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自小接受＂反共＂教育，后来惊觉杀台湾人的不是共产党

蓝博洲1960年出生。那一年，台湾地区仍处在戒严的高压之下。

放学路上刷着标语，教室墙上贴满口号，升旗时的歌词被改过词，强调对抗大陆。每周五的专题演讲讲的是"大陆水深火热"。

三年级写作文，无论题目是什么，都得往"解救同胞"上扯。中秋节的作文，孩子们写着写着就写到"明年要在大陆过节"。

这套教育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岛统一，没有例外。五年级时家里有了电视，中影拍的片子把"敌人"描绘得面目可憎。

学校不准读1949年前的进步书籍，左翼作家的作品更是禁区。台湾地区书架上只剩"反共"文艺。

蓝博洲当时并不知道，这套让他从小背诵的话术，是怎么在一座岛上安装完成的。答案藏在40年"白色恐怖"的档案里。

那段历史的起点是1947年。二战结束后，日本把台湾地区交还中国，接收的国民党官员贪腐横行，战后经济崩盘，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

1947年2月27日晚，台北专卖局查缉员打伤寡妇林江迈，开枪杀死路人陈文溪，民众怒火被点燃。次日游行队伍冲向行政长官公署，事件蔓延至基隆、高雄、台中、嘉义。

陈仪表面答应改革，暗中请调援兵。3月8日，二十一师在基隆登陆，随即展开大规模镇压，死难者数以千计。

紧接着的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败，蒋介石退守台湾地区，宣布戒严，自任"总统"直至终身。政治权利被彻底压制，被扣上"政治犯"帽子的数千人被处决，被投入监狱的估计达到十四万人。

这段黑暗要到1987年戒严令解除才算画上句点——到2026年，也不过39年。台东外海的绿岛就是"白色恐怖"最具象的记忆之一。

岛上山脚下有个建筑叫"绿洲山庄"——一个反讽意味极浓的名字，它其实是白色恐怖时期修建的监狱。有幸存者说："有时候半夜，他们把人拖过来打，那是非人的。"

81岁的黄林（音）就是关押者之一。他曾带着儿子重回绿岛。

第一次踏上这片海岸，是在1972年。那记忆至今仍疼："非常、非常悲伤。他们不是有尊严地把我们送来，而是把我们捆起来、铐起来。

当时我们想，是不是要被扔进海里。"他的罪名是"颠覆政府"，另加一条"通共"，他一生都在否认后一条。

他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睡在地上，"洗澡、洗衣、大小便都在这里"。9年青春就这么消耗掉，其中3年在绿岛。

狱中要上"爱国主义课"，不许阅读，不许与外界通信，唯一被允许拿笔的时候，是被逼写下"认罪书"——那些认罪书往往是在酷刑下逼出来的。"他们用针挑女犯的指甲，不让我们睡觉，打到你签字为止。"

时至今日，他夜里睡觉还会磨牙，声音很大。儿子在旁看着，眼里发红。

老人自己却说得很淡："判我的人大概都死了。原不原谅不是问题，交给历史去评判吧。"

绿岛上那面纪念墙，如今刻着9000个名字，包括他自己的，也包括那些永远回不来的朋友。蓝博洲后来一头扎进这段被藏起来的历史。

1987年春天，他进入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社做编辑。那年正好是二二八事件40周年，杂志决定做专题，他负责部分采访。

彼时岛上统独之争正炽，一派台独势力把二二八包装成"独立运动"，说成是外省人对本省人的迫害，还搞出所谓"二二八和平运动"。

蓝博洲一开始也没什么把握，只从长辈闲谈中听过零星片段。

采访极难。电话一说主题就被挂断，登门连门都不开。写出的初稿被陈映真退回来重做。

他一度想放弃。转机出现在一次与大学生的聊天中，他在人家的书架上翻到一份旧资料，提到台大学生吴思汉在二二八中带学生冲进中山堂抗议。

他继续挖，找到郭琇琮的线索——台北帝国大学医学专业毕业，抗日坐过牢，光复后成为台北青年领袖，后来加入中共地下党，1950年被枪决。

采访郭琇琮遗孀那一天，蓝博洲第一次听到教科书从未教过的版本：郭琇琮在二二八期间以医疗名义组织青年、散发传单、呼吁民主改革，是个理想主义者；事件之后，大量台湾地区青年从对国民党的失望转向共产党，觉得那才是出路。

