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后，日本女人有多惨？一个慰安妇：日本人也不拿我们当人

我的右腿至今留着一块暗红色的疤痕，那是1946年冬天在东京街头冻出的烂疮留下的印记。每当逢阴雨天，骨头缝里就会渗出绵长的酸痛。孙女偶尔会指着那块疤问我怎么弄的，我总是含糊地说，是小时候贪玩摔的。因为有些事情，是不能对干干净净的年轻人说的，那里面不仅藏着脏垢，还藏着这个国家最让人恶心的一面。

1945年8月15日那天，天皇的停战诏书从破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时候，整个东京死气沉沉。没有多少人痛哭流涕，因为眼泪早就跟着几个月前的美军大轰炸烧干了。防空洞外的世界是一片连绵的废墟，空气里全是烧焦的木头和尸体腐烂混合的怪味。那时候我十九岁，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怎么活下去，怎么弄到一口能嚼的东西。

没过几天，街角的电线杆上贴出了一张招募广告。上面印着几个大字：“作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食宿，服装、铺盖、配给全包。”

在那个连树皮都被啃光、配给的糙米里掺着沙子和老鼠屎的年代，“包食宿”三个字就像是在快要淹死的人面前扔下了一截木头。我爹坐在塌掉一半的门槛上，低着头抽着香烟，从头到尾没有看我一眼。我娘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硬梆梆的杂粮饭团，转过身去抹眼泪。我没有怪他们，我知道家里还有两个弟弟要养，少一张嘴，他们就能多活几天。

我带着那个饭团，走到了警视厅设立的招募点。那里挤满了和我一样面黄肌瘦、眼神发直的女人。负责登记的日本官员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用一种打量牲口的眼神上下扫视着我们，在表格上飞快地划着勾。我以为我会去干杂活，去倒茶，哪怕是去洗那些堆积如山的脏衣服。

直到我们被卡车拉到大森海岸的一处被改造过的料理店，直到那扇铁门在我们身后重重关上，我才明白所谓的“涉外俱乐部”到底是什么。

那是日本政府专门为即将登陆的美军设立的慰安所，全名叫“特殊慰安设施协会”，也就是后来人们避之不及的RAA。

第一天，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医生给我们做了身体检查。那种检查没有任何尊严可言。我们在阴冷的走廊里脱得一丝不挂，排着长队。如果有女人因为羞耻而瑟缩或者哭泣，旁边的日本守卫就会一巴掌扇过去，骂道：“哭什么？这是在为国家做贡献！”

“为国家做贡献”，这句话成了后来几个月里，那些日本管理者用来压榨我们的万能咒语。

美军是在九月初进驻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下午，几辆军用吉普车停在门外，穿着皮靴的美国大兵嚼着口香糖，吹着口哨走了进来。那一刻，我浑身的血液都凉了。我拼命往后退，直到后背抵在冰冷的墙上。一个日本经理走过来，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把我往榻榻米上拖。

他压低声音，恶狠狠地在我耳边说：“听着，你们现在是防波堤！你们用身体挡住那些美国人，外面那些良家妇女、贵族太太才能安全！你们这是在救国，懂吗？不老实接客，一分钱津贴也别想拿到，连饭都没得吃！”

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无耻的话。他们发动了战争，他们打输了，最后却要把我们这些底层的女人剥光了扔在前面，去保护他们所谓的“纯洁”。

最初的规定是每个人每天要接待十五到二十个美国士兵。但很快，这个数字就成了笑话。有时候一天下来，门外的队伍排得一眼望不到头。

没有人在乎我们的死活。门外的日本守卫只负责收钱和掐时间。一旦时间到了，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敲门催促。如果有的女孩因为体力不支晕死过去，他们就会提着一桶冷水冲进去，当头浇下，然后把她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去，换下一个女孩补上。

