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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侵略中国的巨大利益和基本国策，战争目的和决策机制之间处于不平衡的局面。

随着欧洲战场的发展，日本与德意法西斯一道共同瓜分世界的野心也不断膨胀。过去的生命线、势力范围已不能满足其需要，进一步提出的“生存圈”概念，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野心成为日本求得德意两国认可的新目标。

1940年(昭和十五年)9月6日，在近卫内阁“四相会议”及9月16日的联络会议上，确定了《关于加强日德意轴心国之件》的政策决议。其中作为日德意三方秘密了解事项第三附件《加强日德意协作关系的基础要件》中，关于“皇国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生存圈”称：

“在与德意交涉时，作为皇国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生存圈必须考虑的范围应包括，日满中作为基础，原德国委托统治的各岛、法属印支及其太平洋岛屿、泰国、英属马来、英属文莱、荷属东印度(印尼)、缅甸、澳洲、新西兰及印度等。此外，对方应同意将苏联列入生存圈内。”

从上述范围看，在这个阶段，日本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菲律宾没有包括在内。

太平洋战争是决定日本在亚洲霸权能否继续，也是决定明治宪政体制能否持续的总体战。

1、太平洋战争的原因

重要的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保卫其对华侵略战争的成果。

发动太平洋战争就是要使国际社会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既成事实，是使霸占中国现实固定化的最重要步骤。1941年(昭和十六年)10月14日，在决定日本对美开战的御前会议上，总理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说明需发动对美战争的理由：

“(日美谈判)(从中国)撤军是核心。陆军认为对此必须重视。如果接受美国要日撤军的主张则中国事变(指七七事变)以来的成果就被破坏。（伪）满洲国就会受到威胁。朝鲜的统治也会受到威胁。帝国圣战目的是无吞并，无赔偿。中国事变使数十万人战死，有比这多几倍的遗属;数十万伤员，数百万军队和一亿国民在战场和内地的辛勤，花费了数百亿战费。

通常世界列国当然会要求割让(中国)领土，然而帝国采取了宽容态度。(在中国)驻军是事变的结果，没必要客气，没必要屈服于美国。如果不对华北蒙疆保持不动的态势(保持日本的控制)，哪里还有满洲建设的基础，必然给子孙留下祸根。为了恢复(对该地区的)控制还要进行战争。如果还原到满洲事变前的小日本的话又成什么话!”

日本国内把当年日美谈判中，美国务卿赫尔提出的“赫尔笔记”作为“最后通牒”而决定对美宣战的根据。

但赫尔要促成中日直接会谈，甚至准备停止对华援助来满足日本要求。在接到赫尔笔记后，在看到有“日本政府从中国及印支撤除一切陆海空军力量”，“合众国政府及日本政府承认临时设立在重庆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不应向任何(中国境内的)政府或政权提供军事、经济的支持”等内容后，日本政府就认为“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决定对美宣战。

1941年9月6日根据参谋本部为御前会议准备的《在御前会议上关于帝国国策遂行纲要质疑应答资料》显示，对英美战争目的是“在东亚驱逐英美荷势力，确立帝国自存自卫圈，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就是维持和扩大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和占领，确立日本独霸亚洲的局面。为了保持多年来侵略中国及亚洲的“成果”，不惜再次发动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大东亚共荣圈”核心是对中国的控制占领。为了这一战略，日本一方面加强在中国战场的攻势，逼中国军民屈服，另一方面采取外交手段，要列强承认其对中国侵略及其殖民地“（伪）满洲国”。

1940年8月日军入侵印支，使其与美国的矛盾激化。美国开始制裁日本，对日实行石油禁运等。

日美间就中国问题等展开会谈。在对华政策上，日本坚持强硬立场，要以“近卫三原则”为基础解决从中国撤军问题，并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伪）满洲国”等。1941年6月21日，美国拒绝“承认满洲国”、“中日防共协定”等要求，明确指出如果日本不根本改变立场，美日谈判不可能有结果。

早在1940年7月19日，狄㴏会议(在总理近卫官邸召开)就开始了对美开战的酝酿，会议决定“虽要对美避免冲突，但须以坚强决心排除美以实力干涉东亚新秩序的政策，以实现我方针”，26日，近卫内阁通过的《基本国策要纲》称“皇国国是乃以皇国为核心，日满中为根干，建设大东亚新秩序”。27日，内阁决定的《随世界局势推移处理时局要纲》“行使武力对手尽量限制在英国，但应不懈地准备不可避免与美开战”。

9月19日御前会议审议德意日三国同盟时，枢密院议长原嘉道询问外长松冈洋右三国同盟下美国对日政策，松冈称：“大概日本放弃中国全部或一半也许可以与美握手，但将来美对日压迫不会停止，只有采取毅然态度才能避免与美战争。”

26日枢密院会议上，松冈称：“与英美协调须以在中国罢手和停止南进为条件，如果想亡国则另当别论，否则对美战争不可避免。”

