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 价格联盟，一段彩电行业不愿提起的记忆

2000年6月9日，深圳。

康佳、TCL、创维、乐华、海信、厦华、熊猫、西湖——九大企业的掌门人破例坐到了一起。他们宣布成立“中国彩电企业峰会”，并在会上共同签署了一份“最低限价”协议：21英寸普通彩电1050元，25英寸1700元，29英寸2600元，34英寸4200元。所有人承诺：全国各地市场的零售价不得低于此线，违者受罚。

这是中国家电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价格联盟”尝试。

为什么要结盟

理解这次峰会，必须先理解当时的背景。

2000年前后，中国彩电行业正处于最惨烈的价格战之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产彩电品牌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每年都有一到两轮大规模降价。整个行业陷入了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你不降，别人降，市场就是别人的；你降了，别人跟着降，利润率归零，大家一起死。

到2000年，这个困境已经走到尽头。全国有近百家彩电品牌，年产能4000万台，而市场实际需求只有2000万台。供过于求整整一倍。与此同时，上游彩管、面板的价格并未同步下跌，企业的成本压力与日俱增。

9家企业的逻辑是：如果能把价格稳住，大家都能喘口气。限价不是为了涨价，而是为了阻止进一步的降价踩踏——在成本线上方保留一点利润空间，让行业活得更体面一些。

这个想法，今天看来依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它的问题，不在于方向，而在于路径。

联盟很快瓦解

最低限价协议墨迹未干，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

商家不配合。家电卖场是价格战最活跃的战场。限价协议出来后，各地商家普遍的态度是“不理会”——该降的照降，该送的照送。南京有商家在峰会期间不仅没有涨价，反而在柜台贴出“厂家通知提价至4300元，本店买断价3780元”的告示，等于当众打脸。

同行不加入。长虹和海尔——两个产量最大的彩电企业——拒绝参加峰会。长虹总裁倪润峰的判断毫不客气：价格联盟脱离市场现实，一旦有人放水，联盟就会崩溃。倪润峰甚至放话：这次峰会“自己种下的恶果，自己去吃”。

消费者不认账。消费者协会公开表态反对价格联盟，认为这是“害怕竞争、限制竞争”的行为。消费者坚持“买涨不买落”的心理：你越说限价，消费者越觉得还有降价空间，越不肯出手。

政府不支持。国家计委价格司明确表态：这种价格联盟违反1998年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南京物价局随即启动调查，峰会面临法律追责。

到2000年下半年，价格联盟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各家企业心照不宣地继续降价，峰会沦为形式。到2001年，行业迎来新一轮更猛烈的价格战，长虹率先发动，降幅超过30%。

九大企业的“限价联盟”，只存活了不到3个月。

第一条反思：计划经济思维的惯性

回望2000年，这次价格联盟的思维方式，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

当市场出现问题——产能过剩、价格踩踏，这些企业的第一反应不是通过市场出清来解决，而是坐下来商量一个“统一价”。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市场失灵了，需要有人来定个规矩。

这恰恰是计划经济思维的核心：遇到竞争无序，首先想到的是“管住”而非“放活”。

真正的市场竞争，在供过于求的环境下，价格下跌是正常反应，也是市场自我调节的机制——它会淘汰效率低下的企业，迫使存活者提升竞争力。而价格联盟试图阻断这个机制，用行政式的“限价”来对抗市场规律，本质上是试图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些企业想通过联盟来实现“行业自律”，却没有意识到，在买方市场里，真正能够制定价格的，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 当消费者不买单的时候，任何价格同盟都是空中楼阁。

第二条反思：价格联盟不仅违法，也走不通

这次事件留给后世最重要的一条法律注脚是：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刚刚生效两年，就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九家企业的“最低限价”协议，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模糊地带——它就是价格垄断。

但“违法”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更核心的问题是：它从逻辑上就是不可执行的。

原因在于：参加联盟的企业，彼此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合作伙伴。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强烈的动机，在暗地里突破限价，抢夺市场份额。当所有人都这样想的时候，“联盟”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人真正遵守的君子协定。

这便是经济学上著名的“囚徒困境”：集体理性要求每个人克制，但个体理性驱使每个人背叛。在没有有效外部约束的情况下，囚徒困境的解只有一个——联盟必然瓦解。

事实上，价格联盟在中国商业史上反复出现，却从未成功。这说明的不是某一家企业的问题，而是中国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企业对竞争机制的普遍不适应。

第三条反思：价格战对产业的伤害，至今未愈

这是最沉重的一条反思。

2000年的价格联盟，本意是阻止价格战。但它失败了。此后，彩电行业的价格战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CRT时代打完了，2005年之后液晶电视时代重新打一遍，互联网电视品牌入场后再打一遍。

这场持续二十多年的价格战，种下了中国彩电行业最深的结构性创伤：整个行业陷入了“低价换份额”的路径依赖，无法建立健康的利润体系。

结果是什么？直到今天，中国彩电行业（尽管产量全球第一）的利润率在全球主要市场中依然处于低位。国产品牌在高端市场（OLED、Mini LED等）的溢价能力，始终受制于品牌形象和核心技术积累的短板。

可以说，2000年那次失败的价格联盟，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个恶性循环：联盟失败后，企业放弃了对行业秩序的任何幻想，转而更加激进地投入价格战。价格战赢了市场，输了利润；赢了份额，输了未来。

反观白电领域（空调、冰箱、洗衣机），虽然也有价格竞争，但行业集中度更高、龙头企业的定价权更强，整体利润率水平显著优于彩电。这不是偶然的。白电行业较早完成了市场出清，存活下来的龙头企业建立了品牌壁垒，不需要靠价格战维持份额。

彩电行业的长期微利，本质上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那场漫长的市场出清战的代价。这个代价，至今仍在偿付。

2000年6月9日那场峰会，9家企业的掌门人以为他们找到了行业的救生圈。

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价格联盟不是救生圈，而是用错误的逻辑去解决正确的问题——行业需要的是健康的市场出清，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冻结竞争。

26年过去了，中国家电行业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但这段往事值得被记住，不只是因为它是一段历史，更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至今仍然有效的规律：

任何试图对抗市场规律的联盟，无论披着什么样的外衣，最终都会被市场规律所击败。而绕过竞争机制所欠下的债，最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