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在遵义投出关键性一票，晚年请求分配工作，毛主席怎么处理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今年1月至7月接待游客434万多人次，单是7月就超过109万。

暑期电影《四渡》上映后，不少观众看完电影，又专门去了遵义老城子尹路，看那栋灰白相间的二层小楼。纪念馆里还保留着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住址。

那栋楼当年是遵义城里最好的建筑，原是一个军阀的公馆。主楼楼上有间小客厅，能坐二十多人。1935年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屋里铺着红木地板，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灯，中间一张长方桌，椅子摆成半圆。天冷，地板上烧着一盆炭火。

毛泽东后来多次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可总觉得，这一票真正投出去的地方，不在这间屋子里。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当时负责军事指挥的，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仗打成这样，博古自己也痛心疾首。行军路上，他常拿着一把手枪往自己身上比画。

聂荣臻看见了，上前劝他：越是困难时期，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其实长征出发前，中央已经决定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分散到各军团去。

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向中央建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这个建议非常关键。红军出发时，三个人都留在了中央纵队。如果真被拆散到各个军团，很难设想遵义会议会开成什么样子。

王稼祥是三个人里最早被争取过来的。他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3年4月，他遭敌机轰炸，腹部受了重伤。长征一开始，他就躺在担架上随队行动。

毛泽东那阵子也病着，同样坐担架，两副担架常常走在一起。伍修权后来回忆，王稼祥早就察觉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两人一边行军一边交谈，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

王稼祥坦率说出自己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撤下来。毛泽东很赞赏他的想法，又谈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

这番话让王稼祥更加坚定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心。接下来，他们商量的是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眼前的严重问题。

两个躺在担架上的人，对现状不满到了极点，想到的办法却不是私下换人，而是把问题摆到会上，让政治局集体来判断。

毛泽东后来自己算过这笔账：“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就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我就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

他还说，遵义会议的核心在长征出发前已经产生了。可见“一票”这个说法，最早就是毛泽东自己拿来算账用的。之后的几次会议，把这个判断一步步推上了台面。

通道会议上，李德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力主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除了张闻天、王稼祥，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西进贵州、挺进黔北。

王稼祥在会上积极支持毛泽东，还明确主张由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不过，遵义会议的实际内容大大超出了黎平会议决定的范围，这中间绕不开一个地方：黄平。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据耿飚回忆，那时张闻天身体不好，坐着担架；王稼祥因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

在一片挂满金黄色橘子的橘子园里，他们让担架停下，两个人头靠头躺着说话。王稼祥问张闻天，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回答说，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据耿飚回忆，王稼祥随后将这一意见传递给彭德怀和毛泽东，促使更多红军领导人认识到召开会议、调整军事指挥的必要性。

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后来把这段经历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

说是“阴谋”，其实一路都是摆在明处的商量，最后的落点也还是开个会。王稼祥积极推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希望通过集体讨论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态度和行动，成为遵义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个提议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支持，开会的条件成熟了。

遵义是黔北的首府、贵州第二大名城，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红军在这里终于有了喘口气的机会。会议由博古主持。

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讨论黔北能不能建立根据地。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决定放弃黎平会议定下的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改为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到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接着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博古作主报告，把失败主要归结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这个结论大家都不同意。第一次反“围剿”时敌我兵力对比是2.5比1，第三次达到10比1，前几次红军都打赢了。

第五次大约是5比1，反而低得多。何况当时十九路军在福建同蒋介石的军队作战，广东地方军阀作战也不积极。这些有利条件，前四次都不具备。

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严重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也批评了博古、李德。随后，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他手里拿着一份提纲，基本照着讲。

这份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共同商量的结果，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然后毛泽东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

他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绝对不在客观方面，而在于博古、李德推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

紧接着毛泽东发言的，就是王稼祥。他第一个旗帜鲜明地表示完全赞同，严厉批评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指挥上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拥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值得细看的是，他批的不只是仗怎么打，还有决策方式本身。这和他在担架上力主“开会解决”是同一个思路：问题出在少数人说了算，那就让集体来说话。所谓“关键一票”，分量正在这里。

朱德接着发言，态度非常鲜明。这位一向温和的总司令这次说得很激动，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也坚决支持毛泽东，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先后发言，表示支持。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每天都开到半夜。

1月17日会议结束时作出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到了1935年3月，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次会议是在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改组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会议把军事问题放在第一位，集中解决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认识上不一致的政治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样既保证了最主要问题的解决，又维护了党内的团结。

张闻天在1943年12月16日的整风笔记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也不能取得胜利。遵义之后，王稼祥的伤始终没有好透。

1937年初，他到莫斯科治疗，出院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回到延安。1943年7月，他在文章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首任驻苏大使，后来又长期主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工作。到了1972年，他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多年，听力很差，身体也很虚弱。

据后来不少记载，1972年12月10日，王稼祥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没有要求恢复过去的职务，而是坦率地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表示虽然长期患病、听力很差，但每天仍有几个小时能够思考和阅读，希望组织能给自己安排一点外事调查研究工作。

12月18日，周恩来将信转呈毛泽东，并建议让王稼祥承担外事调研工作。毛泽东在信上批示了四个字：“可试行。”。这样的处理也很实在，没有给他安排什么荣誉性的位置，而是顺着他自己的请求，让他的经验继续派上用场。

1973年，王稼祥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他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我觉得最打动人的不是“功劳”二字。早年躺在担架上，他想到的是开会；晚年身体垮了，他用的是一封信。两次走的都是组织的门，都是把个人的判断放进集体之中。

组织给他的回应，一次是会议采纳了正确主张，一次是“尽快让他出来工作”。遵义会议之所以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它让党内民主生活回到了正常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