此时决策者已经把“停止侵略中国看作日本亡国”，并已做好对美开战的精神准备。

从1941年7月2日到12月1日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最终决策是开战。尽管日本政府和军部都认识到难以打赢对美战争，但仍认为以国运相赌绝非无稽之谈。历史上明治政府两次以国运相赌，尽管经历过很大风险，但最终都成功了。为了维持在中国大陆及亚洲的霸权地位，明治以来的国策，日本国家决定再次下赌发动对美战争。

尽管美国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甚至只提出日本从不包括“（伪）满洲国”的中国本土撤军，日本的“隐忍”却达到了“极限”。这个阶段日本国家的胃口已不仅是“（伪）满洲国”，还有七七事变以来的对华侵略“成果”，用东条的话说侵略、霸占中国是“大日本”的关键。

此前在1941年6月25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天皇裕仁对日军侵入印支表态，“从国际信义上看有些问题，不过可以吧”，即批准对印支进攻。7月2日，御前会议确定了《随形势推移之帝国国策要纲》方针，“（1）无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帝国坚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不变。（2）帝国为自存自卫需要而进出印支，为达此目的不惜对英美开战”。

同时决定为对苏作战而把关东军增至85万人。9月3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座谈会上，确定《帝国国策执行要领》，对美谈判的最低要求是：

“（1）美英不得干预帝国处理中国事变(就是不妨碍日本把中国变为殖民地)；（2）在远东美英不得有威胁帝国国防之行为(维持日本在远东军事优势及对中国的占领)；（3）美英协助帝国取得所需物资"。

2、天皇的态度

5日御前会议前，裕仁召见近卫。近卫提出三个方案：第一，决定对美开战；第二，继续会谈；第三，到10月上旬为止，如会谈仍没有结果就开战。

傍晚裕仁又召见陆海军总长询问开战问题：

“天皇：陆军估计开战后须多长时间可解决问题?参谋总长杉山元：仅南方须三个月。天皇:中国事变时你是陆相，说一个月左右能解决，但四年多了还没成。杉山:中国有腹地所以无法按计划行事。天皇：太平洋更大，怎么可能三个月解决！海军总长永野修身：统帅部认为目前日美关系如同病人，现已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手术风险很大，但还有希望。天皇：还是以外交交涉为重点?两总长：是。”“陛下赞许。”

永野的比喻体现了日本要对美国实施“外科手术”达到霸占中国的国策目的。9月6日，御前会议确定的《帝国国策遂行要纲》称“帝国为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英荷)开战决心下，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对美)战争准备。

最低要求是不妨碍帝国按日中基本条约及日满支三国宣言解决中国事变”。即把国际社会承认“（伪）满洲国”及汪伪政权、承认日本对中国侵略既成事实作为日美谈判的最低要求，这些苛刻条件显然无法成为中日、美日妥协的基础。此时的交涉已经成为日方为争取时间准备开战的手段。

在对美开战问题上，天皇裕仁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参谋总长杉山元于9月9日、10日连续上奏作战计划后，裕仁表示“已了解作战构想，可以进行(战争)动员了”。裕仁在其《自白录》中曾就为什么没有阻止军部发动太平洋战争辩解说，因为如果阻止可能发生国内动乱，甚至发生政变。

有日本学者指出：“天皇担心的是战败。如果没有战败的危险，对于负有辅弼责任的臣下策划的战争就没有异议。军国主义的天皇不可能是和平主义的，到频繁接到战败信息为止没必要考虑和平。”

10月6日，近卫文麿上奏裕仁：“皇族担任重要责任应谨慎；皇族担任总长有可能使国务与统帅权之间的协调失去灵活性”，此时决策层只担心皇室可能在未来对美战争中承担责任。

30日，日本明确反对美国提出的在中国通商平等原则，陆军称“这等于丧失中国事变的成果"，说明全面侵华战争是为了独霸全中国。31日，参谋本部部长会议决定“对美交涉已不抱希望，决心开战，12月初发起战争。今后交涉均为(准备战争的)伪装外交”。

11月1~2日御前会议(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经彻夜讨论得出结论：

“（1）决定发动对美战争；（2）战争发起时间为12月初；（3）12月1日零时为止，如取得外交成功就终止发起战争”。

对美开战目的明确，即以武力迫使国际社会承认其对中国的永久霸占，可能的话还能与德意共霸世界。日本学界把11月26日赫尔(国务卿)备忘录作为日本决心对美开战的关键，但实际上9月6日御前会议战争决心就已确定。

11月29日裕仁决定由内大臣木户召集阁僚与重臣会议，以最后决定对美战和问题。天皇认为“反对对美开战者的意见太抽象，而内阁举出具体数字主张开战，所以遗憾的是已经没有力量抑制战争”。30日，高松宫宣仁（裕仁弟)见天皇说：“统帅部估计胜负期望是五五分(把握)，最多是六四分”。裕仁回忆：“他建议我现在制止战争。我想作为立宪国君主不能不同意政府与统帅部的一致意见，否则东条会辞职，发生大政变，最后战争论者还会占上风，所以没答应。12月1日御前会议决定开战，那时我想反对也没用，所以一句话也没说。”

