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刚刚换旗。陈毅坐在市长办公室里,盯着一张白纸,上面该写的是——新上海第一任公安局长的名字。
这座城市地底下埋着两万多名特务,青帮的根须扎进了每一条街道,旧警察系统烂到骨子里。

这个位子,不是荣誉,是一块烫手的炭。谁来接?
先从头说。
1912年,河南省濮阳县,一个孩子出生在一户穷得没有一分土地的家庭。父亲能打梅花拳,却打不过命运。这个孩子叫李士英。
父亲咬着牙供他念书,理由很朴素——能认字,就不至于被人一辈子欺负。然而13岁那年,父亲病死,家里的天塌了。李士英辍学,进了井店镇的一家布店,开始当学徒。
如果历史就这么走下去,他大概会在柜台后面老死,成为一个普通的布商。
但1927年,革命浪潮冲进了这个小镇。共产党员赵纪彬、李大山以教书为掩护,在井店小学秘密发展组织。年仅15岁的李士英以校工身份加入共青团,担任中共濮阳县委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联系基层。

这一脚踏进去,就再没有出来过。
1929年,他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同年,濮阳县委因叛徒出卖遭到毁灭性打击,李士英侥幸逃脱,辗转流亡,被调往天津继续做地下工作。
到了天津,他接到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天津河北区地下党负责人李纯叛变了,改头换面当上了天津警察局的侦缉员,专门带着特务去抓昔日的战友,手上沾满了同志的血。北方局下了死命令:必须除掉此人。
这件事落到了一个不到18岁的年轻人手上。
李士英没有慌。他想出一个办法——利用叛徒急于找到中央负责人邀功请赏的心理,派人与李纯接头,谎称有中央代表要见他。李纯果然上钩,兴冲冲赴约,等待他的不是升官发财,而是制裁。
这一次行动,让上级彻底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东西——冷静,胆大,脑子快。

1930年冬天,李士英被调往上海,进入中央特科第三科。这支队伍另有个名字叫"红队",也叫"打狗队",任务只有一个:惩处叛徒,保卫中央。
红队的人,个个身手了得。每人配一把手枪、一把匕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上海租界的大街小巷,来去无声。李士英枪法奇准,人送外号"神枪手",在这支队伍里很快站稳了脚跟,成为骨干。
就在同一个体系里,情报科的科长,叫陈赓。两人不同科,但在那个生死与共的地方,谁的枪法如何、关键时刻靠不靠得住,彼此心里都有数。
这段历史,十九年后,将在上海的另一间办公室里,被一句话重新激活。
1932年初,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核心人物,叛变带来的连锁反应是灾难性的。党内一批革命意志薄弱的人趁机翻脸,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鹰犬,疯狂出卖组织和战友。其中两个人最为猖獗:王斌和曹清澄。

王斌叛变后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长,曹清澄任情报组长。这两个人联手,直接导致大批地下党员被捕牺牲。中央特科以革命法庭的名义,宣判二人死刑,将执行任务交给了红队。
任务落到了李士英头上。
问题来了:他不认识这两个人。
李士英手里只有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集体合影,还是模糊的。怎么办?红队的同志在繁华的南京路上逛街时,偶然发现王开照相馆橱窗里陈列着这张集体照,当即出高价请照相馆老板加印放大两张。照片放大后,再请认识王斌的人逐一辨认,最终锁定了面貌特征。
接下来,就是等。
李士英在王斌住处附近租了一间房,日夜蹲守,把叛徒的出没规律摸得清清楚楚。1932年4月22日下午,王斌准备乘人力车出门。埋伏多日的李士英突然闪出,两枪。王斌当场毙命。李士英跳上出租车,消失在法租界的车流里。

第一个,解决了。
5月16日,轮到曹清澄。李士英在闹市区发现了目标,时机稍纵即逝,他当机立断,拔枪射击。但这一次,运气没有站在他这边。
枪声惊动了法租界的巡捕。
李士英没能跑掉,当场被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行动小组的另外两名成员。
被捕之后,等待李士英的是一套完整的审讯流程——酷刑、威逼、诱供。敌人知道这个年轻人背后一定有组织,用尽了手段。李士英咬死不招,一句话没有说。庭审在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展开,党组织在外面拼命营救,请了上海著名律师唐豪、史良、薛笃弻、章士钊为他辩护。
因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李士英背后有政治背景,庭审陷入了僵局。
从1932年被捕,到1935年终审,李士英在敌人的牢房里熬了整整三年多。
1935年7月,国民党最高法院终审裁决:死刑改判无期徒刑。随后他被押送到马斯南路的国民党第二特区监狱服刑。

那里关着十几名政治犯,有刘田夫、熊瑾汀、李一平等党内前辈。李士英虽然身体已经虚弱到站起来走路都难,但这些老同志的言谈举止,反而让他在铁窗里把革命的底色磨得更深。
外面的世界继续动荡。
1937年,日军对上海发动轰炸。监狱方面按照军方要求,将在押犯押送到前线充当民夫,运送弹药。8月18日清晨,日机再次狂轰滥炸,运输现场乱成一锅粥。爆炸声、火光、哭喊声,所有秩序瞬间崩塌。
李士英就在这一片混乱里,跑了。
这是他蹲了五年监狱后,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出逃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躲藏,而是到处找组织。他在上海街头辗转多日,终于碰到了曾在中央特科共事的旧识。对方引荐他见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安排他前往延安。

