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两个山西老汉组建私人“军队”，中央军委得知，最终结局如何

1992年，山西洪洞与宁武之间，郭荣喜和李天佑把一张张伪造的任命书、军官证和公章，变成了他们招揽人员、收取钱财的工具。一个49岁，一个34岁，年龄、经历和性格各不相同，却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拼凑出一套貌似完整的“军事体系”。

这件事之所以引起关注，不只是因为涉案人员超过400人，更在于两名普通人竟然能够借助军队名义，设立办事处，授予军衔，招募人员，甚至接触到军装和部分警械装备。

表面看，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骗。往深处看，它利用了当时社会对军人身份的信任，也钻了基层证件核验、机构审核和治安管理中的空隙。

有些人看到军装便肃然起敬，看到“上校”“大校”便不再追问。正是这种心理，被郭荣喜和李天佑当成了可反复利用的筹码。

一、军人身份被当成了“通行证”

李天佑并非完全没有军旅经历。材料显示，他早年曾经入伍，后来因擅离部队等问题被除名。离开部队后，他又因违法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这段经历没有让他真正建立起对军队纪律的敬畏，反而成为日后冒充军人的外衣。懂一些部队称谓，知道军衔高低，也接触过军营生活，这些零散经验足以让他在普通人面前显得“像那么回事”。

但必须说清楚，曾经服过役，与拥有现役军人身份是两回事；了解军队称呼，也不等于可以代表任何军事机关。李天佑正是故意模糊这条界线，把个人经历包装成了权力凭证。

郭荣喜的情况则不同。他是洪洞人，曾经失业，生活处境并不稳定。两人走到一起后，选择的不是正常谋生，而是利用军队的社会威望制造身份。

1992年初，他们开始筹划所谓的组织。最初并没有真正的军事基础，连固定人员都谈不上。他们依靠的是纸面材料：文件、印章、证件、名册，以及一套听起来颇为正式的机构名称。

例如“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洪洞企业管理处”等名称，被写进文件或对外说辞之中。名称越长，普通人越难当场判断真伪；层级越复杂，越容易让人误以为背后有上级机关撑腰。

这种做法并不高明，却很有效。因为不少人并不熟悉军队机关设置，也没有条件直接向有关部门核实。一块假公章，配上一套军服，再加上几句带有命令口吻的话，便足以制造出一种“事情已经办妥”的错觉。

二、一场会议，搭起了组织的骨架

1992年1月下旬，郭荣喜在长治一处宾馆召集人员，打出“全国各地办事处、经销处、分支机构”的名义，安排各地代表参加活动。

这不是普通聚会。会上有人被许诺职位，有人被安排负责区域事务，还有人被告知，只要缴纳一定费用，便能获得相应的经营资格或组织身份。

据相关材料，参加者需要缴纳押金和费用，数额并不低。多名参与者交钱后，得到的不是合法机构的批文，而是伪造的证书、任命材料和带有军衔标志的身份凭证。相关筹款达到80余万元。

郭荣喜在这套体系中自封“大校”，李天佑则以“上校”身份活动。两人还向其他人员安排中校、少校等称谓，试图把一个松散的行骗团伙，装扮成上下分明的军事机构。

有人曾提出疑问：“这些材料到底是哪一级机关下发的？”

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属于内部文件，外面不能随便查。”

这句话看似神秘，实际是为了阻断核验。所谓内部文件，若不能通过正式渠道查明来源，就没有任何效力。可在当时，许多人缺乏辨别经验，只要看到印章和军衔，便容易把疑虑压下去。

郭荣喜负责对外筹划和发放材料，李天佑则更多参与人员招募与组织扩张。两人分工之后，组织开始从一次性收钱，转变成持续运作。

它需要不断吸收新人。新人越多，外界越容易相信它“规模很大”；分支越多，越容易给人一种已经获得承认的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滚动式扩张，靠新加入者的资金和身份认同，维持原有架子。

三、从假机构到“私人军队”

1992年3月以后，李天佑开始在山西多地招募人员。招募对象并不完全固定，有普通群众，也有亲友和熟人。部分人以为加入后能够获得工作、职位或某种特殊待遇，于是接受了所谓的任命。

组织内部开始出现“军官”“办事处主任”“分队负责人”等称谓。军服和假证件被用来强化这种角色分工。一个人只要穿上军装、佩戴相应标志，在陌生环境中便可能被当作有身份的人员。

这种扩张并不是单纯为了摆样子。军装和军衔承担着三种作用：对外制造权威，对内维持服从，对参与者形成心理约束。没有这些外在符号，所谓组织很快就会暴露；有了这些符号，许多人便会把服从当成正常秩序。

材料还提到，他们在山西洪洞、晋城、长治、沁源等地活动，并把触角伸向河南、河北、辽宁、江苏、山东以及广州等地。相关机构被包装成办事处、经销处或分支单位，数量达到44处。

有意思的是，组织名称虽然不断变化，核心手法却没有变化：先以军队名义建立信任，再以任命、经营、入伍等说法收取费用，接着用新成员和新据点扩大声势。

这期间，李天佑还把军人身份带入私人关系之中。据材料，他曾通过伪造任命书等方式欺骗阎姓女子及其家人，使对方相信他拥有较高军职。这样的行为说明，假军衔并不只被用于筹钱，也被用于婚姻、交往和日常生活。

