未来二十年内每年按时缴纳。关于奥斯曼苏丹，穆拉德・格莱反复向俄国使节保证：“苏丹陛下已将全部全权交付本汗”，他将作为主要斡旋者，促成莫斯科与伊斯坦布尔和谈，做到 “促成两国和平，本汗为沙皇之友，沙皇之敌即本汗之敌”。

乍看之下，克里米亚汗国在 1681 年《巴赫奇萨赖和约》中的地位，远优于 1667 年《安德鲁索沃和约》中波兰、俄国完全无视乌克兰盖特曼政权的局面。但克里米亚汗国走向行省化、丧失主权的重要标志，正是穆拉德・格莱在位期间：莫斯科沙皇不再像从前那样，必须经由克里米亚出使奥斯曼苏丹。从此莫斯科使节直接经乌克兰哥萨克地区、摩尔达维亚的本德尔出使。导火索是鞑靼人曾因俄国一名使节的过失加以羞辱。克里米亚史料记载：俄国使节被绑在木马上，脚下替换马镫绑上石头，在集市游街示众。莫斯科史料记载：沙皇使节塔拉卡诺夫遭到努雷丁・塞阿德特・格莱的羞辱。这位王子为索取礼物，下令抓捕使节，在马厩以酷刑相威胁。

俄国史料对穆拉德・格莱汗本人评价极高。据佳普金、佐托夫使节报告：鞑靼贵族有时对使节出言暴躁傲慢、高声争吵；但汗本人 “认真倾听，态度和善”，听完之后语气温和，面带浅笑。穆拉德・格莱 “渴望与伟大沙皇交好”，愿意打破汗廷旧俗，不强迫使节行跪拜大礼；瓦西里・佳普金与尼基塔・佐托夫可以自愿向汗行礼。汗对着《古兰经》宣誓盟约，不亲手把国书交给使节，而是由官员转交，还特意请他们不要介意：“并非傲慢敌视，只因害怕瘟疫，汗不便亲手交付。”

当然，这种友善可以换来沙皇丰厚贡礼，汗刻意善待使节，好让他们向沙皇传递对他有利的评价，也未尝不是一种考量。使节请求穆拉德・格莱连同后世克里米亚汗一同宣誓永久与沙皇友好，这位鞑靼君主睿智地答道：“我们如何能预知，在我死后继任者心中是否信守承诺、信仰是否坚定？此事说来惭愧。” 说完他笑道：“世间君主继承者，很少能恪守先祖的誓言。”

使节对努雷丁・塞阿德特・格莱评价同样不错：“努雷丁・萨阿德特・格莱苏丹，三十岁左右，面容和善，一目失明，身材高大；聪慧，交谈亲切。” 因此塔拉卡诺夫受辱一事，有可能是他诬告努雷丁，或是他自身有错。至少史料记载，他在赎回俘虏时欺骗鞑靼人。塞利姆・格莱汗的维齐尔贝加迪尔・阿加甚至写信告知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公爵，结尾写道：“欠债不还、行不义之事，绝非友邦兄弟该做的！”

靠博取好感换取丰厚贡礼，短暂掩盖克里米亚汗国外交行省化、区域地位衰落的事实。但无法改变大势：乌克兰哥萨克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命运，不再由已成焦土的奇吉林、边境小城基辅，或是沉溺后宫享乐的巴赫奇萨赖决定。克里米亚汗国与乌克兰盖特曼政权的命运，自此掌握在伊斯坦布尔、莫斯科、华沙手中。

对克里米亚汗的直接体现就是《巴赫奇萨赖和约》签署不久，穆拉德一世・格莱遭到废黜。史学家穆罕默德・格莱记述，土鞑联军维也纳战败之后穆拉德被罢免；鞑靼贵族并不希望换汗，纷纷宣誓效忠：

“废黜汗的消息传到鞑靼军营，所有苏丹、克里米亚卡拉奇贵族 —— 希林、曼苏尔、塞杰乌特诸摩尔扎与贝伊集会商议，一致认为汗深得人心，找不到罢免他的正当理由。众人前去面见汗，宣誓表态：‘我们拥护您，不愿您退位，绝不接纳新汗！’汗答道：‘你们虽如此说，但克里米亚人素来不以坚守誓言与盟约闻名。只有空话，没有坚定。你们最好听天由命。’贵族们更加郑重地起誓。之后他们开始在多瑙河搭建浮桥准备渡河，喧闹一夜，却在夜间四散奔逃。”

史学家解释汗在民众中威望极高的原因：在他执政时期，“被诅咒的莫斯科沙皇连续三年缴纳三年贡赋，之后每年照常纳贡。克里米亚鞑靼人安居乐业，物价低廉：一个半奥卡面包仅售一阿克切，一件带斑纹的皮大衣仅需五贝什利克。”

但鞑靼民众的福祉，未必符合高门意愿。汗若在外交上过度自主、对内擅自施政，会招致奥斯曼朝廷震怒。穆拉德一世・格莱力图限制奥斯曼苏丹干涉克里米亚内政，试图复兴古老的成吉思汗传统法 “托雷”，对抗伊斯兰沙里亚法。但从这时起，克里米亚汗国的命运由伊斯坦布尔决定，而非巴赫奇萨赖，苏丹随时会展示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鞑靼人与乌克兰人当然都尝试挣脱这种依附的恶性循环。伊万・马泽帕试图改换宗主，从俄国沙皇转投瑞典国王，他的独立外交是其中最著名的尝试。克里米亚汗也长期寄望把哥萨克乌克兰从俄国剥离。1692 年，盖特曼政权总务办公厅高级文书彼得・伊万年科（彼得里克）代表克里米亚汗国签署条约；1709–1734 年克里米亚许诺为扎波罗热大军提供保护，都充分证明克里米亚统治者的这类构想。但如同马泽帕的尝试一样，这些构想只停留在纸面，无法落地。

1692 年 5 月 26 日，彼得・伊万年科在基济 - 克尔缅代表 “自由政权”“基辅、切尔尼戈夫封邑大公国，全体扎波罗热城市大军与小罗斯民众” 与克里米亚汗国签约。条约约定克里米亚出兵，帮助乌克兰 “摆脱波兰、莫斯科及一切敌人”，乌克兰同样支援克里米亚。汗无权干涉哥萨克国家内政：“一旦蒙上帝恩赐，小罗斯大公国与扎波罗热大军获得自由主权，可自主选择本土固有的权利与治理秩序。” 不过这份极具价值的文件终究只是一纸文献，从未付诸实施。

17 世纪动荡年代，乌克兰 — 克里米亚鞑靼爱恨交织关系的某种墓志铭，出自另一部著名却从未落地的法律文献 ——1710 年菲利普・奥尔利克《扎波罗热大军权利与自由公约及宪章》第三条：

“因我们始终需要克里米亚国家的睦邻友谊，扎波罗热大军曾多次向其求援自卫。因此，在条件允许之时，尊贵盖特曼应当派遣使节，与尊贵克里米亚汗商议，恢复与克里米亚古国古老的兄弟同盟、军事协作，巩固永久友谊。

周边国家忌惮这份盟约，便不敢图谋奴役乌克兰、胁迫我们。待到战争结束，蒙真主恩赐，达成对我们有利的和约之后，新当选盖特曼入驻首府，持续不懈坚守这份盟约。盖特曼负有执政之责，防止我方轻率鲁莽之人破坏与克里米亚国家的兄弟盟约 —— 这类人素来撕毁邻邦协定，甚至背弃和平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