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用了几十年的“马踏飞燕”，为何后来改名为略显平庸的“铜奔马”，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

2018年6月5日，兰州，甘肃省文物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句话让不少人感到意外：“我们提倡统一使用‘铜奔马’名称。”

消息传开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叫了几十年的“马踏飞燕”，怎么突然要改名了？

有人觉得，“铜奔马”太普通，像仓库里的登记名称，远不如“马踏飞燕”有画面感。也有人疑惑，既然这件文物早已因为“马踏飞燕”闻名全国，为什么还要重新强调另一个名字？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在讨论名字，实际牵涉到文物命名、考古证据、艺术理解和公共传播之间的差别。

一、档案里的名字，为什么一开始就很朴素

这件文物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

1969年9月，武威县新鲜公社的社员正在雷台附近开挖战备地道。施工过程中，青砖墓室被意外凿开。昏暗的手电光下，铜人、铜车、铜马和陶器散落在墓中，组成了一支规模不小的铜车马仪仗队。

墓葬曾经遭受过盗扰。盗墓者更看重金银，反倒让大量青铜车马留了下来。这种带有偶然性的保存结果，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史上一桩颇有意味的事情。

当地群众起初并不知道这些铜器的价值，有人甚至把铜车马看成“金人”“金马”。随着消息传开，武威县有关方面展开追缴和清理。许多被暂时藏起来的文物，经过动员陆续交还。

同年10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人员赶到雷台，对墓葬进行清理。墓葬分为前室、中室和后室，并有左右耳室。出土器物数量较多，铜车马仪仗俑尤其引人注目。

根据马俑胸前的铭文，墓主被认为是东汉晚期的“守张掖长张君”。墓葬年代大致在东汉末年，约为公元186年至219年之间。

那匹后来名声最大的铜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量约7.3公斤。它三足腾空，昂首张口，右后蹄落在一只展开双翅的飞鸟背上。

入藏甘肃省博物馆时，工作人员没有急着解释那只鸟是谁，也没有把它和某个古代传说强行对应，而是按照文物定名的基本规则，登记为“铜奔马”。

这个名字看起来平淡，却很稳妥。

“铜”说明材质，“奔马”说明主体形态。至于马蹄下的飞鸟究竟是什么，档案名称暂时不作判断。对考古工作来说，这种克制并不是缺少想象力，而是避免把尚未证实的推测写成结论。

二、一个好名字，怎样让文物走出博物馆

1971年，郭沫若陪同柬埔寨王国首相宾努访问兰州。参观甘肃省博物馆时，他看到了这匹铜马。

据相关回忆，郭沫若拿起铜奔马，从不同角度仔细观察。马匹腾空飞驰，重心却落在一只飞鸟之上，这种造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博物馆工作人员王毅提出，马蹄下的鸟或许是燕子。燕子飞行迅疾，用飞鸟来衬托马的速度，正符合这件作品的艺术构思。

“能不能叫‘马踏飞燕’？”

这个提议得到了郭沫若的认可。此后，这个富有动感和文学色彩的称呼逐渐流传开来。

1971年7月1日，铜奔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出土文物展览中亮相。它曾在出土时碎成数块，经过修复后重新组合，终于以完整形象面对观众。

展览期间，报刊对它进行了报道。“马踏飞燕”这个名字，也随着展览和新闻传播，很快进入千家万户。

不得不说，这个名字确实极具传播力。

“马”是主体，“踏”写出动作，“飞燕”制造出速度感。短短三个字，把腾空、追逐、力量和轻盈都压缩进去。与档案里的“铜奔马”相比，它更像一句诗，也更容易被普通观众记住。

1973年以后，这件文物先后赴法国、日本、英国等地展出。展览海报上，三足腾空的铜马形象十分醒目，外国观众通过这件器物认识到两千年前中国青铜铸造和造型艺术的水平。

1983年，国家旅游局将这匹铜马确定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它出现在城市广场、车站、宣传册和邮资明信片上，成为中国旅游形象中辨识度极高的符号。

有意思的是，随着形象越来越出名，“马踏飞燕”反而逐渐压过了“铜奔马”。许多人知道这个名称，却不知道博物馆的正式档案从未因此改变。

三、马蹄下的鸟，真的就是燕子吗

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出现的。

“马踏飞燕”好听，但它有一个前提：马蹄下那只鸟必须是燕子。

从实物观察看，事情并不简单。燕子的典型特征是尾部分叉，呈剪刀形，而铜马蹄下的飞鸟尾部并不明显符合这一特征。它的身体比例、头部形态和尾羽处理，都带有较强的艺术概括性。

有人据此认为，称它为“马踏飞燕”，更多是文学化命名，而非严格的动物鉴定。

那么，它可能是什么？

一种解释是“龙雀”。东汉张衡《东京赋》中有“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的句子，天马与龙雀在汉代文学想象中存在联系。有学者认为，铜马和飞鸟的组合，或许正来自这种神话意象。