李士英经南京到西安,由八路军办事处护送,1937年11月抵达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和中央情报保卫训练班学习。
五年多的囚禁,没有磨掉他的锋芒。那段经历,反而给他镀了一层普通人没有的东西——见过最坏的局面,知道怎么在绝境里撑下去,而且不开口。
陈云后来评价他说过一句话,简短,但分量很重:"特科出过若干个有名或者党内大多数人不知名的有功绩的同志,李士英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从延安出来之后,李士英开始系统性地积累城市公安工作的经验。
1939年,他接到一项分量极重的任务——护送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病。这趟行程危机四伏,但李士英凭借多年地下工作磨出来的直觉和经验,圆满完成了护送任务,人回来了,事没有出。
这不是运气,是能力。

此后整个抗战期间,李士英在山东根据地主持公安保卫工作,又在苏皖边区继续积累。他不是那种只会打枪的人,他开始懂得怎么建体系、管队伍、治地方。一套完整的情报工作逻辑,在这段时间里逐渐成型。
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公安总局副局长。特别是在山东担任公安厅厅长期间,将一个局面复杂的省份的治安秩序重新理顺,成绩有目共睹。
这些年,他从来不出风头,不抢功劳,做的全是硬活——抓叛徒、肃特务、建制度、训干部。为了迎接上海解放的那一天,李士英和他的部下整整准备了一年多。
在渡江之前,他在济南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工作汇报会,调集干部组成调研工作组,专门总结城市治安管理经验,还创办了华东警官学校,系统培训南下接管干部。等大部队到了丹阳待命时,所有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接管上海,不是临时起意,是备好功课才上台的。

1949年春天,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但上海这座城市,比任何一个人想象的都更复杂。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另一端也在做着部署。
国民党撤退之前没有闲着。特务头子毛森在福州路185号的五楼办公室里,连续下令逮捕了三千多名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并杀害了其中的三百多人。5月7日深夜,他还下令将长期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站的功勋情报员李白、秦鸿钧等人就地处决。5月24日,临逃跑前,又在南市看守所秘密屠杀了一百三十多人。
然后毛森跑了,留下一个烂摊子,留下两万多名潜伏特务,留下一支腐烂的旧警察队伍,留下整个青帮的盘根错节。
新市长陈毅坐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想这个问题:谁来当公安局长?
而就在这时候,陈赓出现了。

两个老战友谈起公安局长的人选,陈赓沉吟了一下,说了一句让陈毅眼睛一亮的话——特科的神枪手,被国民党判过死刑都没死成,让他来干这活,你看怎么样?
李士英。
陈毅当即拍板:就他了。
这番对话背后,是两个人心里都明白的一套逻辑:上海这盘棋,需要的不是一个懂管理的文官,也不是一个会打仗的武将,而是一个见过特务、蹲过大牢、知道这行水有多深、还能在复杂局面里保持冷静的人。
满足这些条件的,李士英是最合适的那一个。
1949年5月25日凌晨零点,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和所属各分局纷纷悬挂起白旗。
上午,在丹阳待命的公安部队接到命令——进驻上海。

37岁的李士英,身着土布黄军装,腰别手枪,胸佩标记,腿扎绑带,带着1600多名公安干部,冒着还没完全停歇的枪炮声,登上了奔赴上海的闷罐子火车。
那列火车,车厢外弹痕累累,是从战场里开过来的。但车上红旗飘扬,歌声嘹亮。暮色四合时,火车驶入上海真如站,队伍分乘四十多辆军用大卡车进城,开着大灯,一条长长的火龙,驶进了徐家汇交通大学。
当晚,秘书给李士英安排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休息。他摆了摆手,说攻城的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我们住房子里已经很好了,怎么能图享受。当晚,他走进战士们的篮球场大通铺,在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席地而睡。
但他心里没有睡着。真正的仗,刚刚开始。
进城第一件事,先摸清楚敌人。
当晚,李士英脱下军装,化装成市民,独自走进夜色朦胧的徐家汇街头。那时候的街道,弹片纸屑散落一地,商店大多虚掩着门,行人稀少,整座城市还笼罩在战争结束前的惊恐里。

他摸黑找到了上海市警察局地下党委书记邵健的家。
邵健拿出一本《王云五小辞典》。这不是一本普通的词典。早在三十年代,地下党就已经潜入了租界巡捕房,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警委已经设有一个总支、二十九个支部、五百多名中共党员,所有名单、警号、单位,全用英语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混合加密,藏在这本辞典里。
李士英翻看这本书,那一刻他大概明白了——他们不是空手进城的,地底下早就有人在等他们。
5月26日,李士英在交通大学操场主持召开南下干部与旧警察局地下党员的会师大会。他在临时搭起的讲台上大步流星地走上去,对着话筒说了一句话: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南下公安干部和上海市警察局地下党员汇合的日子,这标志着上海旧警察局的灭亡,新公安局的诞生。台下掌声如浪。
5月28日清晨,大雨过后,天空湛蓝。
李士英率领接管人员雄赳赳地走进了福州路185号——这里是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总部,曾经的屠杀者的老巢。接管干部荷枪实弹地进入大院,只见四周高楼的窗洞里,许多人手持大小不一的白旗,向解放军挥手高喊欢迎。

