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授想不通：为什么侵略中国的国家有很多，中国只恨我们日本

\为什么近代侵略过中国的列强众多，中国却唯独对日本始终难以释怀？要回答这个困扰日本学界多年的疑问，或许要从塑造了近代日本国民性格与扩张道路的那段幕末维新历史说起。

天皇真正统治日本的时间并不长，最开始是摄关或贵族掌权，后来则进入武家手中，比如源赖朝、足利义满，再后来是战国三杰。尤其到了战国后期，天皇的政治权力基本上荡然无存。

在整个江户时代，德川二百六十年期间，天皇没有任何实权。整个日本近世，天皇唯一拥有的两个权力：一个是颁布元号，即颁布年号；另一个是颁布历法。

后来到了十七世纪末，德川幕府把颁布历法的权力也没收了，天皇就只剩下决定年号这一项功能。中国人生活在漫长的大一统国家里，比较倾向于认为皇帝就应该是最高统治者，但日本不是这样。

天皇很长一段时间里，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权威。关于天皇后来如何崛起，日本有非常多的研究。

天皇崛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德川二百六十年和平体制下出现了非常多的社会问题，产生了一大批对旧体制不满的人。他们为了消解德川政权的正当性、相对化将军的权威，就要把天皇抬起来。

当时不管是下级武士、下级公卿，还是普通老百姓，对旧制度感到不满时，需要一个更大的东西去压倒原来的统治者德川将军家。第二个原因，天皇之所以能在近代崛起，跟儒学很相关，特别是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

江户时代尤其是后半期，许多日本读书人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大陆文化和儒学。在学习过程中，他们产生了一种想法：天皇才应该是日本最高的主人，将军只不过是最高的权力者，而不是最高的权威。

这种想法与社会上的不满情绪结合，不断推动天皇权威高涨。第三个原因是外来压力。

大约从十九世纪开始，西方人不断来到日本，要求开国并满足他们的条件。许多日本下级武士不满，面对西方冲击，需要重建民族自信心、重建民族传统，寻找优越性。

天皇毕竟在日本存在了一千多年，作为一个传统的象征还是靠谱的。三方面原因合在一起，天皇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京都作为政治城市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江户幕府是武士政权，但江户后期出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文官治理，而这些人所秉持的知识反而是朱子学、程朱理学，这把中国人熟悉的尊重权威、尊重皇权的传统带到了日本，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转变。"文官治理"这种表述并不准确。

后来的武士已经不像武士，变得像官僚，但本质上他们仍是世袭的军人，是军人集团。武士中也有很多读书，但也有很多不读书——军人未必那么爱学习。

那些有知识的武士往往就是社会意见、公共意见的领袖，会产生很大影响。比如吉田松阴、水户学派，影响力很大。

普通下级武士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去读书，或没有那么聪明的头脑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但他们会向这些老师学习。这些老师告诉他们，日本本来应该拥有的状态是天皇是国家的主人，不应该是将军，这对他们非常有吸引力和触动。

这就是儒学潜移默化中发挥的作用——让当时的日本人认为将军统治可能是不合法的。如果儒学没有传到日本，这个问题根本不成立，他们觉得将军统治就统治了，不会产生怀疑。

但因为看到了另一个可能的世界，对现状产生了怀疑，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契机。明治维新真正起点大约在一八六四、六五年，到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要到一八八九、九零年，中间有近三十年的空窗期，这正是萨长藩阀轮番统治的时期。

讨厌时称之为"萨长藩阀"，尊敬时则称"明治元老"。明治体制下，帝国宪法颁布前后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断裂——正因为有明治元老这样一批起身于革命又非常成熟的政治家，一方面在国内推动废藩置县、殖产兴业，把日本向现代化方向转变；

同时他们也向西方学习，逐步在东亚开始扩张，这也是东亚其他国家某种意义上灾难的开始。这些人其实是非常有分寸感的。

直到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山县有朋、乃木希典等最后一批明治元老几乎伴随明治天皇的去世而消失。

大正时期是一段非常短暂的民主政党热闹时期，但显然没有建立稳定的政治权威，到了昭和时期，军部权力一下子起来，整个国家因为没有大佬控制，使得军部为所欲为，搞成那个样子。

谈到明治宪法的缺陷，可能更多关注后来引发战争的军部暴走问题：明治宪法明确规定天皇对军队的统御权，而不是把军事权力放在民选政府首相之下，这就导致首相没办法制衡军队。

而军队后来又用现役武官制去当陆军大臣，反过来用这一制度反控政府，导致后面的暴走。这是后人尝试寻找日本军事暴走原因的常见思路。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缺陷在专业人看来，并不特别集中在军事问题上，反而更在于制定之时多方势力的角逐——体制本身在更高层面上就已是各方妥协，使各方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活动空间，反而给了后面很糟糕的可能性。

