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时被骂“汉奸”，死后举国同悲，张自忠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1940年5月16日下午，湖北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枪炮声从拂晓响到黄昏。

这支孤军已被数倍于己的日军围困整整一天，阵地越缩越小，官兵越打越少。

张自忠身边最后的几十名手枪营战士，子弹早已打光，手榴弹扔尽了，就拼刺刀，刺刀卷刃了，就用拳头、用石头、用牙齿。

此时这位集团军总司令身上已中七弹，右肩被弹片削去一块肉，左臂的贯穿伤鲜血汩汩向外冒，右腿被炸得露出白骨。

随行的副官死死抱住他的腰要背他突围，可却被他一把推开，声音沙哑却不容抗拒：“你走你的，我在这里死。”

日军端着刺刀呈扇形围了上来，他用尽全身力气从血泊中猛然站起，军服破烂如旗，目光却如刀锋。

冲在最前的日军士兵竟被这目光逼得愣在原地，就在这一瞬间，他缓缓抬起右手，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枪响，张自忠轰然倒下。

他不是死于敌手，而是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弥留之际，他嘴角微动，留下最后的遗言：“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主力被迫南撤，彼时的北平城，日军铁蹄已至城下，城内人心惶惶，秩序濒临崩溃。

为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安置数以千计的伤员与军眷，时任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奉命代理北平市长，与敌周旋。

他每日周旋于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威逼利诱之间，拼尽全力维系一座危城的运转，调拨粮食赈济断炊的市民，协调医院收治伤兵，出面调解城内频发的冲突纠纷。

张自忠屡次拒绝日方要求其通电反蒋、公开宣告“华北自治”的胁迫，始终沉默而坚定地等待着主力南撤完毕的消息。

然而公众并不知晓这幕后复杂的军事博弈与战略考量，南撤的部队带走了胜利的消息，却把一座沦陷的城和一个留守的人留给了舆论。

报纸上，“张逆自忠”四个大字铺天盖地，他被讥讽为“自以为忠”，昔日长城喜峰口夜袭日军、手持大刀砍出赫赫威名的抗日英雄，一夜之间成了千夫所指的“华北头号汉奸”。

后来再被押解南京候审的火车上，愤怒的学生冲进车厢要揪出这个“卖国贼”，他只能躲进狭窄的厕所，听着外面的咆哮与谩骂，一言不发。

他曾在日记中写下“事实胜于雄辩”六个字，又重重划掉，从那一刻起，他心里便清楚，能洗刷这四个字的，唯有一死。

获释归队后，张自忠沉默寡言，却率部开启了近乎疯狂的征战之路。

他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所向披靡，再未打过一次败仗。

在临沂战役中，他亲临一线指挥，率部与号称“铁军”的日军板垣师团激战七昼夜，歼敌过半，生生将这支精锐拖垮在阵地前，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最为关键的战略窗口。

每次出征，他都提前写下绝命书，对部下坦言：

“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1940年5月，枣宜会战爆发。

日军集结重兵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战局危急，张自忠亲率两千余人东渡襄河拦截敌军，临行前给副将冯治安写信，信中字字千钧：

“无论作何打算，决不顾虑一切，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渡河后，他率部直插敌后，连续作战数昼夜，兵力越打越少，最终在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陷入数倍于己的日军重重包围。

张自忠身中七弹，仍拄着指挥刀站在阵前，拒绝所有突围劝告，最后一刻，他缓缓抬起右手，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噩耗传出，举国同悲。

5月23日，灵柩运抵宜昌转运重庆，十万民众冒死涌上街头相送。

日军飞机多批次在头顶盘旋侦察轰炸，刺耳的防空警报一声紧似一声，然而十万人的送葬队伍纹丝不动，无人退却，无人奔逃。

老百姓用最朴素的方式，为这个三年前被他们骂作“汉奸”的人送最后一程。

从“张逆”到“国魂”，从被唾骂到被整个民族跪拜，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交代。

张自忠殉国时，身负集团军总司令之职，陆军中将衔，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牺牲的军衔最高的将领。

整个八年抗战，阵亡的将领数以百计，但位至集团军总司令者，唯他一人，在他之后，再无第二人于这般高位上，以身填壑。

张自忠以一死，既正己名，亦振国魂，日军在广播中感叹“张上将壮烈战死”，敌方尚且敬其勇，国人岂能不感其诚？

有些忠诚，需要以死自证；有些清白，只有战死方能洗清。

他以总司令之尊赴死，以民族英雄之荣归葬，从此中国抗战史上，多了一座无人逾越的人格高峰。

他的墓前，无须再多一字的辩白，因为他留给自己的枪声是这世上最干净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