我们以为美国人是魔鬼，但真正让我们感到骨头发寒的，是那些管理我们的日本人。

美军有规定，为了防止性病蔓延，要求使用避孕套。可是那些日本经理为了多赚钱，经常把美军发下来的避孕套偷偷扣下，拿到黑市上去倒卖。结果就是，慰安所里的性病像瘟疫一样爆发了。

梅毒、淋病，几乎每个女孩都逃不掉。起初是发烧，然后身上长出成片的溃疡，疼得连路都走不了。按照规定，得了病的女孩应该得到青霉素治疗。美国人确实拨下了药，但那些药一到日本官员手里，就又变成了黑市上的金条。

和我住在同一个隔间里的女孩叫洋子，那是长野县乡下来的一个老实姑娘，才十七岁。她感染了梅毒，高烧不退，身上烂得不成样子。我跪在地上，拽着那个日本经理的裤腿，求他给洋子打一针青霉素。

那个梳着分头、平时满嘴“大和魂”的男人一脚把我踹开，冷笑着说：“她都已经烂了，还浪费药干什么？药是很贵的，懂吗？”

第二天清晨，洋子被发现死在榻榻米上。两个日本杂役用一截破草席把她一卷，扔到了后山的乱葬岗。没有墓碑，没有通知家属，连名字都被从登记册上抹掉了。就像她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活过一样。

看着洋子被抬走的那个瞬间，我突然不再哭了。我意识到，在这个国家眼里，我们根本不是人，连消耗品都算不上。我们只是排泄物，用完了就可以直接冲进下水道。

到了1946年的春天，占领军司令部因为美军内部性病感染率高得吓人，终于下令彻底取缔RAA。

我们以为终于可以解脱了，可以拿着当初承诺的津贴回家了。然而，现实狠狠地给了我们致命一击。

日本政府连夜解散了所有的设施。我们被像赶流浪狗一样赶到了大街上。没有补偿金，没有遣散费，甚至连之前承诺的配给粮都没有。我们就穿着单薄的衣服，揣着满身的伤病，站在冷风刺骨的东京街头。

我去警视厅的善后处讨要说法。隔着一张桌子，那个曾经在招募点满脸堆笑的官员，现在换了一副面孔。他捂着鼻子，像看一堆垃圾一样看着我，不耐烦地挥着手：“快走快走，别把病气传染给我！政府现在哪有钱管你们这些潘潘（当时对街头暗娼的蔑称）？当初是你们自己贪图享乐要去的，现在设施关了，你们自己想办法活命去！”

我站在那里，听着大厅里其他官员毫不掩饰的嘲笑声，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

回家的路已经被堵死了。村里人早就听说了我们在东京干的营生。在他们眼里，我们是不洁的女人，是辱没家门的娼妇。我偷偷回去过一次，还没进村，我爹就拿着扫帚冲出来，把我带来的几斤棒子面扔在泥地里，指着我的鼻子骂：“滚！权当我已经死了个闺女！”

我蹲在村口的泥塘边，把那些沾着泥水的棒子面一点点捡起来，塞进嘴里。连着泥沙一起咽下去的，是我对这个国家、对所谓的亲情最后的一丝指望。

回不去家，又找不到正当工作，我们只能重新回到街头。上野公园、新宿车站的桥洞，到处都是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女人。为了换一个发硬的面包，为了不被饿死，我们只能涂上劣质的口红，穿着不知从哪捡来的花裙子，在寒风中对着路过的大兵招手。

那时候，普通的日本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呢？

他们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会故意把脸转过去，往地上啐一口唾沫。那些穿着破旧军服、从战场上捡回一条命的日本退伍兵，在街头闲逛时，会用最下流的话辱骂我们：“真丢大日本帝国的脸，居然去伺候美国佬！”

可是，当我们在黑市上用卖身换来的美元或者罐头去买粮食的时候，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日本小贩，算钱的速度比谁都快；那些鄙视我们的男人，抽着我们用身体换来的好彩牌香烟时，脸上满是享受。