明治宪法是人为产物，制定过程代表了当时各方势力的角逐：萨摩长州、自由民权势力、皇室还有其他民间势力都参与进来，是各方力量妥协的过程。另一方面，伊藤博文及其智囊如井上毅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想模仿的是德国普鲁士——认为普鲁士跟日本历史条件比较相像：本来是一穷二白的小国，但有了俾斯麦后一下子崛起为中欧强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强国。普鲁士宪法没那么激进，与法国、英国宪法相比，保留了很强的皇权和传统色彩，他们认为比较合适。

他们幻想的制度是：威廉一世、威廉二世是国家主人，是皇帝，但实际运作政治的是俾斯麦这样的宰相。谈到军队的崛起，中国普通读者比较熟悉一个词叫"武士道"。

日本军队之所以战斗力强同时破坏力大，很大程度上常被归因于单一线条、僵化的武士道思维方式。然而看武士道的诞生很有意思：维新之后整个武士阶层被取缔，最著名的就是废刀令。

对比来看，中国近代化转型中也有相似节点——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是文士阶层，儒家士大夫主要用笔考科举。

一批失去政治特权的文士阶层衰落后，近代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崛起。其中中下级知识分子充当了国民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所动员的知识青年——若放在过去都是去考科举的读书人，后来都赴日本留学、投身中国革命。

而日本这边，恰是士族衰落后，日本军队开始崛起。从明治到昭和，日本军队和武士道是什么关系？

日本军人往往用一种方式为自己的战争罪责开脱：自己只是忠实执行长官命令，武士道精神教会自己如何忠实执行长官命令，自己是模范军人——命令内容有问题，不是自己的错。这就形成了战争责任在底层的推卸。

真正回头看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军靠的是武士道吗？肯定不是。靠的是大炮、步枪、战争动员、近代科技。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流传的"武士道"概念与新渡户稻造用英语写的《武士道》密切相关。但新渡户稻造写《武士道》的时间是一九零零年前后，距离明治维新已半个世纪，日本武士早就不在了。

所以那个东西是杂糅了基督教伦理、西方骑士道精神加上儒学一些东西炮制出来的武士道——说武士如何忠君、如何爱惜名誉、宁死不屈，那个东西就有点假。后来日本到处打仗、干各种坏事，在东亚为非作歹，是否真与骁勇善战、武士道直接相关？

或许并不见得。日本士兵当时凶残、打仗厉害（不管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大家都承认确实非常善战、非常凶猛），这种东西从哪来？

与其说是武士道，不如说是日本近代军队制度造就的。日本内部的军事训练非常严酷，内部对新兵的虐待非常有特色，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也非常多。

还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有《战阵训》——要求日本人不能投降，投降全家跟着遭殃，这种连坐也有。再加上天皇信仰——常见的神风敢死队告别时说"此生再也不见了，再见就要在靖国神社再见"，那种东西真的与所谓武士道相关吗？

也不见得。正是这种深植于政治结构与社会文化中的"无责任"基因，决定了战后日本与德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反思道路。

同为二战战败国，德国直面战争罪行，从制度、教育、社会层面彻底根除军国主义余毒，用数十年的真诚悔改赢得了全世界的谅解。

反观日本，战后数十年始终拒绝彻底认错，反而常年篡改、美化侵略历史：教科书把"入侵"改为"进出"、把"大屠杀"简化为"事件"、把"强征"美化为"募集"；最新审核通过的教科书更直接否认慰安妇、劳工被强制迫害的历史事实。

回望近代百年，西方列强发动对华战争的核心诉求是利益掠夺——打开通商口岸、垄断贸易、掠夺资源，他们想要的是钱财与土地。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早早出台《征讨清国策》，目标是直接肢解中国、瓦解中国主权、终结中华文明的存续。

从甲午战争时期的旅顺大屠杀，到伪满洲国的文化同化洗脑，再到南京大屠杀的有组织集体屠戮，以及731部队突破人类底线的人体实验，日军在侵华期间犯下的是全方位、无差别的反人类暴行。

这种从肉体屠杀、文化根除到人口奴役、人体实验的全方位毁灭打击，在所有侵华列强中绝无仅有。新中国成立后，为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发展，中国曾主动放弃巨额对日战争索赔，这份让步承载着极大的包容与诚意。

然而这份宽容并未换来日本的知恩悔改，反而被当作可以肆意试探底线的底气。近些年日本不断推进修宪进程，扩充军备、提升国防预算，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的远程攻击性导弹，军国主义复苏苗头愈发明显。

回到日本学者的核心疑问，答案其实早已清晰——中国人从来不是小气记仇、揪着过往不放，更不是刻意针对日本。中国愿意原谅为利益掠夺、事后真诚认错悔改的国家，但绝对无法原谅一个试图灭绝中华民族、至今拒不认错、持续篡改历史、不断挑衅底线的国家。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惕历史重演。真正的中日友好，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包容退让，而是建立在正视历史、尊重真相、真诚悔改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