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勋祺：土城赢中央红军，事后被蒋介石记恨？皖南事变被解除兵权

遵义会议后，重新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经历了一场败仗，这场败仗就叫“土城战役”。电影《四渡》中讲到这段时，给博古设计的挖苦毛泽东的台词是：

“不是只有我和李德同志会打败仗，他毛泽东也一样。”

博古想借此质疑毛泽东刚接手指挥打的土城仗没能取胜，消除大家对李德、博古军事路线完全错误的共识。

真实历史上，博古并未在土城战役后质疑过毛泽东。原因是：土城战役中，毛泽东所率的红军真正吃亏，只在与郭勋祺的青杠坡战斗中，仅持续一天一夜。整个土城战役仅仅持续了6天，且从战略上而言红军实际赢了。因为，这场战斗后，毛泽东迅速调整战略，连夜搭浮桥，催生一渡赤水，开启四渡赤水机动战法。

郭勋祺的确曾在与红军进行的青杠坡战斗中，占了优势。然而，郭勋祺占优势，并非因为其战术多高明，而多少与他运气太好有关。

须知，当时红军这边坐镇的总决策层，囊括了中央最高班子：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博古、张闻天全在土城后山军委总指挥部，且全程紧盯青杠坡战场，随时调整全盘部署。

《四渡》电影中，青杠坡战斗时，朱德甚至亲自上了前线，面对毛泽东的劝阻，还留下一句：“敌人的炮弹，打不中朱德”。

此后，刘伯承、陈赓、宋任穷也亲赴前线，后续，毛泽东还火速调了聂荣臻等前来对付郭勋祺。

郭勋祺面对如此豪华的红军阵营，还能在那一天内占优势，显然并非全因为实力。

郭勋祺于1948年7月16日襄阳城破后被俘虏，后来，他自愿投身解放事业。建国后全程被善待，晚年回忆青杠坡战役时，他直言：自己当年面对红军主力，还能占据优势，关键是自身预判和指挥部署。然而，真相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郭勋祺参加土城战役（青杠坡战役）时的参谋长胡秉章在回忆录《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之经过回忆录》中，以旁观者、亲历幕僚角度评价郭勋祺能在土城战役中占优的原因道：

“一是偶然捡到红军伏击部署，抢占制高点逆转战局；二是激战至全旅快要被红三、红五军团分割围歼时，潘佐援军恰好赶到，晚数小时便有全旅覆灭风险，当真是郭的运气太好。”

郭勋祺

客观分析，郭勋祺能在与中央红军的战斗中占优，与三方面因素有关。这三方面因素的背后，正是胡秉章强调的运气——

第一，情报误差救了他，红军低估郭勋祺的兵力。

《四渡》电影里，毛泽东曾在青杠坡战斗中红军出现大伤亡时喊：“情报出错了，情报出错了！”这个镜头完全符合事实。

在这场战斗中，军委战前侦查失误了，他们判定郭勋祺只有两三千人，实际郭勋祺旅辖6个团近万人，且还是川军精锐，极其擅长山地作战。

原本，我方以为兵力能占优势，打法也是根据兵力占优而设计，结果，对方实际参战人数远高于情报数据，我方兵力不占优。红军反复冲锋仍难以歼灭敌方，郭勋祺极其运气地顶住了猛攻，没有当场被全歼。

事后才知道，我方情报破译时出了错，把川军“旅”错译成了“团”，导致我方严重低估了敌军兵力。

第二，地形攻守优势加持，阵地难突破。

网传郭勋祺部当时是走错了路，才意外抢占了青杠坡高地，从而占据了地理优势。实际上这是谣言，真实历史上的郭勋祺非常擅长山地战，他极其清楚：青杠坡地形是两山夹一沟的葫芦隘口，中段最窄，如同葫芦细颈。