东条在会议上说明了开战理由：“美要求帝国从中国无条件全面撤兵、否认南京政权、废除日德意条约等，如屈服则不仅使帝国权威丧失，不能完成中国事变使命，还危及帝国存立之结果，为此对美英荷开战乃自存自卫所不得已。相信陆海军将士士气旺盛，举国一体一死奉公，闯过国难。”

12月6日以外相东乡茂德名义发布对美通牒称：

“美要求日全面撤军、通商自由，乃无视中国之现实，毁灭帝国之地位”，美拒绝停止对华支援乃“妨碍恢复东亚和平，鉴于美之态度，帝国认为继续谈判已无达成协议可能，故表遗憾(即宣战)”。

裕仁在回忆对美开战决策时称，“当时政府对日美开战形势估计是胜负各半，而估计德意可能会胜利。到时候日本被德意抛弃就麻烦了，德意日之间有不单独媾和的约定”。日本强烈意识轴心国作战的相关性和德意日共霸世界的目标。

从现有史料看，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裕仁作为国家元首、军队最高统帅没有明确反对、制止对美战争，更没有要求停止已进行多年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国家发动的一场明知可能失败而进行的全面战争。目的是确保对中国的侵略“成果”。

小仓和夫认为“包括军部在内相当多的人认识到只有日本战败、军部全体失去力量，日本才能改变，才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和解”。军国主义时期的举国体制已失去自律能力，只能继续扩大侵略战争，而制止战争也只有靠外部强制力量摧毁军国主义体制才能实现。

3、“大东亚共荣圈”的真相

为了推行战争政策，近卫强调建立“国防国家”，把大政翼赞新体制视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不可或缺的手段，而大东亚新秩序又是以建立世界新秩序为前提的。

“为创建世界新体制作出贡献的国民，必然能确保在新体制中的指导性地位。日本国民十分明智地提前认识到新体制的历史必然，而‘满洲事件’是建立新体制的第一步，中国事变是第二步，大东亚共荣圈是第三步。

日本从欧洲战场的发展看到如果按照这种趋势，那么世界将划分为四个广域经济圈，即欧洲到非洲的欧非广域经济圈(德国主导)、北美到中南美的泛美经济圈(美国主导)、苏联到阿富汗一线的苏联广域经济圈(苏联主导)以及东亚经济圈(包括东南亚)，日本当然要成为东亚圈的霸主”。新体制的目的就是要完成“高度国防国家体制”。所谓高度是指有“综合性计划”的体制。

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向东南亚地区大举进攻，从而开始了新的战争升级。除了珍珠港偷袭获得成功外，12月10日日军在菲律宾吕宋岛登陆，1月2日攻陷马尼拉，1942年(昭和十七年)2月15日日军侵入新加坡，整个日军的作战进展顺利。为此，2月23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根据大东亚战争的进展形势，决定把“帝国直到建设新秩序的大东亚地区范围”确定为“日满中及从东经90度到东经180度之间，南纬10度以北的南北地区”。

经济企划院起草、1942年10月3日内阁决定的《日满支经济建设要纲》提出“生活圈”概念，基本与其“生存圈”一致。

其“生活圈”的扩大构成是：

“根据皇国的国防及地缘政治学地位，满、华北、蒙疆地区及其前进地区”。

12月21日御前会议决定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对支处理根本方针”要求：“对中经济政策是以获得为完成战争之必要物资为主，在占领区内积极获得紧要物资及敌方物资”，“让国民政府(汪伪政权)顺从帝国之态度”。上述地区的划定更清楚地表明，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必须建立包括满洲、华北地区、内蒙在内的扩大的“日本帝国”，并分阶段争取获得南方的“新从属圈”。

在日本提出的“扩大的日本帝国”中，又分为“中核体”和“外核体”，日本当然是中核体的核心。在日本战争动员中，国家总动员计划修改了“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前制定的内地集中概念，把满洲、华北地区作为产业振兴计划的中核，再根据国防上的需要，考虑原料、动力、运输及劳力等地理条件，来决定产业配置，使大东亚整个地区的经济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有效发挥。

总之，“建设的重点是日、满、中，把重要的基础产业集中于中核体，以确立不可动摇的国防态势”。

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哲学基础是：

“以大和民族的悠久发展为核心，确立大和民族指导下的大东亚各民族根据其各自部分各得其所，根据各自牺牲程度参与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大和民族的民族发展基地是确立扩大到日、满、北支(华北)的自给自足的‘扩大日本帝国’圈，此外在南方重新建立像石油那样有代表性的资源圈。”

这基本上刻画了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全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代表作，为广大中国及亚洲民众所熟知，其实质上就是建立日本统治下的亚太殖民体系。

但其范围究竟有多大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轮廓。早在太平洋战争尚未全面爆发的1940年7月的近卫内阁期间，以纳粹德国对欧洲的闪电式进攻为契机，日本开始实施在东南亚地区填补法国、荷兰殖民地空白的“南进”计划，企划院研究会编辑的《大东亚的建设纲领》，明确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及接壤地区人口和密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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