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救国，心系民众：孙中山的澳门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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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连胜街68号，镜湖医院慈善会大院里立着一尊很特别的孙中山铜像。他既没有穿标志性的中山装，也没有披挂上英武的大元帅戎服，而是身披医生长袍，胸前挂着听诊器，这尊铜像表现的是那个26岁的年轻医生孙文。

铜像背后是镜湖医院，在院区有一座飞檐翘角的两层中式亭阁——镜湖历史纪念馆。这座1989年建成、2001年完成扩建的场馆并不大，夹在连胜街的老骑楼和镜湖医院住院部之间。从外面看，更像慈善会大院里多出来的一间偏厅。但只要推门进去，当中庭那方来自19世纪的“镜湖医院”门额石刻映入眼帘时，就不像在逛一个普通院史馆了。因为它所讲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澳门华人怎样借一间医院，医人、济世、救国。

镜湖医院，位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连胜街68号，院内有镜湖历史纪念馆。院前的孙中山铜像身穿医生长袍，胸前挂着听诊器，所表现的是26岁时前往澳门、在镜湖医院当医生的青年孙文形象。摄影/王静

华人自己办医院

面积约531平方米的镜湖历史纪念馆并不大，展陈却分得清楚：中庭、左展室、右展室，三块各有侧重。中庭最醒目，“镜湖医院”门额石刻、清廷所赐“旨建坊”、《倡建镜湖医院碑记》一并摆着，像把华人自己办医院这件事，一层层摞给每个到来的人看；前主席何贤、林炳炎、马万祺及首任院长柯麟的半身铜像立在侧旁。主道两旁嵌着碑志，还有光绪十年（1884）“炙光希义”牌匾。

这些物件的起点，是清同治十年（1871）。彼时，距离1849年澳督亚马留封闭中国海关在澳机构、停付地租、驱逐清廷驻澳官员，葡萄牙对澳门由“租居”转向实际殖民统治，至此已过去22年。尽管当时还未逼迫清廷签约，但葡方对澳门从“租居”转向实际殖民统治已是事实。在这套殖民统治下，当地华人地位和处境明显下降，其中面临的一大困难是医疗问题。当时澳门华人社群遇病靠中医郎中，遇疫靠善堂施茶，贫民病死往往连口薄棺都凑不出。这种情况下，香港、澳门以及南洋的一些爱国华人绅商深知殖民政府靠不住，于是自己凑银子、自己请医生、自己立规矩。同治十年（1871），澳门镜湖医院创立，一开始它既不是“政府医院”，也不是某一姓一族的私医馆，而是澳门华人社会共同养出来的慈善医疗机构：中医为主，赠医施药，兼办殓葬、救灾、济寡。

镜湖历史纪念馆中庭陈列的历史物件，以1872年的“镜湖医院”石刻和1893年的“旨建坊”匾额为代表，呈现了镜湖医院的早期历史。馆内还展示了各式牌匾、孙中山手迹和重要历史文件等。摄影/王静

中庭与馆内展柜里的旧物，恰好替这段建院史作了注脚。例如两广总督部堂、广东巡抚部院分别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给镜湖分院的熟田、草白坦院照，也就是不同土地的确权文件，印证了清廷在澳葡管治缝隙中仍对这家华人善堂予以官方认可，当时的医院、慈善机构往往依靠这些拨给的田地收租来维持医院的日常慈善开销；而光绪二十二年（1896）省港时症流行、拟专设医师常驻疫局的记录，则可以看到镜湖医院“施医赠药”的日常分量。展柜里那杆用来称名贵药材的木制“厘秤”，连同旧药匙，提醒着参观者，镜湖起家本是以中医为底；另有一方“洪圣大王宝玺”木印与说明，又透出早期华人社会信仰。在殖民统治下，华人把看病、济贫、埋葬贫病死者，甚至祈福护佑都揽在了一处。

也正是这样一个扎根华人社会、既守中医传统又逐步接纳西医的镜湖医院，在1871年倡建、1872年勒石后，逐渐成为澳门华人自己的医院。这也不只是写在药单上的医疗救济，还包括诸多社会建设，例如光绪十五年（1889），镜湖医院集资扩筑澳门通拱北的“高沙石路”，这段路旧称“莲花茎”，是一条狭窄不平的小路，也是唯一陆路通道。莲花茎两侧临海，行旅车马往来不绝。光绪元年虽曾募修，终因沙浮土薄，风雨一至便飞沙流土、险象环生。1889 年，镜湖医院再度集资扩筑高沙石路，路况方得大改。

