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政德州，种遍棉花、推开大包干，离任时子女没有一个进机关

鲁西北平原的秋天，棉田里一片白茫茫。

这片土地上的人，几十年来都在讲同一个老头的故事。

那个老头骑着一辆掉漆的＂国防＂自行车，裤腿上永远沾着土，口袋里揣着半斤粮票。

他是行署专员，也是地委书记，可老百姓看见他，只当是个赶路的庄稼汉。

他走得不算早，走得也不算晚，可他留下的那些东西——棉田、水渠、规矩，到今天还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有人说，一个干部干得好不好，不看他在位时怎么热闹，要看他走后多少年，老百姓还念不念他。

鲁西北的人念他，念了快三十年，还会一直念下去。

他叫王殿臣。

王殿臣是武城县马庄村人，一九二六年生在一个穷到吃不饱饭的农家。

十岁才上小学，二十岁入了党，二十一岁从恩县县委办公室一个干事干起。

往后几十年，一级一级往上走，走到地委书记的位子上，可他身上那股庄稼人的土气，一辈子没褪过。

六十年代初，他在平原县当县委副书记。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殍遍野，干部下乡吃饭都成了难事。

王殿臣下乡调研，吃派饭从来不白吃。

每顿饭，半斤粮票，一毛五分钱，一分不少，一两不差。

老乡端上来一碗地瓜面糊糊，他喝完，粮票压在碗底下，起身就走。

老农追出来硬要塞回去，他只说一句话：共产党的干部，吃老百姓的饭，不能不付钱。

这不是客气话，是他给自己定下的死规矩。

死规矩归死规矩，账还是落下了。

那几年到底欠了多少，他自己也记不太清，只记着有这么一笔。

一直到一九八零年九月，他已经升任德州行署专员，才让人把两百六十块钱和一张字条，一起装进旧信封送到行署办公室。

字条上写得明白：一九六零年任平原县委副书记时欠下的伙食费和粮票折价款，请代还。

二十年。

那笔账，他记了整整二十年。

当年给县委机关当司务长的老人，后来跟人唠嗑说，那个年月欠伙食费的干部不是一个两个，有的是，可主动回头来还账的，就王殿臣一个人。

一九七一年，四十五岁的王殿臣被派到商河县当县委书记。

商河是鲁西北出了名的穷县，七十二片洼地，占了全县三分之一的地。

老百姓编顺口溜挤对自己家乡：商河三大宝，蚂蚱、碱地、茅叶草；春天盐碱白茫茫，夏天大雨一片汪。

王殿臣去了，第一件事就是挖河。

七年，组织民工挖河十四次，每次上阵的都在一万人往上。

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一天能从最北头的公社骑到最南边的公社，上百公里。

工地上，他蹲在刚挖好的沟渠边，和一个浑身泥浆的社员聊了半个钟头。

那社员根本不知道面前这个晒得黝黑的人是县委书记，一肚子怨气倒出来：渠是修了，可光有渠没有闸，水来了存不住，白搭。

王殿臣掏出小本子，一笔一笔记下来。

回到县里，水利局的会立刻开起来，拍板建闸。

商河的营子闸，就是那一年立起来的。

闸修好了，全县一百一十万亩耕地，百分之八十做到旱能浇、涝能排。

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商河人头一回踏踏实实吃上了饱饭。

他还琢磨出一套治碱的办法，叫＂沟成网、地成方、沟渠路旁树成行，排灌路林四结合＂，后来被叫作＂三成四结合＂模式，成了华北平原农田水利建设的样板。

一九七八年，王殿臣升任德州行署专员。

那一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在一张分田到户的生死契约上按下了红手印。

那十八个红手印，后来被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原件至今陈列在国家博物馆的改革开放展区里。

可那个时候，全国还在争论＂包产到户＂到底姓社还是姓资，各地干部大都在观望，谁也不敢迈大步。

王殿臣等不及了。

他在德州顶着压力率先推开联产承包责任制。

一九八一年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全地区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二，其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占到百分之五十五点四。

德州干部那几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实行大包干，获了大丰收，使咱们对路线认了，对政策信了，对党亲了。

