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被遗留在乌江北岸诱敌的红九军团是如何脱险的？

1935年4月，贵州乌江北岸。

一支三千来人的队伍站在江边，看着对岸，也看着身后。对岸是刚刚渡过去的主力，身后是追上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川军和黔军，加起来六个师的兵力正从几个方向往这里压。江上没有桥。几天前还在的浮桥，已经被负责殿后的干部团拆掉了。

这支部队是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他们刚刚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伪装成红军主力，在乌江北岸大造声势，把敌人的注意力牢牢吸住，掩护真正的中央红军从另一个方向渡过了乌江。任务完成了，主力走了，浮桥拆了，他们被留在了北岸。

更准确地说，他们被“丢”在了北岸。

地图上，他们和主力之间隔着一条乌江。地图外，他们和主力之间隔着一整个国民党追兵集团。按照任何一本常规的军事教科书，这支部队的处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死地。前有大江，后有重兵，左右是地方武装和崎岖的山路，弹药不多，补给断绝。换作一支部队素质稍差、指挥官稍软一点的队伍，这个故事到乌江边就可以结束了。

但红九军团没有结束。他们不仅活了下来，还在不久之后打出了一场让数万追兵“龟缩不前”的仗，然后一路辗转，在云南追上了主力。周恩来后来给了这支部队一个称呼——“战略骑兵”。骑兵是跑出来的，可这匹“骑兵”最初被放开缰绳的时候，面前根本没有路。

要理解红九军团后来为什么能脱险，得先理解他们接到的那个任务到底有多“不地道”。

1935年3月底，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准备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蒋介石在贵阳坐镇，各路部队正在往乌江沿岸收拢。要让主力安全过江，就必须有人在北岸“演戏”，让敌人相信红军主力还在北边，还在往东走，还要去湘西和贺龙、萧克会合。

这个“演戏”的任务落到了红九军团头上。中革军委3月30日的电报说得很清楚：暂留乌江以北，伪装成红军主力，牵制沿岸国民党军兵力，全力掩护主力渡江。

罗炳辉接到命令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部队“拆散”。他把全军团整编成十七个连，实际战斗人员大约一千五百人，然后让这些人漫山遍野地折腾：红旗插满山头，号兵在各处同时吹号，部队一会儿往东急行军，一会儿又折回来，走到哪里就把标语贴到哪里，口号喊得震天响。国民党军的侦察机从天上往下看，看到的是满山的红旗和频繁调动的部队，判断“红军主力”果然还在北岸。吴奇伟、周浑元纵队被牢牢吸住了，川军和黔军也在往这个方向靠。

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从江口、大塘等渡口顺利渡过乌江。罗炳辉的任务，完成了。

然后问题来了。

红九军团完成牵制任务之后，按照原定计划应该尾随主力渡江。但他们距离渡口太远，山路崎岖，又赶上大雨，等部队赶到沙土附近的江边时，已经是4月3日下午。守浮桥的干部团在主力全部过江之后，迫于追兵的压力，已经把浮桥拆了。对岸的渡口被敌人控制，身后吴奇伟、周浑元的部队正在沿乌江上游压过来，黔军和川军的几个旅也从后面跟了上来。

罗炳辉站在江边，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清醒的判断：过不去了。

不是“再等一等”的问题，不是“再找一个渡口”的问题。浮桥没了，敌人已经封住了江岸，主力已经走远。从这一刻开始，红九军团不再是一支“执行牵制任务的偏师”，而是一支在敌占区腹地独立求生的孤军。

何长工后来回忆这段的时候，腿伤还没好利索。他是在担架上被抬着走的。罗炳辉和参谋长郭天民没有走，他们留下来，带着部队离开了江边。

离开江边，不等于离开危险。恰恰相反，危险刚刚开始变得具体。

4月3日下午，部队转移到了打鼓新场附近的老木孔。部队经过连续急行军，极度疲劳，原本想在这里喘一口气。但侦察员很快就回来了：东北方向发现敌人，贵州军阀犹国才部的部队正朝这个方向开来。最初的情报说是三个团，后来查明是七个团，兵力远远超过红九军团最初估计的规模。

前脚刚离开江边，后脚追兵就到了。

这时候，罗炳辉和何长工面前摆着一个极其残酷的选择。继续走，敌人咬着尾巴追，部队疲劳到了极限，弹药越走越少，走到哪里是个头？打，兵力悬殊，万一打成僵持，周围的敌军一合围，就是全军覆没。

他们决定打。

这个决定之所以能成立，不是因为勇气，而是因为罗炳辉看到了一样东西。他在老木孔一带看了地形：山岭起伏，灌木丛生，公路从狭窄的山谷里穿过去，两侧的山坡陡得让大部队展不开，重火力也发挥不了。这是一个天然的伏击场。更重要的是，追上来的是黔军。黔军有个外号，叫“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大烟枪。这种部队的战斗力有一个非常生理性的节律：中午前后，烟瘾上来，人就软了。

罗炳辉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算了一笔账：地形能把敌人的数量优势压下去，敌人的生理弱点能把他们的战斗力再削掉一截。红军虽然人少，但士气高、地形熟、出手快。这笔账算下来，能打。