二二八不是"台独"，是人民起义，要求的是民主“自治”，且是在中国的框架之内；杀台湾人的是国民党军队的镇压机器，不是共产党。对一个从小被灌输"反共"教育的人来说，这个认知的翻转是剧烈的。

蓝博洲此后不再写小说，专门做这类人物的报告文学。1988年，他出版《幌马车之歌》，写地下党人张志忠、季沄夫妇和儿子杨扬的悲剧。

1990年代，他一家家找受害者家属做口述。2011年他写了吴思汉，2014年记录了台湾地区早期共产党人。

2017年出版的《寻找祖国三千里》讲述台湾人回归祖国的历程，2018年在北京推出简体版。在台湾地区内部，这段历史至今仍是撕裂社会的历史战场。

台北市中心那座为蒋介石建的中正纪念堂，是外国游客最常去的景点之一，也是受难者家属最常抗议的地方。有位活动人士曾七次向蒋介石铜像泼红漆、扔鸡蛋，被禁止进入纪念堂，屡次被罚款50欧元，他拒绝缴纳，也拒绝闭嘴。

他说："他是个多产的杀人犯。台湾地区号称有人权、有法治，还容忍这样一座塑像。"

台北档案馆里保存着还原这段历史的关键证物，进入调阅需专门授权，24小时监控。其中一份用红铅笔写的处决令，落款正是蒋介石本人。

另一份1950年的卷宗，记录了一位高中校长被判"叛乱"处以死刑的全过程。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推动所谓"转型正义"，成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截至该委员会作出建议时，累计有5837人的政治判决被撤销，2020年又追加了12人，2021年又推翻了1970年"泰源事件"5人的死刑。

到2024年，民进党当局宣布将清除全台仍剩的760座蒋介石铜像。

2017年推动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要求移除所有威权象征，但街道、校园里蒋介石的雕像、路名、画像仍星罗棋布。不过，正如那些老受难者所说，问责始终是空的：没有一个"主谋"被正式点名审判。

军方？国民党？还是那位被塑造了40年个人崇拜的独裁者本人？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内部至今仍有人为白色恐怖辩护。有党员说："当时大家都对共产渗透很敏感，戒严让当局多一些手段保障安全。"

甚至有人说："戒严嘛，就是午夜后不能开迪斯科舞会，这算什么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只是国民党漫长历史中的一小段，而且党已经道歉了。"

而蓝博洲的书，让另一种叙述得以浮出水面：那些被枪决在马场町的年轻人，很多并非"台独"分子，而是想让台湾地区走向民主、且认同中国的理想主义者。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地下党网络因叛徒出卖迅速崩解，蔡孝乾被捕，吴石情报组暴露，鹿窟基地1952年被围剿，逾千人被抓。国民党情治系统制造的恐怖，切断了台湾地区整整一代知识精英的进步传统。

在台湾地区，还有历史老师——本身就是坐过15年牢的政治犯——站在讲台上告诉高中生：这段历史你也许觉得跟你没关系，可作为台湾人，你必须知道，这是我们的历史。教室里16岁的女孩子说："我们今天的自由是他们牺牲换来的。

年轻人不关心政治不是好事，不然民主就会被一党独占，甚至滑回威权。"戒严解除已39年，从被压迫到民主化，速度不可谓不快。

但被压抑的记忆一旦被翻出来，人们才看清：所谓"反共教育"的高墙背后，真正在扣扳机的是谁。蓝博洲写了三十多年，还在写。

他曾说，两岸的历史是连着筋的，"打断骨头连着筋"。他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把一整个世代被灌输的答案，重新翻回问题本身——那些死在1950年代马场町的年轻人到底是谁，是谁下的令，又是谁，不希望后人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