镜湖还有“义地”——当年镜湖医院建于三巴门外，在两大山岭之间，其西南面是大炮台山，院区周边山野草莽间旧坟累累；医院建成后，连贫病死者也无地可葬。澳门慈善人士认为镜湖筹办慈善殓葬事宜有益于贫苦大众，非常同情和支持。为埋葬贫病死者之义地急需另行寻觅，一些当地慈善人士及邻近乡绅合资购地赠与镜湖，或以捐神庙香油钱名义，或以市价售与镜湖作为义地。

1892 年，青年医者孙文迈步而来。他所面对的，除却一间实体医院，更有华人社群自行搭建起的完整信任网络。

医者孙文与镜湖

镜湖医院和孙中山的关系，远比“他来当过医生”要深远。走进左展室，就能看到华人之间这份信任的具象载体：两张借款单据复制品——第一张落款时间为光绪十八年（1892）十月三十日，由吴节薇作保，孙逸仙亲笔署名。而这借款撑起来的，是澳门早期“中医施药、西药赠送”并行的诊所。

孙中山对澳门并不陌生。他的故乡翠亨村与澳门毗邻，两地原来也同属香山县的乡土，据说少年时代的孙中山就曾随父兄去过澳门数次，而有案可稽的第一次，是孙中山12岁前往檀香山读书时，曾经澳门乘船，在这里留下足迹。五年后，孙中山归国前往香港继续深造，澳门同样是其往返省港的必经之地。后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自述，在香港就读“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

但澳门与孙中山事业产生实质上的联系，是他从香港西医书院肄业后，赴澳门行医开始。1892年9月，孙中山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师。正如前文所言，这所医院自建立以来，一直以中医中药为主治病，孙中山的到来，让西医在澳门华人社会里第一次有了制度性落点。1892年12月，孙中山由澳门士绅吴节薇等担保，向镜湖医院借款银1440两，开设中西药局，地址设于澳门草堆街80号，主要活动为向病人进行“西药赠送”。孙中山也认为澳门对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他后来说：“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有正式的提倡，有之，自澳门始。”

镜湖历史纪念馆内陈列的孙中山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借据（复制品）。光绪十八年（1892），孙中山由澳门士绅吴节薇等担保，向镜湖医院借款银 1440 两，开设中西药局。次年，孙中山再借“贰仟肆百大员”、附赠医两小时

那张光绪十八年（1892）的借据只是开头。光绪十九年（1893），孙中山再借“贰仟肆百大员”、附赠医两小时。而在《镜湖医院志事录簿》中，也记载孙中山的两笔借款，即“存孙逸仙翁揭本银壹仟肆佰肆拾两”及“存中西药局孙逸仙揭本银壹仟柒佰贰拾捌两”。

或许有人好奇，孙中山在澳门期间，除了行医外，是否也用从镜湖借得的这笔钱从事革命活动呢？可以得知，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时间并不长，1892年秋到来，1893年春即离开。而这半年中，孙中山的主要活动还是行医，他每日下午1时至3时在仁慈堂右邻写字楼诊症，星期日10时至12时在此接种牛痘。其间他与葡萄牙友人弗朗西斯科·飞南第（Francisco Fernandes）时有来往。此前飞南第曾在香港担任报馆及法院翻译，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两人相识并成为好友。回到澳门后，飞南第创办中文周报《镜海丛报》，在1893年7月25日的报道《神乎其技》中，盛赞孙中山医术高明。

可以看到，镜湖历史纪念馆没有夸大孙中山在澳门的革命活动，但翻开史料可以看到，从香港读书到澳门行医期间，孙中山革命思想已经萌发，正如其自述“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可以说，澳门是孙中山先生踏入社会、走向世界的第一站，也是他开展革命活动的起点。

同时，澳门也是孙家的“第二故乡”，孙中山父亲孙达成早年在澳门务工，兄长孙眉晚年定居澳门并于此离世；原配夫人卢慕贞、次女孙婉、外孙女戴成功等亲属长期在澳门生活。镜湖医院因此与孙中山家族数代人深度联结，在爱国力量的接续守护下，书写了一段跨越世纪、情暖濠江的历史佳话。