打法也定得很“毒”：不打先头，不打后卫，专门等敌人的指挥机关。指挥机关一垮，剩下的部队再多也是一盘散沙。攻击时间就选在午后，等烟瘾发作的那个窗口。

4月5日拂晓，红九军团的战士们进入了菜籽坳的灌木丛里，趴下来，等。

这一等，就是一个上午。

八点多，敌人的先头部队出现了。一个团过去了。又一个团过去了。第三个团也过去了。战士们趴在灌木丛里，看着敌人从眼皮子底下走过，不能动。罗炳辉也在等，他等的是那个骑马的、坐滑竿的、带着骡马担架和挑子的指挥机关。

时间一点点过去，过去的人比情报里说的多得多，指挥机关却迟迟不出现。那种等待的焦灼，比打仗本身更熬人。打，还是不打？如果敌人兵力远超估计，这仗还打不打得下去？但箭已经在弦上，撤是撤不了的，只能等下去。

下午一点多，公路上终于热闹起来了。骑马的、坐滑竿的、骡马担架挑子乱糟糟地挤在一起，脚步拖沓，一个个懒洋洋的——烟瘾上来了。

罗炳辉下令：打。

灌木丛里一跃而起的红军战士，朝着敌人的指挥机关猛冲过去。黔军根本没有想到，在他们追了一路、以为红军只剩逃命的份的时候，会从路边的林子里杀出一彪人马。指挥机关瞬间被打乱，人群四散奔逃。

但黔军毕竟人多。先头过去的一个团发现红军兵力不多，掉过头来向红八团的左翼反扑。八团投入追击的兵力不足，被一步步压了回来，敌人越逼越近，渐渐逼近了军团指挥部。

这是老木孔战斗最危险的几分钟。如果指挥部被冲垮，前面的胜利全部作废。

罗炳辉手里还剩一张牌：侦察连。一百八十多人，武器好，战斗力强，一直作为预备队压着没动。这时候，他把这张牌打了出去。侦察连协同八团奋力反击，把反扑的敌人压了回去。

黄昏时分，战斗结束。红九军团击溃黔军犹国才部七个团，俘敌一千八百多人，缴枪一千多支。这个数字放在整个长征的战史上不算惊人，但放在1935年4月5日乌江北岸那个孤军绝境里，它意味着一件事：追兵被打怕了。附近的敌军“闻风丧胆，退而不敢应战，数万敌军因此龟缩不前”。红九军团用一场伏击，给自己买来了走路的空间。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那它就是一个干净利落的“绝地反击”的样板。但历史从来不给人这么舒服的剧本。

老木孔之后，红九军团继续在贵州西部迂回，朝着主力方向靠拢。4月中旬，部队进了大方县的猫场宿营。罗炳辉照例在宿营之后看了地形，发现前进路上有一个叫梯子岩的险要地方，又窄又陡，一旦有战斗就会变成卡脖子的关口。他布置了一个连哨在大路上警戒，命令部队第二天提前吃饭、赶紧出发。

当晚担任后卫的是八团。深夜，敌人一个师摸到了宿营地后面的北山。哨兵发现了火光，报告给连部，连部报告给团部。八团团长崔国栋正在睡觉，听了报告，说了一句：“今夜是阴天，敌人不敢来。”哨兵又报告人声嘈杂、手电闪亮，他又说：“可能是老百姓跑荒。”既没有找团政委商量，也没有向军团司令部报告。

拂晓，枪响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冲到猫场街上，封锁了街口。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人还没有出来。侦察连连长龙云贵带着一个排往上顶，把敌人从街口逼开，掩护机关往外撤。何长工腿伤未愈，走不动，罗炳辉和郭天民反复劝，他才勉强同意先走。罗炳辉和郭天民留下来，指挥部队边打边撤。

猫场这一仗，红九军团吃了大亏。地形不熟，又是被偷袭，部队被压在梯子岩那条又窄又陡的路上，撤得极其艰难。伤亡和失散加起来四百多人，七团团长和政委都负了伤。但部队最终还是从梯子岩翻了过去，在下午四点左右跳出了包围圈。

猫场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老木孔的胜利没有给红九军团穿上金钟罩。孤军就是孤军，一次疏忽、一个团长的麻痹，就可能把整支部队推到悬崖边上。但猫场也说明了另一件事：这支部队在被偷袭、被压缩、被逼到险隘上的时候，仍然有秩序地撤了出来，没有溃散。罗炳辉在梯子岩的狭窄山路上把部队收住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本事。

离开猫场之后，红九军团继续向西，经盘县进入云南，攻占宣威，过牛栏江，进会泽。1935年5月，他们在四川西昌附近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从4月1日被隔在乌江北岸，到5月重新出现在主力的序列里，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他们没有后方，没有补给线，没有友邻部队的掩护，靠的是罗炳辉那种“走到哪里看到哪里”的战场嗅觉，靠的是何长工坐在担架上也不撒手的政治工作，靠的是老木孔灌木丛里趴了一整个上午的耐心，也靠的是猫场梯子岩上那种被打散了还能收拢的韧性。

周恩来叫他们“战略骑兵”，这个称呼里其实藏着两层意思。一层是说他们跑得快、机动灵活，能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另一层，是说他们被放出去之后，能自己找路回来。一支部队被当作“骑兵”使用，意味着它要被单独撒出去，要承受被包围、被追击、被隔断的风险，要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自己做决定，在没有人接应的地方自己杀出一条路。

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做的所有事情，归根到底就是一件事：当主力已经走远、浮桥已经拆掉、地图上自己这一块已经被敌人涂满的时候，他们没有停下来等，也没有朝着江面发呆。他们转过身，朝着追兵走来的方向，在灌木丛里趴了下来，等了一个上午，然后站了起来。

那一下站起来，就是这支部队给自己挣到的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