他将主力部署在细颈两侧高地，等于直接掐断红军进出山谷的通道。红军若向东突围，要仰攻高地；若要向西退回土城，同样要穿过被火力封锁的窄沟，进退都非常被动。

抢占高地的郭勋祺居高临下，战壕、火力点完备；红军仰攻，暴露在密集火力下，伤亡激增。

后来在回忆中，郭勋祺感叹，如果自己晚一步抢占高地，将很容易被红军分割消灭，抢占有利地形是关键偶然优势。

第三，增援及时，没被彻底分割包围。

战斗白热化时，郭勋祺等来了援军，最关键时刻，川军后续部队不断向土城靠拢。原来，川军最高决策者刘湘的核心战略是将红军挡在四川境外，不愿意战火烧到川内，他提前部署了南岸重兵堵截红军北渡长江，他还命令潘文华梯队紧随郭勋祺后，一旦郭勋祺有难，就派潘佐等支援。

郭勋祺主动给潘佐求援后，潘佐加速行军，最终让援军卡在关键节点抵达，缓解了郭勋祺侧翼的压力，避免被红军截断后路。

假如川军援兵迟到数小时，红五、红三军团合围完成，郭勋祺旅极有可能全军覆没。战场上，时间差就是生死分界线，潘佐的增援及时，让红军合围计划彻底破产。

毛泽东眼见仰攻高地伤亡惨重，当日傍晚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西渡赤水河。

当然，郭勋祺保命的运气核心点是：红军此战核心目标是消灭追兵、打开西进通道，并非死磕川军。毛泽东早已确定了“在运动中寻找生机”的突围法，根本不会打持久消耗战。

这也是《四渡》电影中，毛泽东会在评价青杠坡战役时说：“敌人损失了3000人，可那是40万里的3000，我们损失了3000，可那是3万里的3000”。言外之意：红军根本消耗不起，不能打消耗战。

此战中，郭勋祺部能占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郭勋祺本人能打仗，善于打仗。也是因此，即便早年早已发现郭勋祺与陈毅、杨闇公深度交好，掩护中共党员、参与左派进步活动，蒋介石也没有“办”他。

土城一战中，蒋介石看到郭勋祺重创了红军，完成了川军堵截任务后，并未与红军死战、刻意“只追不堵”，心里是有忌惮的，暗中为他记下了一笔。这一笔，也为后来郭勋祺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

皖南事变中，郭勋祺任50军军长驻防皖南，蒋介石的眼线陈去惑发现了郭勋祺再度通共，并告密：

“郭勋祺私下给新四军调拨三万发子弹、上千套军装； 多次与陈毅、项英私下会面，邀请新四军干部入川军讲游击战术；收到蒋介石下发的全国‘防共、限共’密电，直接抄送新四军，提醒对方提防摩擦； 掩护粟裕先遣支队穿越自己防区，不加阻拦。”

拿到全套证据后，蒋介石借“贵池战役作战不力”这个表面借口，免去郭勋祺23集团军副总司令、50军军长实职，调回重庆陆军大学，形同软禁，不再给他野战兵权。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明确记载：郭勋祺被罢免的真实原因，就是不愿调转枪口打新四军、与中共过从甚密。

1939—1947年，郭勋祺长期无兵权，只挂空头参议，蒋介石绝不给他领兵大权，就是防他通共。

1948年，康泽主动举荐郭勋祺做绥靖区副司令，蒋介石之所以同意，仅仅因为襄樊守军多是川军，需要川军老将镇场子。

可即便给了郭勋祺官职，蒋介石仍不信任他，一直让军统特务头子康泽做正职，全程监视、制衡郭勋祺。

战时，擅长打仗的郭勋祺多次给康泽提了正确守城方案，可因为康泽怀疑他通解放军，刻意否决了他的部署，最终导致兵败。

襄樊失守、郭勋祺被俘，本就不支持内战的郭勋祺后来回川策反川军起义。

再后来，1949年5月至12月，在郭勋祺的努力下，成都五个师起义。四川解放后，立下大功的郭勋祺历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厅长、四川省体育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1959年在成都因严重肝病病逝，享年64岁。离世前，他一直忧心岷江防洪堤工程，他留下的遗言亦与防洪有关，内容是：“若能再多挖三十米槽，汛期水位能降一尺”。

弥留之际，他拉着儿子叮嘱：

“我这辈子，打过红军，打过鬼子，最后跟着共产党，总算走对了路。你要记住，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跟着共产党，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事。”

这段话既是对他一生关键经历的概括，也是他对后代最核心的嘱托。

郭勋祺因青杠坡一战成名，后幡然醒悟将枪口对准日军，再后来又走向了人民，其一生，可谓“曲折却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