救亡与教育

孙中山在澳门待的时间很短，可他的思想比人留得更长久。十年不到，水坑尾、白马行、连胜街一带的华人青年里，“革命”二字已经从报纸钻进了酒馆和书房。1905年前后，革命党人刘思复在澳门频繁活动，反清小册子顺着镜湖周边的华人网络流动；1909年同盟会澳门分会成立，以乐群书社作掩护，卖新书、藏密信、接济过境革命者，表面是文人聚脚处，背地里已是珠江口外一处革命转运站。香山起义的枪声、民军过澳筹饷、镜湖绅商暗中垫银，都说明当年那个年轻医生所在的澳门，已经从他的“行医之地”变成了革命的外围基地之一。

镜湖历史纪念馆，位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连胜街 68 号，由镜湖医院慈善会倡建，1989 年建成，2001年完成扩建，主体建筑采用仿中式亭阁设计。该馆以展示镜湖医院历史为核心。作为澳门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医疗机构，镜湖医院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引发各地纷纷响应，次年清帝退位，清朝灭亡。但对镜湖医院来说，在澳门这片土地上，华人社会还要继续自力更生地活下去：瘟疫还要防，贫民还要葬，战事一来还要抬担架。正因如此，当1931年日寇侵华，家国危难之际，这家扎根华人社会的医院，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澳门救亡图存的中枢。

早在1931年，镜湖联合澳门商会、同善堂发起筹备救伤组织。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镜湖值理会议决汇出大洋5000元，托上海广肇公所赈济上海兵灾，展柜中留存的正收据，便是其跨域援救的早期印记。至1933年12月，“镜湖医院救伤队”正式成立，宗旨朴素而明确：“以备地方偏灾，为公众之防卫。”

1937年七七事变后，镜湖值理会议决“筹组救护团，遇华南有战事即可参加祖国抗战”。同年10月，由镜湖值理及社会人士共53人发起，“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成立，推举徐伟卿为团长，柯麟等负责训练。这支队伍先后派遣百余名学员多次奔赴广州、中山等地前线救助。与此同时，镜湖频繁召开会议，调集物资，并大量收治从内地转澳的伤病员。

随着华南战事蔓延及1941年香港沦陷，澳门人口激增至战前三倍，难民颠连无告。据战后澳门相关年鉴统计，镜湖承担了全澳九成以上（约98.72%）的贫病救治。1943年至1946年间，镜湖赠医超30万人次，赠药逾56万剂，留医两万余人；1941年至1945年免费葬殓近1.5万具遗体。在日伪特务暗中监视的险境下，镜湖还于1943年应英领事馆之请，收容英美籍贫病难民，展现了救死扶伤的担当。

从修路筑桥到战时救伤，镜湖医院的历史轨迹始终与华人社会的存亡交织。抗战胜利后，医院并未立刻卸下重负。战后难民滞留、疫病未消，镜湖继续施医葬殓，诊室照开，贫病照济，护士学校照办，镜平学校也从义学、平民小学，逐步发展为涵盖幼教到中学的完整教育机构。镜湖在教育机构方面之所以在战后迅速发展，得益于一位叫柯麟的“红色医生”，他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著名的医学教育家，曾长期服务镜湖。1946年柯麟出任镜湖医院院长后主持医务与校政，他对于镜湖的医学教育建设非常重视，在其努力推动下，于1923年创办的镜湖护士学校步步升级，其后数十年间，这所学校的办学质量越来越高，终在1999年正名为“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待到20世纪末澳门回归时，镜湖已换了全新面貌：透析中心、康宁中心、高压氧中心先后立起；复杂手术做得动了，临床研究做得出去了，和内地及海外医学院也坐到同一张桌子前。当年那方1872年石刻上写的“镜湖医院”，早已不是善堂里几间药房、几杆厘秤的模样。不过，走进镜湖历史纪念馆，人们会发现：中庭的石刻没动，馆前孙中山还披着医生长袍，柯麟的半身像仍坐落馆内，纪念馆里的一切，依然在致敬着来时路。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11月上，原标题为《澳门镜湖历史纪念馆 行医与救亡的双重奏》，有删改。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