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籍天体物理学者穆尔蒂,最近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谈到中方空间站。他表示,中方在航天国际合作上保持开放,同时坦言自己牵头的科研项目推进并不顺利。
该项目早年已通过联合国与中方共同发起的倡议进入合作名单,可观测载荷为何直到今天仍未抵达中方空间站?
按他在受访中的说法,障碍出在印度一侧的出口审批环节。至于许可是否已经批下、载荷是否已经发出,他在这次答复里没有给出更新。

穆尔蒂在班加罗尔的印度天体物理研究所担任资深教授,主导一项针对星云气体的光谱观测研究。按照最初设想,这套观测仪器将被部署到轨道上的中方空间站,在太空环境中完成光谱测量。
跨国开展空间科研,并不是论文选题确定之后就能直接成行。仪器要先从印度境内启运,再跨越边境进入中方的发射与搭载流程,这中间必须走完设备归属国规定的出口审批手续。
该项目经过中方载人航天主管机构与联合国外空司共同发起的倡议评审,成为首批进入中方空间站合作框架的科研项目。同期入选的其他项目来自17个国家、23家机构,合作框架在评审阶段即已搭建完成。
该征集倡议面向全球科研机构开放申报,能够入选说明方案通过了双方共同筛选,并非由哪一方单方面圈定。评审结束后项目进入工程对接阶段,后续节奏则受各国自身出境与合规手续制约。
进入实施阶段后,项目在印度主管部门的出口审批环节遇到困难,仪器始终没有启运。从入选到如今等待许可,前后已过去数年,项目状态一直停在出境手续尚未办完的位置。
团队这边的研究准备与手续办理并行推进,但只要出境手续没有了结,载荷就无法排入发射与搭载计划。

回到2023年,同一位记者曾对穆尔蒂做过专访。彼时他称仪器已经筹备妥当,遗留事项只在于接口层面的协调。换言之,印方团队当时把硬件研制与自身准备视为基本完成,尚未落地的部分被归结为工程对接事项。
他当时谈到的界面协调,针对的是载荷与空间站在机械、电气以及数据接口上的对接条件,属于工程常规范畴,并不意味着仪器还需要重新研制。
而到2026年这次答复,穆尔蒂依旧没有带来许可获批或仪器启运方面的新消息。按公开报道,项目仍处在等待出境许可的阶段,目前没有新的节点可以确认。
这次受访还有一层舆论背景。有消息称巴基斯坦航天员拟搭乘神舟二十四号,相关话题在印度媒体上引发讨论,航天合作议题随之进入当地舆论视野。各方讨论聚焦不同国家的航天员与载荷能否进入中方空间站,穆尔蒂所牵头项目的处境,也被媒体作为具体案例提及。
要把一份跨国合作方案最终推到在轨实验,整条流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环节,每个环节由不同主体负责把关。
第一环是方案申报。科研团队提交项目构想与载荷设想,阐明科学目标、仪器组成与搭载需求,把研究内容、所用设备以及空间站需要提供的条件逐项讲清。方案还需写明载荷在重量、尺寸、功耗等方面的搭载约束,供后续工程评估使用。
第二环是联合评审。中方载人航天主管机构会同联合国方面共同组织评审,围绕科学价值、工程接口与安全条件等维度筛选入围项目,决定哪些载荷能够进入合作框架。评审结论直接影响项目能否转入后续工程对接阶段。
第三环是出境许可。仪器在主权上归属印度管辖,要从印度境内运出,须由印度外交部及其他主管部门完成正式批准。本案当前正卡在这一环。审批围绕仪器的技术属性、最终用途与接收方条件展开,由归属国主管部门按程序核验。
第四环是搭载安装。等许可批下、仪器运抵之后,再与空间站完成接口对接,排定搭载窗口并实施在轨安装,实验才算进入实际执行阶段。
按2023年专访中的说法,印方团队当时已经完成自身筹备,界面事项属于工程协调范畴,硬件研制本身并不存在卡点。仪器就绪与手续办结是两件事:前者由团队一侧推进,后者需要主管部门按程序处理,两边节奏未必同步。
据中文媒体转述,这项合作另有俄方参与机构,即俄罗斯科学院·天文研究所,俄方一侧并未出现类似阻塞。同一框架下,各参与方分别办理本国的出境与合规手续,推进快慢并不一致。
这一转述只说明俄方参与环节未见公开障碍,并不代表俄方手续已经全部办结。
穆尔蒂在受访中谈到,探索航天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与技术资源,认为“科研人员理应能够开展跨国联合研究”。他强调跨国协作对航天科研的意义,认为资金、仪器与人才分散在不同国家,联合实验更有利于推进观测工作。
他还提到,有些障碍并非来自公开成文的政策条文,而是经办环节出于谨慎、害怕决策出错的心态。这番表述是项目牵头人的受访个人看法,印方审批部门的内部考量并未对外公开,不能用这一说法替代主管部门的正式立场。

四环之中,申报与评审两环已经走完,搭载安装一环要等仪器运抵之后才能启动,目前全部进度都压在出境许可这一环上。其余环节没有公开信息显示存在同类阻塞。
讨论这处卡点之前,先把反面视角摆出来。航天级仪器与载荷牵涉敏感技术,世界各国通常都会对设备出境设置许可和最终用途核查,这并不是某一合作框架内独有的安排。
载荷携带的器件、传感器与测量手段可能牵涉敏感技术参数,因此出境前需要经过核验。审查关注的核心是技术流向是否可控,而不只是审批一件科研器材能否跨国运输。
通行实践中,审批主体要核对技术用途、接收对象以及后续使用方式,判断设备出境后的流向和用途是否处于可控范围。相较于普通科研器材,这类核查周期更长、材料要求更多,在各国实践中并不罕见。
所需材料一般覆盖用途说明、接收机构资质与后续使用承诺等内容,手续体量超过一般科研器材的普通跨国邮寄。
美国对外技术出口存在ITAR一类的管制体系,印度自己也有相应的出口管制制度。这类制度性审查面向技术与设备本身,并非针对某个合作方或某一个国家。
管制的目标在于管控敏感技术流向,而不是阻碍正常的科学交流;在同一套制度下,不同项目受到的审查深度也可能有所差别。
回到本案,公开信息能够确认的只有一点:项目仍在等待出境许可。审批方的具体顾虑、未公开的理由以及内部权衡,报道中并未披露,也不能仅凭等待状态本身反推出来。
中方一侧保持开放姿态。2026年,中方空间站的应用与发展工程继续面向社会发布征集公告,课题覆盖科学研究与应用两类方向;国际合作申报需要在建议书中写明相关情况,合作通道并未对外部科研力量关闭。
征集公告面向科研与应用类课题公开释放,国际合作部分在建议书中作情况说明,属于公开流程的一环。

以中性视角看待这条线索,科研人员推进合作的意愿,与行政审批手续,分属两个不同层面。项目牵头人愿意推进合作,和仪器能否通过本国出境手续,是两条并行的线;前者遇到阻滞,并不意味着两国整体关系走向发生变化。
意愿受阻反映的是单项工程手续的状态,不能外推为科研人员之间交流中断,也不能据此判断双边航天合作的整体冷热。
后续可供观察的节点只有两个:印度的出境许可能否批下,仪器是否安排启运。在这两个节点出现之前,对外描述时仍应使用等待这一状态,不宜提前写成被拒、搁置或已经落地。
更新时间:202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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