王殿臣自己说过一句话，被德州干部记了几十年：让老百姓吃饱饭，有什么罪？

吃饱饭之外，他还盯上了棉花。

他给德州定的调子是＂以棉保粮，以粮促棉＂＂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

往后五年，全区棉花以每年一百多万担到两百多万担的速度往上蹿。

到一九八四年，棉花总产达到八百七十万担，占了山东全省的三分之一、全国的十分之一，总产量全国第一。

粮食也翻番，全区粮食总产突破四十亿斤，比一九七七年翻了一倍。

农民人均纯收入从一九七八年的四十七块，涨到一九八四年的四百五十六块，八点七倍。

那顶戴在德州头上多年的＂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花钱靠救济＂的＂三靠＂帽子，就这么甩掉了。

棉花丰收那几年，老百姓又编上了新顺口溜：王书记抓棉花，德州遍地白花花。

粮棉稳了，他开始琢磨工业。

思路是＂提高农业，大上工业，重点发展乡镇企业，全面振兴德州经济＂，推的是＂乡办、村办、户办、联户办四个轮子一起转，户办联办为重点＂的路子。

在他任内，德州机床厂、德州棉纺织厂重新活了过来，德州胶合制板厂、齐河造纸厂一批新厂子拔地而起。

华能德州电厂的选址、八里屯煤场的建设，他都是拍板的那个人。

今天的德州，华能德州电厂依然是鲁北电网的主力机组，德州棉纺行业依托当年打下的底子，仍是山东重要的纺织基地。

这些年里，王殿臣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下乡，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手腕上戴的是二十八块的＂中山＂表，口袋里揣的是一毛三的＂大丰产＂烟，身上穿的是对襟袄，和地头的老汉没两样。

走到哪儿，老百姓都认不出他是专员。

可他心里头，装着的是德州几百万庄稼人的日子。

对自己苛刻的人，对家里人只会更苛刻。

王殿臣有七个孩子。

八十年代地委行署机关招人，他七个孩子，没有一个进机关大院的。

不是孩子们不争气，是老头子不许。

长子王彬技校毕业，想留在父母身边，老头甩给一句：服从组织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

王彬去了泰安，当了柴油机工人。

长媳小夏两次上调行政机关的机会，都被老头一句＂我不能搞特权＂挡了回去。

五子王岩从部队转业，懂外语，当时德州外事办正缺外语人才，可外事办设在行署，老头说不行，孩子最终去了企业。

长女王萍高中毕业就下乡，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最后一个回城，按政策分到商河供销社。

一九七八年老头子升任行署专员，王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次都没挪过窝。

他亲妹妹王秀菊，日子实在过不下去，走了二百多里地来找哥哥，想让他给安排个工作。

他一边想办法接济，一边说那句硬话：不该开的口子绝对不开。

妹妹哭着回了武城。

直到王殿臣去世，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他们的全部子女，都还在村里当农民，一辈子没沾过这个＂大干部＂哥哥的光。

一九九四年，六十八岁的王殿臣离休。

离休了闲不住，最大的爱好是读书看报，还自己学会了用电脑，是地委机关头一批用电脑写东西的离退休干部。

一九九八年一月，他在德州病逝，七十二岁。

他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墙皮剥落，白粉斑斑。

墙上一直挂着一张周总理的画像，是他年轻时候贴上去的。

屋里没一件值钱的东西。

遗言里他写了一句：我这一生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作风上是清白的。

有人替他算过账：当专员、地委书记十来年，七个子女没一个进机关，二十年前的伙食费离休前还清了，走的时候住着四面斑驳的老屋，口袋里没攒下几个钱。

德州的老百姓给他下了个评语：跟党没俩的，永远活在庄稼人心里的好书记。

这些年，德州的棉田有的变成了工厂，有的还在产棉花，当年＂大包干＂打下的底子，经过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延续，又在新一轮农村改革中焕发新生。

按照中央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部署，鲁西北这片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将继续稳定下去，当年王殿臣们冒着风险推开的那扇门，如今越开越大。

德州的乡镇企业早已换了几茬模样，华能德州电厂的烟囱还在，营子闸的水还在流，老百姓喝的、浇地的，仍是他当年引来的那股水。

每年清明，还有人去他的坟前，放一束花，鞠三个躬。

来的不是什么大干部，就是些普普通通的庄稼人。

他们蹲在坟前抽袋烟，念叨一句：王书记当年帮咱引的水，到现在还甜着呢。

那个在平原县吃派饭压粮票的年轻副书记，那个在商河工地上蹲着问水闸的县委书记，那个顶着压力第一个在德州推开＂大包干＂、让棉花铺满鲁北的行署专员和地委书记，那个离休前还惦记着二十年前伙食费的老头——人虽然走了快三十年，可德州人心里的那本账，一笔一笔都还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