他们一边吸着我们的血，一边嫌我们的血脏。

最让我绝望的，是1947年冬天发生的一件事。那时候，我和一个叫惠子的女孩一起在有乐町的街头搭伴谋生。惠子怀孕了，不知道是谁的种。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和性病折磨，她在五个月的时候大出血。

我背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走，跑到附近的一家日本诊所。我把身上所有的钱，包括两盒午餐肉罐头和一把皱巴巴的美钞，全倒在医生的办公桌上，求他救救惠子。

那个戴着眼镜的老医生看了看钱，又看了看惠子裙子上触目惊心的血迹。他慢条斯理地把钱推了回来，说：“我们这里是正规诊所，不收治你们这种女人。弄脏了病床，其他体面的病人就不愿意来了。”

我急得给他磕头，把额头磕得青紫，他依然无动于衷，最后叫来帮工把我们强行轰了出去。

我背着惠子坐在诊所外的雪地里。雪越下越大，惠子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她抓着我的手，指甲深深地嵌进我的肉里，嘴里喃喃地喊着：“妈妈，我冷……好冷……”

不到半个小时，她的手就彻底凉了。

就在这时候，两个日本警察巡逻经过。他们看了看地上的尸体，没有询问死因，也没有记录名字，只是厌恶地踢了踢惠子的脚，对我说：“把她弄走，别死在大街上碍事，影响市容！”

影响市容。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一个曾经为了所谓的“保护良家妇女”而被政府推向地狱的女人，死的时候，在这个国家的执法者眼里，只是影响了市容。

那天晚上，我没有哭。我费尽力气把惠子的尸体拖到了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里，用碎砖块把她掩埋。我坐在黑暗里，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大雪，心里某个地方彻底死掉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对任何人抱有过期待，特别是对日本人。

后来的岁月里，我像野草一样顽强地活了下来。我去纺织厂做过女工，去餐馆洗过盘子，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忍受着老板的克扣和工友的白眼。我把过去死死地捂在肚子里，嫁给了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实鞋匠，生儿育女。

日本的经济渐渐好起来了。高楼大厦重新建了起来，街上的人们穿着体面的衣服，谈论着经济腾飞，谈论着和平与繁荣。电视里的政客们西装革履地发表演讲，报纸上歌颂着日本人民在战后重建中的坚韧和伟大。

可是，没有人提起过我们。

哪怕是后来有一些历史学者开始调查RAA的真相，政府的态度也是一贯的敷衍和否认。他们说那是民间行为，说那是战争时期的无奈之举。他们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成千上万个像洋子、像惠子这样惨死在烂泥里的女孩，从历史的账本上抹掉了。

哪怕到了今天，当我走在繁华的银座街头，看着那些打扮入时、笑声清脆的年轻女孩时，我的脑海里依然会浮现出七十多年前那间弥漫着消毒水和血腥味的料理店。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年那些政客和官员的女儿被送进那里，他们还会不会喊出“防波堤”这样的口号？如果那些在街头朝我们吐唾沫的男人知道，正是我们在地狱里替他们的妻女挡住了野兽，他们还会不会觉得我们肮脏？

不会有答案的。因为在他们眼里，贫穷的女人的命，从来就不算命。我们只是他们用来换取苟延残喘的筹码，是他们擦拭耻辱的抹布。

我今年已经快九十岁了。身上的病痛一天比一天重，大夫说那是年轻时落下的病根，治不好了。我早就看淡了生死，我只是觉得不甘心。

我摸着腿上那块暗红色的疤痕，常常会在深夜里醒来。这道疤痕在提醒我，不要忘记那一年冬天雪地里的冰冷，不要忘记洋子死前的眼神，不要忘记惠子僵硬的手指。

更不要忘记，在这个自诩为文明、讲究礼义廉耻的国度里，当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是怎样毫不犹豫地把最底层的女人推向深渊的。

美国人当年给了我们肉体上的摧残，那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蹂躏。但真正把我们的灵魂扒皮抽筋，把我们踩在脚底碾碎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是我们曾经以为会保护我们的同胞。

他们，从来就没拿我们当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