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以色列建国，解放区《人民日报》为何同情以色列？

1948年5月28日，河北武安河西村的一间土坯房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编辑把一条新华社电讯排上了版面。

标题很长：《犹太人结束二千年流浪生活 近东成立以色列国 苏波南捷美诸国均正式承认》。

那时候这份报纸还是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机关报，铅字印在粗糙的纸上，油墨味混着太行山区的土腥气。

半个多月后，这份报纸与《晋察冀日报》合并，在平山里庄创刊为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

两份同名报纸常被混为一谈，但5月28日那期，确实还带着武安时期的底色。

几天之后，同一份报纸又跟进了后续，

措辞更不含糊：阿拉伯联军的行动被描述为“大举侵入巴境”，犹太人的反击则被称为“坚决的正义的抵抗”。

如果只看这几天的版面，读者很难想象，这个对以色列建国投以同情目光的报纸，几年之后会彻底调转笔锋。

要理解这个转变，得先弄清楚1948年那几篇报道究竟是什么性质。

当时中共还没有全国政权，不存在正式的外交表态机制。

报纸转载的是新华社编译的国际电讯，口径跟随的是当时苏联对以色列建国的舆论取向。

苏联在以色列宣布建国后数小时内率先承认，作为与苏共关系密切的中共，在新闻取向上跟着莫斯科的调子走，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这不等于中共中央已经就阿以问题做出了外交决策——那时候中共与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官方往来，对中东的具体情况了解有限。

报道更多是基于反殖民叙事框架下的一种朴素同情，而不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政策宣示。

转折的起点在1955年。

那年4月，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

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坐到一起，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东，问题在于，当时中国与这些中东国家一个都没有建交。

周恩来去万隆，带的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有一个很实际的目标：打开外交局面。

他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中国人民“完全同情和充分支持”阿拉伯人民在巴勒斯坦所进行的人权斗争。这个姿态收到了效果。

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会面，不久之后，埃及成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

此后几年，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国陆续跟上，中国迎来了与中东国家建交的第一次高潮。

万隆会议打开的局面，意味着1948年那种对以色列的同情语调必须收起来。

阿拉伯国家当时的核心诉求很明确：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国，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中国要在阿拉伯世界建立外交存在，就不可能一边跟人家握手，一边在报纸上把以色列的抵抗称为“正义的”。

外交是讲取舍的，但这里的取舍并非简单的“做交易”。

万隆会议本身就是亚非国家反殖民团结的产物，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民族独立斗争的立场，与当时自身作为亚非阵营一员的外交定位是一致的。

1948年的同情和1955年的转向，背后其实是同一条逻辑在不同处境下的展开：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

只不过1948年“被压迫”的叙事套在犹太人身上显得顺理成章，而1955年之后，这套叙事的主角换成了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

还有一条线索不该被跳过。

1950年1月，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双方并非没有建交的可能。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受制于美国压力，建交进程中断。

与此同时，中国在万隆之后把外交重心放在了阿拉伯世界。

两条线就这么错开了，一错就是四十多年。

进入六十年代，中国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纳入这个叙事框架，以色列则逐渐被归入“帝国主义在中东代理人”那一类。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成为阿以矛盾的中心议题。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中国已经用行动表明了立场：周恩来致电纳赛尔，宣布无偿提供两千万瑞士法郎的现金支援埃及。

到了1988年11月20日，中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两国建交。

这个立场就此固定下来。

中以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只是被搁置了。直到1992年1月24日，钱其琛与以色列副总理兼外长利维签署建交公报，两国才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从1948年武安那期报纸算起，中间隔了四十四年。

回头看那几天的版面，它们记录的与其说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外交判断，不如说是一个特定时刻的认知切片。

那时候的我们还在山沟里指挥打仗，对中东的了解主要来自二手消息。

同情犹太人复国，是因为这件事在“反压迫”的框架里说得通。

而后来转向支持阿拉伯国家，是万隆会议之后新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在冷战格局和亚非团结的叙事中逐步形成的中东政策。

1948年的同情是真实的，1955年之后的转向也是真实的。

一份报纸的版面，就这样在七年时间里，从一个方向走到了另一个方向。

那些铅字印下的句子，过了七十多年再翻出来，依然能让人感觉到，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