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冉

编辑|冉

前言

2021年8月30日，上海理工大学举行了一场聘任仪式，一位79岁的日本老人带着他的团队正式全职加盟。这位老人叫藤岛昭，被誉为“光催化之父”，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化学奖。

此后数年，大批日本顶尖科学家陆续跨海而来，从半导体到脑神经科学，从土木工程到变频驱动，名单越拉越长。日本媒体用“头脑流失”连番追问。表面上看是为了高薪，可真相远没那么简单。

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

日本学界怎么了

要理解这些科学家为什么走，得先看日本大学这些年的处境。

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之后，政府拨给大学的运营费交付金持续缩水。据日本国立大学协会的公开资料，二十多年里这笔钱实质削减了约1631亿日元，降幅接近两成。2024年6月，该协会罕见地发出“已到极限”的声明。

更让人担忧的是，日本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约0.5%，在OECD成员国中处于垫底位置。资源不够，基础研究自然被边缘化。

藤岛昭的光催化研究就是典型例子。从1967年发现“本多-藤岛效应”到真正走向产业应用，走了几十年。这类慢工出细活的方向，在以短平快为导向的竞争性经费体系里，越来越难拿到稳定支持。

比经费紧张更麻烦的，是年轻人上不来。四十岁以下的国立大学教员中，任期制比例高达六成多。

许多博士毕业生只能靠两三年一轮的短期合同度日。一位在国立大学任职十六年的助理教授曾公开说，按年功序列推演，自己真正当上正教授时距退休已不足十年。

人生最具创造力的二十年，耗在排队和竞标短期项目里。这种制度性消耗，比缺钱更让人看不到希望。那中国这边，又给了什么？

中国给了什么

与日本的紧缩形成鲜明反差，中国高校和地方政府在吸引顶尖人才上的投入，是实打实的硬条件。

藤岛昭加入上海理工大学之后，校方依托新组建的材料与化学学院，专门筹建光电材料和光催化方向的国际研究院，仪器设备、博士生名额、合作企业资源一次性配齐。

脑神经科学家御子柴克彦此前任职于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后来进入上海科技大学任特聘教授。

半导体领域更具代表性：曾任尔必达存储器社长的坂本幸雄，在日本DRAM产业溃败后并未被本国业界真正接纳，后来加入紫光集团任高级副总裁。三菱电机变频驱动领域的资深技术人员远藤常博，也带着多年积累的工艺细节进入了中国家电产业。

这类“引进来”的名字，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国内高校的官方通稿中。

但最关键的，还不是经费和设备。中国给出的是一整套“让学者继续被当成学者看”的工作体系。

在日本，“定年”是一道硬线，一到年龄便意味着办公室、学生、门禁卡的集体清零。

而在中国，年近八旬的福田敏男仍能在北京理工大学开课、带博士生，其微纳机器人团队的研究成果还被对接到医疗临床场景。这种延续性，在当下的日本高校极难复制。

那他们来中国，真的只是为了钱吗？

不只是为了钱

坊间常说这些白发教授来中国是冲着高薪。但看看他们在中国的真实日程表，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科的上田多门，曾长期任职于日本北海道大学，掌握着阪神大地震之后积累下来的桥梁抗震体系。

来到深圳后，他带着学生跑施工现场，参与国内老旧桥梁加固方案的制定。年薪与国内同级别特聘教授相当，远没有外界想象的“天价”。

他真正在意的，是让那套用无数生命换来的抗震经验找到接棒的人。

远藤常博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在三菱电机，他被返聘的岗位不是研发第一线，而是面向年轻员工做公司史讲解。

一个掌握核心驱动算法的工程师，在母公司的位置变成了讲故事的人。来到中国后，他协助国内团队把长期依赖进口的高精度变频驱动技术做了国产化闭环。

藤岛昭的故事更加清晰，他四十余年教学生涯中，培养了数十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姚建年、刘忠范、江雷三人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是一条清晰的学术血脉，而非一次性的技术转移。他在公开场合多次谈到，希望把过去失败多次的实验笔记完整交给学生，让后辈不必再重复那些弯路。

所谓“另有目的”，若非要给个答案，不过是把一生积累交到愿意接棒的人手里。这既不是阴谋，也不是悲情叙事，它只是全球科研版图在新一轮周期里的自然流动。

结语

日本科研环境的长期恶化，把一批顶尖学者推向了海外。中国提供的稳定岗位、充足设备和长期支持，构成了真正的吸引力。

这不是简单的“抢人”，更像是一个被日本自己推开的群体，在太平洋另一侧找到了继续做学问的地方。

中国要做的，是把这种开放与尊重保持下去，让更多真心做学问的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下一个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