军队身份之所以容易成为骗子的外衣，一方面是因为军人职业本身具有较高信誉，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社会信息流通条件有关。普通群众想核实一个“军区办事处”是否真实，并不像今天这样方便，许多事情只能凭纸张、印章和介绍人的口头保证。

但这不能成为替违法行为开脱的理由。身份可以核实，机构可以查验，军衔也有明确的授予程序。问题在于，一些人没有核实，另一些人则可能选择了对利益更有利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四、装备和暴力，让事情越过了红线

如果说伪造证件主要造成经济损失，那么军装、警械乃至武器装备的出现，就使事件性质进一步恶化。

相关材料称，这个组织曾设法购买军装，并通过不正当渠道取得部分警械装备。关于具体来源和数量，不同材料的表述存在差异，不能把未经充分核实的细节一概当成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纸面上的“军队”形象，而是试图让组织具备更强的威慑力。

这是一个危险变化。

原本只需要面对受骗群众的质疑，到了这个阶段，组织开始拥有影响他人、强行处置纠纷的条件。军装成为外在标志，器械成为威胁手段，所谓命令则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工具。

1992年12月4日，晋城发生了一起涉及这支假组织的暴力事件，群众随后向有关部门举报。此前，一些人或许还把它当成普通的办事处纠纷，或认为交钱之后没有得到承诺待遇，只属于经济矛盾。

暴力事件改变了性质判断。

一旦有人借军队名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威胁群众，问题便不再是“真假军官”这么简单，而是涉及社会治安、武器管理和国家军队形象。群众举报也由此成为调查启动的重要线索。

当时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变化，经济活动更加活跃，人员流动增多，各类机构和企业名称层出不穷。有人急于寻找工作和机会，有人希望获得特殊身份，也有人相信“熟人介绍”。这些现实因素叠加在一起，为假机构扩张提供了空间。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人员并非一开始就清楚组织的真实性质。有些人是为了挣钱，有些人是为了谋得职位，还有些人只是被亲友带入。组织规模因此迅速扩大，成员超过400人，但成员之间的责任和主观认识并不完全相同。

五、军地调查从核身份入手

举报出现后，事情进入了另一条轨道。军队机关不能仅凭社会传闻采取行动，地方部门也不能把冒充军人的案件简单当作普通纠纷处理。要查清事实，必须核对文件来源、人员身份、机构设置以及装备流向。

1993年3月，相关调查力量进入山西，对洪洞、晋城、长治、临汾等地的情况展开摸排。北京军区和山西省军区参与其中，地方公安等部门也承担了相应的协查任务。

调查重点并不在于判断某个人穿得像不像军人，而是看其是否有正式编制、是否存在合法任命、印章从何而来、办事处是否经过批准，以及资金和装备怎样流转。

这类核查看似琐碎，却是拆穿假组织的关键。假军队可以伪造一份文件，却很难让所有环节彼此吻合；可以安排一个头衔，却无法在正规名册中找到对应身份；可以设立一个据点，却无法证明它拥有合法授权。

调查人员还需要区分不同涉案人员的情况。郭荣喜和李天佑属于组织策划和核心操纵者，其他“军官”及办事处人员，则要根据具体行为、获利情况和参与程度分别认定。400多人被收审，并不意味着每个人承担完全相同的责任，后续仍须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中央军委得知有关情况后，案件受到更高层面的重视。原因很明确：冒充军队不仅欺骗群众，也可能损害人民解放军的社会信誉。若任由这种组织继续扩散，地方群众很难分辨真伪，正规军队的名称、军服和军衔也会被反复滥用。

军地协作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军队负责核验军事身份和相关标志，地方部门负责社会面调查、人员控制与证据衔接。双方各有职责，又必须把信息汇总到同一案件中，避免出现相互推诿。

六、据点被清除，人员移交司法

调查完成后，军地方面对相关据点实施集中处置。行动目标不是进行一场武装对抗，而是迅速控制核心人员，查封伪造材料，收缴军装和器械，切断各地分支之间的联系。

据材料，行动最终捣毁44个黑据点，400多人被收审并移交司法机关。郭荣喜、李天佑等核心人员受到控制，那个依靠假证件、假军衔和假命令维系的组织随之瓦解。

这一结局说明，所谓“私人军队”从来没有真正的军事基础。它没有合法编制，没有国家授予的指挥关系，也没有任何可以替代国家武装力量的资格。支撑它的只是伪造材料、利益诱惑和参与者的误判。

从案件过程看，最值得注意的并非两人如何给自己安排军衔，而是他们如何把身份、资金、人员和据点串成一张网。身份用于吸引信任，资金用于维持活动，人员用于扩大声势，据点则让外界误以为组织已经得到认可。

这套网络一旦遭到正规机关核查，很快就会暴露出断裂之处。伪造的公章无法对应真实机关，虚构的任命无法进入正式档案，所谓全国体系也经不起逐地核对。

案件的历史节点停在这里：非法组织被清除，涉案人员被移交司法机关，相关材料和装备由有关方面处理。两名山西男子借军队名义搭起的“体系”，没有成为任何真正力量，只留下了一宗因冒充军人、伪造文件、骗取钱财并扰乱社会秩序而被查处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