代理警察局长陆大公站在五楼,恭恭敬敬地走进来汇报情况,最终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印章,郑重地交到了李士英手中。
这枚印章,后来被磨平,重新刻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印章。
1949年6月2日,上海市长陈毅宣告: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成立,任命李士英为首任局长,扬帆为副局长。
李士英从陈毅手中接过任命书,面色凝重。他知道这不是一份荣誉,是一副千斤重担。站在那间宽敞的局长办公室窗前,望着鳞次栉比的高楼上飘扬的红旗,他想的一定不是庆功,而是——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他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第一关:接管旧警察队伍。
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留下了将近一万四千名旧警员,涵盖刑侦、治安、交通、消防全系统。李士英带来的1600名公安干部,面对600万人口的上海,根本不够用。

怎么办?他做了一个在当时引发争议的决定——大规模留用旧警察。
他公开宣布:只要旧警员愿意继续工作,不用担心,工作好坏是唯一的标准,不分新旧。这句话迅速稳住了旧警察队伍的情绪,避免了大规模的逃散和混乱。
但另一面,他在内部同步布下了筛查网络。对有特务背景的人员逐一甄别,凡是劣迹昭著为人民所不容者,一律清除,绝不手软。表面上留人,内部在筛人,两件事同时进行,没有让任何一边看出破绽。
旧警察和新干部,都对他心服口服。
第二关:肃清潜伏特务。
国民党撤退前埋下的两万多名特务,是悬在新政权头上的一把刀。他们有的潜伏在居民区,有的混在旧警察队伍里,有的甚至已经渗透进了新政权的机构。秘密电台在深夜继续发报,暗杀计划一个接着一个。
陈毅市长的名字,后来被证实出现在至少八起暗杀计划的目标名单中。

李士英的应对策略分三步:先摸底,搞清楚敌人的底数和分布;再登记,举办反动党团特务的公开登记,给主动交代者以出路;最后依法处置,坚决打击。
这个节奏不急,但极稳。不是一拥而上,是一步一步卡死。
在他的部署下,上海公安系统在短时间内破获了大量潜伏案件,缴获秘密电台,瓦解了多个暗杀小组。上海滩地底下那张网,一点一点被撕开。
第三关:对付青帮势力。
青帮头子黄金荣在上海经营数十年,门徒遍布三教九流,势力盘根错节,根须扎进了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血管。
对付这种势力,简单粗暴地一刀切,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放任不管,等于给新政权留着一颗定时炸弹。
李士英的办法:恩威并施。

一方面通过政策施压,让黄金荣交出门徒名册;另一方面给他一个体面的台阶,不把事情逼到鱼死网破。最终,黄金荣主动配合,甚至亲自上街扫马路,以示服从新政权。
这一幕传遍上海滩,比任何宣传都有说服力。老百姓第一次实实在在感觉到,这座城市的主人真的换了。
第四关:铁面无私,整饬内部。
就在外部的乱局还没有完全平定的时候,内部出了问题。
一名从丹阳南下的干部欧震,利用军代表身份在上海敲诈勒索、强占妇女,严重违反纪律。更糟糕的是,此人还隐瞒了自己曾是国民党员的身份。
事情查清楚之后,李士英没有犹豫,在处理报告上批了两个字:枪决。
这两个字震动了整个上海公安系统。新政权的公安,绝不容许腐败这个口子开出来。一旦开了,就烂了。
第五关:对外国势力,寸步不让。

有一次,一名美国领事馆人员在上海制造事端,被带到公安局后态度嚣张,声称自己是外交官,享有豁免权。
李士英的回应极为硬气——美国既然不承认新中国,双方之间就不存在外交关系,自然也谈不上豁免权。 最终,对方不仅赔偿了全部损失,还被要求在《解放日报》上刊登道歉信。
这件事让整个上海轰动。那个时代的老百姓,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对外国人说话,还赢了。天,是真的变了。
从1949年到1950年代初,在李士英主持下,上海的社会治安从一盘散沙走向有序,潜伏特务被大规模清除,青帮势力土崩瓦解,旧警察系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这座曾经被叫做"冒险家乐园"的城市,洗干净了脸。
1983年,李士英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从一个布店学徒,从一个被判过死刑的人,走到了国家司法机构的顶端。
而支撑着这一切的,是什么?

是1932年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后,熬过的那三年多牢狱;是日机轰炸混乱中那一条命;是1949年5月25日深夜,在交通大学篮球场大通铺角落里那一觉。
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座城市,值得拼命守住。
而那枚从旧警察局手中接过来、磨平重刻的印章,静静地记录着那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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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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