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没炸开国大典?周至柔多次请示,老蒋最后只说”任务取消”

1949年10月1日，广州。按照较广的一种说法，那天空军司令周至柔一次次打电话请示出动，蒋介石一直回答“再等等”。

周至柔提醒，再不起飞就赶不上了；最后，他等来的是四个字：任务取消。能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天下午，北京上空没有出现国民党的轰炸机。

比起他“想不想炸”，更关心的是他还能不能炸得成。开国大典是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举办的。把这样一场大典办好，本身就很不容易。

解放军打了这么多年仗，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头顶上没有“帽子”，空中敌情一直让人顾虑。这种顾虑并非凭空而来。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出动6架B-24轰炸机飞到北平南苑上空，在机场附近投下30多枚炸弹，烧毁近200间房屋，死伤20多人。这时距离开国大典只剩五个月。

当时国民党在浙江定海有机场，湖南衡阳还没有解放，成都也还在其手里。B-24、B-25轰炸机可以从台湾起飞，在定海加油后再飞北京，也可以从成都起飞，加满油往返够得着。

据当时测算，国民党在大陆上至少还有6个机场能起飞轰炸机来炸北京。还有讲述提到，蒋介石一度想跟南朝鲜商量，让李承晚同意他使用汉城附近的机场，那样离北京就更近了。但李承晚不敢答应，一旦点头，后果他自己都难以想象。

转折出现在6月2日。青岛解放后，国民党空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前进基地，活动范围受到限制。舟山群岛一带的机场，则成为北平防空必须重点防范的方向。起飞路线拉长了，无论是预警时间还是飞行时间，都让空袭北平变得更加困难。

接下来要定的是时间。我们现在办庆典一般放在上午，开国大典却定在下午，这很特别。日期和地点8月份就基本确定了，具体时段到9月份才最后敲定。

从国民党军用机场的分布来看，下午三点最合适：敌机如果那个时候来炸，再往回飞就比较危险了。

这笔账算得很细。B-24当时没有夜航设备，舟山群岛到北平直线距离1230公里，单程就要3个小时左右。大典开始得晚一些，敌机就算来了，天黑前也很难顺利返航。

开始时间还一直保密，直到10月1日典礼开始前5小时，才由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外公布。说到这里，“为什么没炸”的答案已经露出一半：这个窗口不是蒋介石自己关上的，而是被一点点压窄的。

光有时间差还不够。1949年8月15日，南苑机场成立了我军第一支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中队。它装备了6架P-51战斗机、2架蚊式轰炸机和2架PT-19教练机，9月5日起承担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

那时候没有雷达，只能靠人眼观察，再用电话、电报向北平报告。一旦发现国民党飞机起飞并飞过西安，南苑机场的战斗机就准备升空，此外还准备了“最后一手”。

为了防止敌机突破外围防线，防空部队还在端门前西侧广场设置了最后一道防线，部署4门经过伪装的高射炮。

地点也经过一番权衡。当年还有一个方案是在西苑机场举行，负责安保的公安部门非常支持，因为那里周围环境简单，可以很安全地进行。西苑机场在1949年3月25日已经举行过一次阅兵。但它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

那时还没有电视直播，只有广播直播，放在那里就没法让更多群众亲眼看到开国大典。天安门有现成的阅兵台，古代名叫承天门，象征意义不一样。

可这里四通八达，周围还有一些能俯瞰广场的制高点，保卫工作非常费力；最后中央还是确定把天安门作为开国大典的举办场所。这个取舍很有分量。

放下了安全上更稳妥的方案，换来的是当天30万北京各界群众汇聚广场。人越多，意义越大，防空和安保的压力也越大，所以命令下得很硬。

参加游行和受阅的部队早就被告知：就是下刀子也不能乱跑，炸弹真落下来，一跑全场就乱了。对飞行员也有要求：万一飞机出故障，绝不能让飞机扎在城里、扎在广场的群众头上，要往城外飞。

地面上最难防的是人。当时北平城里还有几千名特务没有清理干净，尽管已经下了很大力气，仍有人在活动。

天安门城楼上端茶倒水的，其实都是北京市公安总队的便衣，专门选了四十个高中毕业生，其中好多是女学员。从水源一直到城楼倒水，水始终不离手，就是为了防止有人下毒。城里的清理也在同步推进。

一方面让新警和旧警一起出警，旧警熟悉胡同和居民情况，新警负责政治方面的保卫；另一方面建立联防联保，对每个人进行登记清查。开国大典之前，每条胡同都清查过，闲杂人员、政治可疑人员全部登记在册，这叫“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空中的安排更特别。空军那时还没有正式成立，最终有17架飞机、5种型号参加受阅。飞得最快的P-51飞完一遍后绕一圈，再接到最后一个梯队后面，看上去总共有26架次。

外国记者因此报道，新中国好像一夜之间就有了自己的空军。受阅机群中有4架战斗值班飞机，机枪装有实弹，分别是两架P-51和两架蚊式飞机。它们在参加受阅的同时，还承担着空中警戒任务。带弹受阅飞行，在世界阅兵史上史无前例。其中两架带弹飞机的飞行员，还是从国民党那边起义过来的。

第一个三角队形由邢海帆、孟进、林虎组成。邢海帆打落过日本飞机，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击落过美国飞机；孟进则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这一笔很耐人寻味。

按惯例阅兵不带实弹，北京这边偏偏这样安排，说明从来没把希望寄托在对手手软上。

当时的家底确实薄。受阅部队的武器主要来自缴获，一个班的枪都五花八门，只能调换，让这个方队全用三八式，那个方队全用英国造步枪。装甲方队里，董来扶驾驶的“功臣号”是一辆日本九七式坦克，外号“老头坦克”，零件老出故障。

预案是前车一旦抛锚，后车马上顶上去，把它推到三座门边。实际阅兵中真有一辆装甲车抛锚，后车按预案把它顶了出去，“老头坦克”倒是顺利完成了任务。再回到开头的问题。

说蒋介石那天是“心软”，站不住脚。开国大典过后不到两周，从1949年10月13日到1950年3月14日，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机场、发电厂、工厂和市区进行了五次大规模轰炸，死伤军民近两千人。

北京没被炸，更像是因为能下手的空间已经被挤没了：基地被逼退，时间被卡死，消息封锁到最后五小时，空中有人带弹值守，地面有人寸步不让。电话里那句“任务取消”，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接受现实。

那天下午，广场上打破国际礼仪中鸣礼炮21响的惯例，响起了28响礼炮，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七十多年后再看这段往事，我的体会是：和平从来不是对手给的，是自己做足准备才守住的。今天谈台海和平稳定，这个道理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