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此职务为家族世袭，世代专门捞钱，但从不招人恨反而备受尊重

顺治三年（1646年），北京翰林院内，陈广明接下了一项既不见于常规官阶、又与庶吉士日常事务密切相关的差事。它没有显赫品级，也没有地方官那样的权力，却在翰林院里持续存在了很长时间。后世材料把这项差事称作“走馆”，并称其由陈氏家族世代承继。

这件事乍看颇为矛盾。清代官职大多由朝廷任命，讲究资格、品级和调补，世袭通常属于宗室、勋贵或特定武职。一个服务翰林院内部人员的差事，凭什么能够一代接一代传下去？更耐人寻味的是，走馆还要从庶吉士的日常费用中取得收入，却没有因此形成普遍怨恨。

问题的关键，恰恰不在“捞钱”二字，而在于这项差事究竟替谁解决了什么麻烦。

一、翰林院里最需要“管杂事”的一群人

翰林院在清代并非普通衙门。它负责制诰、修史、撰写文书，也承担培养和考察文官的重要职能。会试之后，一部分进士会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馆课，接受较为系统的文辞训练和政务熏陶。

庶吉士名义上已经取得进士身份，实际上仍处在候用阶段。他们要参加馆课，要应对考核，还要熟悉京城官场的规矩。许多人来自外省，初到京师，对翰林院内的安排并不熟悉，教材在哪里领取，考卷如何收存，纸笔、膳食和各种杂项如何办理，都需要有人照应。

这些事务看似琐碎，少了一环便容易出问题。

翰林院的正式官员有自己的职责，不可能天天围着庶吉士的生活细节转。六部有书吏，衙门有差役，但翰林院的馆课事务又有自身特点，不能完全套用六部的办事方式。于是，围绕庶吉士形成一个专门负责联络、传递和照料的人，便有了现实需求。

“走馆”正是在这样的缝隙里出现的。

需要说明的是，现存清代正式官制文献中，对“走馆”并没有像对掌院学士、侍读、侍讲那样清楚的职额记载。因此，把它直接说成朝廷明文规定的正式官职，未免过于简单。更准确的说法是，它属于翰林院内部长期沿用的一种事务性差役或服务性职位，带有半官方色彩。

明清鼎革之后，清廷在北京接收并调整原有制度。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随后定都北京，翰林院的运作也逐渐恢复。顺治三年举行会试，清朝文官培养秩序进一步建立。关于陈广明被安排承担走馆事务的说法，正是出现在这一制度衔接阶段。

二、陈广明接手的不是官印，而是一套关系

范文程是清初重要文臣，曾参与清廷政务和制度建设。有关材料称，翰林院重新运作时，范文程注意到庶吉士入馆后缺少专门照应之人，于是让陈广明负责相关事务。

陈广明究竟以何种正式身份进入翰林院，今天已经很难从完整档案中还原。材料对他的籍贯、品级、任期记载也不够统一。可以确定的是，后来的传说和笔记把他视作走馆的开创者，并将这一差事与陈氏家族联系起来。

这项工作并不体面，却很讲究熟悉程度。走馆需要知道翰林院内部的办事次序，清楚哪位官员负责什么，了解庶吉士何时入馆、何时考试、何时散馆，还要与书吏、仆役、店铺和交通人员打交道。

换句话说，走馆掌握的不是文书上的权力，而是日常运转中的信息。

庶吉士初来时，往往需要领取或购买学习材料。考核前后，试卷收取、分送和保管也不能马虎。若有人临时患病、缺少纸笔，或需要办理一些馆内事务，走馆也常常是最先被找到的人。

这使陈氏一族形成了一种特殊优势：他们不一定有官身，却熟悉翰林院的门道；不直接参与决策，却掌握许多办事环节。只要服务能够持续，后来者便很难完全取代他们。

陈广明之后，陈氏家族据称一直承担这类工作。所谓“世袭”，未必意味着每一代都持有朝廷颁发的正式世袭凭证，更可能是前任离开后，由家族成员接替，并得到翰林院上下默认。它靠的不是一道明文诏令，而是多年形成的惯例和信任。

三、月费之中，藏着走馆的生计

走馆并非没有收入。庶吉士入馆后，通常有一定的生活费用或月费，这些钱用于学习、起居以及馆内相关支出。走馆负责代办许多事务，也就有机会从中收取费用。

费用名目并不总是固定。有的属于书籍、纸张和文具，有的涉及香烛、宴饮、传递、雇人等开支。某些材料还提到，庶吉士入馆时，走馆会以惯例方式收取一笔费用，或者代为购买必需品，从中取得差额。

这类做法放在今天很容易被归入强制收费，但放在清代官场环境中，情况要复杂得多。许多衙门的书吏、差役和杂役都要依靠规费、陋规或临时赏钱生活，正式俸禄往往不足以覆盖日常开销。走馆的收入来源，正是清代官府运行中“公费不足、杂项繁多”的一个缩影。