由此又出现了“马超龙雀”的叫法。这个名称试图从汉代文献中寻找依据，强调天马甚至超过神话中的飞行之物。

1983年，关于中国旅游业图形标志的报道中，曾出现过“马超龙雀”的称呼。此后它并没有像“马踏飞燕”那样深入民间，反而逐渐淡出大众视野。

反对者指出，古籍里的龙雀形象并不统一，有的描述带有龙、蛇、豹等特征，和铜马脚下那只鸟并不能完全对应。把文献中的神话鸟类直接套到实物上，同样存在推测成分。

还有学者提出“燕隼”说。燕隼是西北地区能够见到的猛禽，体形和飞行状态或许比普通燕子更接近铜马下方的飞鸟。

也有人认为，那是一只鹰，甚至与匈奴鹰形象联系起来，认为它可能包含汉代边疆战争和战胜北方民族的象征意义。

这些解释各有材料支撑，却没有一种能得到所有专家一致认可。原因很清楚：古代工匠留下的是一件艺术品，不是一张写着物种名称的图谱。

飞鸟的造型经过了夸张和变形，尾部、喙部、羽翼都服务于整体构图。后人若只凭动物学特征去判断，难免遇到困难；若完全依靠诗文联想，又容易把想象当成事实。

四、“马超龙雀”为何没有取代“马踏飞燕”

名称能否流传，不只取决于学术道理，还取决于传播路径。

“马踏飞燕”最初由博物馆工作人员提出，又得到郭沫若认可，随后借助展览、报刊和对外文化交流迅速普及。它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早，使用场景也广。

“马超龙雀”则更像一个学术解释。它强调文献出处，却不如“马踏飞燕”直观。普通人看到铜马，能够立刻理解“马踏飞燕”描绘的是怎样的动作；“龙雀”对多数人来说，则需要额外说明。

名称一旦进入公共生活，就会产生惯性。

教材、旅游宣传、纪念品和媒体报道反复使用同一个称呼，公众便会形成稳定记忆。哪怕后来出现更严谨的解释，也很难立刻替代原有名称。

1985年，铜奔马以“马超龙雀”的名称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业图形标志。但在社会传播中，“马踏飞燕”依然占据主流。两个名称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彻底替换。

这件事说明，学术命名和公共称谓本来就不是一套系统。

博物馆需要准确、规范、可核查；旅游宣传则需要简洁、形象、容易记。一个名称适合写入文物档案，不代表它一定适合做城市标志；一个称谓深入人心，也不等于它已经成为严格的考古学结论。

五、所谓“改名”，其实是正式名称与俗称的区分

2018年甘肃省文物局的表态，并不是把一件叫了几十年的文物强行改名，而是重新说明两个名称的不同身份。

“铜奔马”自1969年入藏甘肃省博物馆起，就被用于入库登记、藏品档案和相关文物资料。按照文物定名的规范，无铭文器物通常以材质、形制、纹饰、用途或出土地等因素命名。

从这个角度看，“铜奔马”不涉及对飞鸟身份的判断，因而具有更强的确定性。

“马踏飞燕”则是社会上广泛使用的称呼。它并非毫无价值，恰恰相反，它让这件文物获得了极强的传播力，只是其中的“飞燕”尚不能被考古证据完全坐实。

甘肃省文物部门当时强调，正式文件长期使用“铜奔马”，并提倡在规范场合统一使用这个名称。对于“马踏飞燕”“马超龙雀”等叫法，则可以作为研究和传播中的称谓继续讨论。

换句话说，不是把大众熟悉的名字抹掉，而是给它们划清边界。

在展签、学术论文、文物档案中使用“铜奔马”，是为了保证准确；在文化传播和日常称呼中说“马踏飞燕”，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犯了错误。争论真正要避免的，是把一个富有诗意的俗称，直接当成已经定论的考古事实。

六、真正令人惊叹的，不只是名字

这匹铜马之所以成为国宝，当然不只是因为名字好听。

它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三足腾空，仅靠右后蹄与飞鸟形成支撑。青铜器本身并不轻，马体又向前伸展，重心稍有偏差，就可能倾倒或变形。

现代检测显示，铜奔马采用分段铸造等工艺。马头、马身、腿足等部分分别制作，再铸接或连接成整体。马腿内部还设置了金属加固构件，增强了承重能力。

这不是简单地“把马铸出来”，而是对材料、受力和结构进行了周密处理。

飞鸟展开的双翅扩大了接触范围，右后蹄落在鸟背上的位置，也经过了精心安排。马身向前冲，支点却稳稳压住整体重心。汉代工匠未必使用现代力学术语，却把稳定性做进了造型之中。

铜奔马身上还残留着彩绘痕迹。马的眼睛、口鼻、鬃毛和鞍具，原本并不是单一的青铜色，而是经过墨线、朱色和白色装饰。今天观众看到的古朴青绿色，是金属长期氧化后的结果，并非它最初的全部面貌。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它不能被简单理解成一件“造型奇特的铜马”。它同时体现了东汉晚期的铸造技术、审美趣味、交通想象和墓葬制度。

至于那只鸟究竟叫什么，仍然可以研究。但无论答案是燕子、燕隼、龙雀还是鹰，都不能改变这件器物本身的结构价值和艺术价值。

甘肃省博物馆后来对铜奔马采取阶段性展出和维护措施，也与文物保护要求有关。国宝不是普通展品，不能为了满足所有观众随时观看，而长期承受灯光、温湿度变化和人流环境的影响。

名称可以讨论，展期可以调整，器物本身却经不起反复折腾。

“马踏飞燕”留下了大众记忆，“马超龙雀”留下了文献争鸣，“铜奔马”则回到文物档案。三个称呼并存的背后，是诗意传播、学术考证与规范管理彼此作用的结果。

那只飞鸟的身份还没有定论，雷台汉墓出土的这匹铜马，却早已用自身的重量、结构和工艺，证明了它为什么能够在两千年后仍然保持腾空奔跑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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