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深秋的一个下午，邓颖超把四位秘书叫到了西花厅，用一种嘶哑却异常平静的声音说了一段话："组织决定，让我告诉你们，周恩来同志得的是不治之症——癌症。据医生判断，不会超过明年春节。"

四个人听完，脑子里一片空白，耳朵像是突然失灵了。

可谁也不敢哭，因为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女人，承受的比他们任何人都重。她是周恩来的妻子，也是他们的邓大姐。

从西花厅到305医院——一场持续两年的告别

1972年5月，一份体检报告打破了西花厅的平静。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

消息最初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邓颖超知道了，毛主席知道了，身边最核心的工作人员知道了，但秘书们被蒙在鼓里整整三年。

周恩来自己的态度很明确——不能因为个人的病情影响工作。

他做了手术，化疗了几次，病情刚有好转，就又一头扎进了堆积如山的公务中。

那两年，赵炜在西花厅的感受是：周总理的灯，熄得越来越晚，人，却瘦得越来越快。

赵炜是1955年来到周总理身边的，从值班秘书做起，1965年因为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被调到邓颖超身边担任专职秘书。

从那时起，她就同时服务着这对夫妻，一直到两个人先后离世。

在赵炜的记忆里，西花厅的日子曾经是温暖的。周总理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可周六有时会去紫光阁跳舞。

他的舞步轻柔稳健，让人很难把眼前这个优雅的男人和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联系在一起。

有时候不外出，警卫局会来放电影，租一个片子要十五块钱，周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院子里，像普通夫妻一样看完一整部电影。

可这些日子，在1974年6月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那个月，周恩来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这一去，他再也没能回到西花厅。

从那以后，邓颖超几乎每天都要往医院跑。她一个人坐车去，一个人坐车回，来来去去的身影让周总理始终放心不下。

1975年11月初，刚做完一次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给赵炜打了一通电话，大意是：他总是看见小超一个人来来去去，心里不安，希望以后赵炜能陪着邓颖超一起去医院。

一个病入膏肓的丈夫，在自己最虚弱的时刻，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妻子往返路上有没有人陪。这就是周恩来。

赵炜第一次陪邓颖超走进病房的那天，心里一直在做准备。

她已经大约一个月没有见到总理了。

推开门的那一瞬间，她几乎没有认出病床上的那个人——周总理瘦得不足百斤，脸颊深深凹陷，眼睛却还是那么亮。

进门之前，邓颖超低声嘱咐了赵炜一句话："见面后千万别哭。"

赵炜拼尽全力控制住了自己，只轻声叫了一声"总理"。周恩来一见是她，马上从被子下面伸出一只手——那只手瘦得几乎只剩皮包骨头。

他用微弱但坚定的声音说："赵炜，咱俩握握手吧。"赵炜说自己刚从外面进来手凉，不用握了。可周恩来用一种近乎恳求的目光看着她，说："没事，要握。"

两只手握在一起的那一刻，赵炜感觉到了一种令人心碎的力量。那只手几乎没有温度，却握得很紧。

随后，周恩来对赵炜说出了那句她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

手术台前的最后心事——一个人的清醒与一个时代的重压？

周恩来的最后时光，是在极度的病痛和极度的清醒中交替度过的。

1975年9月20日，是他的第四次大手术。

邓颖超一早就到了医院。

留在西花厅的赵炜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周总理要看一份关于"伍豪事件"的材料，让她立刻送到医院。

赵炜愣了一下——周总理已经躺在手术推车上，打了麻药等待手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要看这份文件？

她来不及多想，取了文件就往305医院赶。

等她赶到的时候，周恩来已经在推车上躺了十几分钟。

医护人员紧张得不行，生怕他进入全麻状态。周恩来接过文件，颤抖着在上面签了字。

那份文件涉及的是1932年国民党伪造的所谓"伍豪启事"——一个困扰了周恩来几十年的历史污名。他必须在自己可能下不来的手术台前，把这件事了结清楚。

签完字之后，周恩来被推向手术室。就在那个通道里，他忽然开口问了一句："邓同志来了吗？"

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从休息室走出来，来到推车旁边。周恩来拉住邓的手，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声说了一句："你这一年比我干得好得多得多！"

赵炜后来回忆，她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周总理心里很清楚，自己也许下不了这张手术台了，所以一定要在被推进去之前，把心里最重要的事一件一件了掉。

手术后不久，1975年11月15日下午，周恩来让人拿来纸笔，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行字："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他已经握不稳笔了，最后由邓颖超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

最后的时光

1975年12月之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赵炜不再回家，大多数时间陪着邓颖超待在305医院。

有一天上午，邓颖超带着赵炜去病房，发现总理竟然是醒着的。他正在听秘书读报纸，看见邓颖超进来，停了下来，朝着她微微一笑。

那个笑容，是赵炜记忆中周恩来最后的温柔。

病床上的周恩来对赵炜进行了两次关于身后事的谈话。他说："我和大姐十年前就约好了，死后不保留骨灰。"他担心自己先走了，邓颖超一个人未必能保证这件事落实，希望赵炜将来能向中央反映他们的意愿。

赵炜拼命忍住眼泪，劝他不要说这些。

周恩来却非常坦然："人总是要死的，这算什么，我是个唯物主义者。"

他又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305医院逝世，享年77岁。

消息传到西花厅的时候，赵炜接到了值班员高振普急促的电话："快来，情况不妙！"她尽量平缓地对邓颖超说："大姐，医院来车了，我们去看看。"汽车拐过府右街时天色还暗，路上的行人裹着棉衣，没有人知道这个清晨意味着什么。

1月11日，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日子。那一天，赵炜第一次看见邓颖超泣不成声。在八宝山，这个一直强撑着的女人终于忍不住了，扑到棺木的玻璃罩上，用一种撕裂般的声音喊道："恩来，我们永别了，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追悼会后，邓颖超把张树迎、高振普和赵炜三人叫到一起，让他们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三个人都哭得说不出话来，实在不忍心。邓颖超用一种他们从未听过的严肃口吻说："你们要认清，这是一场革命。土葬改火葬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

骨灰被撒掉之后，邓颖超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外的事——她把装过周恩来骨灰的那个骨灰盒要了回来，让工作人员妥善保存。有人问她为什么，她平静地回答了一句："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她拉住赵炜的手，用最后的力气说了一句："我同你见最后一面。"九个字。短短九个字，把赵炜三十七年的西花厅岁月，画上了句号。

赵炜在西花厅工作了三十七年，从一个年轻的值班秘书，到邓颖超最信赖的陪伴者。她见证了这对夫妻之间最深沉的感情——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甜言蜜语，有的只是一句"你要照顾好大姐"，一句"我的骨灰也用这个盒子"，和无数次把眼泪咽回肚子里的沉默。

【主要信源】

赵炜，《西花厅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周恩来与那个年代的情感》，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期

《邓颖超：为了周恩来的最后心愿》，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

《若干"最后一次"尽现公仆风范》，贵阳晚报，2019年

《周恩来逝世前后的日子》，顾保孜，2025年

《生命的最后旅程——周恩来在病中》，党史研究与教学，中国共产党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