不过，不能因为当时存在这类习惯，就把所有收费都说成合理。走馆的费用是否得到正式许可，各项钱款如何分配，庶吉士是否可以拒绝，都缺少统一而清楚的记载。有关年收入达到百余两的说法，也应视为笔记材料中的概数，不能当作每一时期的固定标准。

有庶吉士私下抱怨：“入馆之后，纸笔书册样样要钱，难道没有一项是现成的吗？”

走馆往往回答：“馆课不能耽误，诸事由人代办，总要有些花销。”

这几句看似平常，却说明双方关系并非单纯的勒索与被勒索。庶吉士需要有人跑腿，走馆则依赖他们提供收入。只要收费不过分，且确实把事情办妥，矛盾便不会轻易扩大。

值得一提的是，庶吉士出身进士，日后可能外放地方，也可能进入中央衙门。他们不是没有身份和前途的人。走馆若只顾眼前利益，把每个人都逼得太紧，今日结下的怨气，很可能在日后变成麻烦。

陈氏家族能够长期留在翰林院，说明他们懂得其中的分寸。

四、真正维持世袭的，是“办事可靠”

走馆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接近庶吉士，又不能真正凌驾于庶吉士之上。它没有资格插手馆课评定，也不能决定庶吉士的升降，却可以影响许多具体事务的顺利程度。

书送得及时，考卷收得稳妥，临时差事办得利落，庶吉士自然愿意与之相处。相反，如果走馆借机欺压他人，或者在收费之外再三索取，哪怕背后有家族关系，也很难长久。

陈氏家族被传为衣着朴素、生活节俭，不以走馆所得铺张炫耀。这个细节未必能够逐代核实，却符合传统官场中的一种现实逻辑：靠服务取得收入并不可怕，怕的是把收入变成公开炫耀的资本。

一旦走馆家族住豪宅、穿华服、频繁宴饮，庶吉士和翰林官员便会把他们视为借机敛财的人。若家族成员保持低调，收费又有一定回馈，外界便更容易把这项差事看成一种“辛苦钱”。

散馆时的宴请，也是维系关系的一种方式。庶吉士经过一段时间馆课后，或升任他职，或外调任用，彼此即将分开。走馆设宴招待，表面是送别，实际也是把过去的账面往来、人情摩擦，放在一场公开聚会中重新调和。

席间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这些年书册纸笔，倒让你们陈家忙得不轻。”

陈家人只答：“诸位肯把事情交给我们，也是看得起这份差事。”

话说得不重，却把关系摆得很清楚。走馆不是官员，庶吉士也不是他们的属下。双方之间，是事务依赖和人情往来的结合。

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庶吉士人人满意。有人可能觉得费用偏多，有人可能认为走馆得利太厚。但只要服务确实存在，家族成员不以势压人，矛盾便多停留在私下议论，而不会发展成公开冲突。

五、一个例外，照见清代官场的缝隙

清代官制强调任官有序，正式职位一般不允许私人家族长期垄断。走馆却在翰林院内部形成了例外，这种例外并非完全依靠权力，也不是单纯依靠金钱，而是由三种因素共同维持。

一是专业熟悉。陈氏家族长期处理庶吉士事务，熟知馆内规则，外人接手后未必马上能够胜任。

二是利益交换。庶吉士需要便利，走馆需要收入，双方形成稳定需求。只要收费与服务保持相对平衡，这种关系就能持续。

三是家族声誉。世袭职位最怕败坏口碑。一名成员如果行为失当，受损的不只是自己，还会影响整个家族能否继续留在翰林院。因此，家族内部往往会形成某种约束，要求后人少惹事、少张扬、把事情办稳。

这正是走馆与一般临时差役不同的地方。临时差役可以随时更换，陈氏走馆却要经营长期信誉。对他们而言，庶吉士不是一次性的来客，而是一批又一批可能在京内外任职的读书人。

从这个角度看，走馆的世袭并不是传统官制的常态，而是制度空隙与实际需要相遇后的产物。它没有改变翰林院的正式权力结构，却在正式机构之外，补上了日常管理和人情联络这一层。

六、当清代官场走到尾声

随着清代制度不断调整，翰林院的职能也在变化。科举制度、文官任用和馆课安排，都经历过不同阶段的修订。走馆是否始终由同一家族承担，现有材料并不能给出一条毫无疑问的完整谱系；把它说成“数百年绝对不变”，需要谨慎。

但陈氏家族与走馆之间的传承关系，确实反映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在高度等级化的官僚体系中，正式制度之外，总会存在许多依靠惯例维系的事务角色。它们没有显赫名分，却连接着衙门与人员、规则与生活。

走馆之所以没有成为众矢之的，并非因为所有人都认可收费，也不是因为这项差事天然清白，而是因为它完成了别人不愿做、又不能不做的工作。收入是它存在的条件，服务是它继续存在的理由，节制则是它不被排斥的边界。

至于陈广明本人及其后代，究竟每一代都以何种方式接任，哪些费用属于惯例，哪些做法得到翰林院默许，仍应以具体档案、笔记和制度材料互相参证。历史中的“走馆”，正因为介于官与役、家业与公事之间，才留下了这种难以用单一身份概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