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联系留法勤工俭学。他当时住在哪里？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统一答案，背后却藏着一个让人动容的故事。

因写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一书，我们多次实地走访红楼旧址群，意外发现，毛泽东第一次来京的住址至今不清，围绕这个问题存在很大争议。

一、四种说法，越考证越糊涂

第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的住址是吉安所左巷8号。第二种观点认为，住的是三眼井胡同61号院。第三种是折中：先在三眼井胡同61号短暂居住，后迁至吉安所8号院。第四种更稀奇，直接把两处认定为一个地方。

然而我们实地走访后发现，所谓的“吉安所夹道”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三眼井胡同和吉安所左巷。两者之间仅隔一条“大学夹道”，实际距离不过50米。在短短半个月里，让毛泽东等7人在50米范围内从一处搬到另一处，不但与情理不合，也与当事人的回忆不符。

二、毛泽东和萧子升的回忆，指向同一个地方

毛泽东究竟住在哪里，首先当然要看毛泽东自己的回忆。

1937年，毛泽东在保安对斯诺说：“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毛泽东的回忆，与另一个最重要的当事人萧子升完全一致，而这个房子当时就是以萧子升的名义租下来的。1959年，萧子升在回忆录中写道：“直到后来我们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三眼井胡同租了一间有两间房的房子，才搬出来。”

两人都指出，他们从杨昌济家搬出后，所住的地方就是三眼井胡同，房子是两间，他们没有搬过家。

三、“吉安所左巷”的说法，源头是一本被质疑的回忆录

事情到此原本已经很清楚了，但为什么后来会出现毛泽东等人住在吉安所左巷的说法呢？

这个说法起源于罗章龙后来的回忆录。自1979年起，罗章龙开始发表回忆文章。但他的回忆录出版以来，已经有许多研究者指出，其中所涉一些重大历史事实的回忆是不准确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1918年4月毛泽东赠纵宇一郎东行的诗，此诗经学者考证，并不是毛泽东写的，而是罗章龙自己编的。

关于罗章龙回忆毛泽东二次来京时读他翻译的德文《共产党宣言》一事，杨德勇用大量史料证明：罗章龙回忆的自己所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在1921年11月之前根本就不存在。这些考证，也得到了当时还健在的刘仁静的支持。

而毛泽东等人住在吉安所左巷的“证词”，恰恰就是罗章龙这部回忆录里提出的。

四、吉安所是什么地方？老百姓为什么“心不安”

罗章龙关于吉安所“原来是清廷皇室停放梓宫及灵柩的行宫”的回忆，最是耐人寻味。

吉安所并不吉祥。这里是满清宫人停灵诵经、超度亡灵的地方。街坊邻居都知道，这个地方虽然叫吉安，其实并不吉祥。

吉安所左巷8号现在是一处民宅。我们多次实地走访时，找到了8号的李姓房主。据他介绍，毛主席当年来北京，一天也没在他家的房子住过。他的证据有两点：父母没有过这样的记忆，街坊们也没有这样的记忆。他提出的第三点理由最耐人寻味：吉安所过去是超度有罪亡灵的地方，吉安所不吉安，把毛主席的故居放在这里，我们老百姓心不安。

我们多次走访当地居民，他们确实认为，毛泽东当年住在三眼井胡同61号，而且他们说——这是“天知地知，良心知，千家万户知”的事情。

五、天地人心，才是最终的标准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毛泽东在普通百姓中所享有的极为崇高的威望。当地百姓所谓——让毛主席故居与“灵魂不干净”挂钩，这使我们老百姓心里极为不安的说法，尤其令我们震动。

治史，学者主要靠文献、靠文物。但是，文献、文物就可靠吗？当事人日渐寥落，而活得最长的那个，就是活文物。后人的认定，往往就是根据后死者的回忆判定。

而老百姓的态度，所谓“天知地知良心知”，往往被学者们认为是迷信。而在所有拒绝承认毛泽东曾住在吉安所左巷的民间理由里，有一条最发人深省。那就是吉安所是超度有罪亡灵之地，而无视毛泽东、萧子升本人的回忆，把此处作为伟大领袖故居，“我们于心不忍，于心不安，问心有愧”。

关于毛泽东的事，从来就不是小事。因为在这样的事情上，最终要看的是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同意不同意。你觉得，历史考证应该更相信文献，还是更尊重老百姓的朴素信念？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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