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无声的县城摇滚音乐节

1971年开业的美国奥兰多迪士尼乐园曾承载了一个野心，创始人试图超越传统游乐园，通过设计交通、住房，甚至气候，来实现“理想城市生活”。这个乌托邦当然未能如愿。但在2019年的一个夏日，它确实让中国游客王丽娜见识到某种“理想城市生活”：缺了一条腿的人在排队，自称做过60多次手术的女孩在餐厅更换喉管，还有一位体形硕大的中年女士，“就像一位女骑士”：她坐在轮椅上，“昂首挺胸，神情高傲”，下景区游览车时，依靠机械升降平台，缓缓落地。

王丽娜出生在中国东北，生活在江苏，已是一位母亲，她参加过义工组织，单身时助养过一个孤儿。她判断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准，是包括残障人士在内的所有人，都能公平享有资源。这不像助养孤儿那么简单。哪怕在纽约，数十年的争取让美国在1990年拥有了残疾人法案，保障无障碍出行，但纽约地铁为无障碍设施设定的完成时间，是三分之二个世纪后的2055年。

奥兰多之旅过去几年后，在中国华北，冒出了一个“限时乌托邦”：一场持续三天的音乐节，聋人们在汪峰和左小祖咒的音乐中摇摆身体。两家媒体报道称，这是国内第一个配置了手语翻译的音乐节。

乌托邦远离首都和省会，出现在苏北边缘一个城镇人口不到60万的县级市。那里2025年才落成第一座剧院，很多公交车只运营到下午6点。建造它的人，已经过了空想和嬉皮的年纪，他们从县城的规划局、教育局、政府办公室里，慢慢成为科长和处长，如今，有人还得照顾3岁的外孙。

音乐节的发起人王丽娜和她的合伙人一步一步促成了这一切。也不是每个人都欣赏她的乌托邦，她常常要面对一种递进式的不怀好意，“秃子为什么要买梳子？盲人为什么要去看电影？聋人为什么要来音乐节？”

2026年9月26日，孤独的利里乐队演出现场，大屏幕右下角的小框里是手语翻译。（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摄）

“离音乐最远的人”

他们会捧着气球，把面颊和胸贴在气球上，仿佛气球是他们的耳朵。

2026年9月末，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江苏新沂马陵山景区一块开阔的草地上，挤着嬉皮士、大学生以及跟着家人前来的老年人。前一天夜里下过雨，远处飘着几朵阴沉的云。地上，盖住水洼的防潮垫，像果冻一样跳动。

中午一点，音乐响起。每个乐队会有至少40分钟的表演时间。后朋克的旋律从法国L-ISA、一套希望让人忘掉扩音器存在的系统中倾泻而出，震动似乎是从地底深处冒出来的，传导到脚底，接着通过脑门发射到空中。密密麻麻的乐迷跟随震动，左右摇摆。

县城位于江苏省的边缘，往北10公里就是山东了。1949年，设计者从宿迁、沭阳、东海、邳县各划出一块地，组合成一个此前不存在的县，41年后，改为县级市。

南边的马陵山留存了一些江南气质，山坡上苍松翠柏，溪水潺潺。据当地记载，乾隆皇帝曾三次到过这里。地下不超过半米的地方，同时出土了代表南北方文化的新石器器物和用于殉葬的人类尸骨。后者的出现让考古学家断言，等级制度形成，文明进入下一阶段。

如今，地面上的生活又进入了文明的另一个阶段。按照此前的报备，这是一个人数不会超过五千的小型音乐节。但现场俨然是个微型小镇，舞台周围排布着小店，几百米外划定了方正的区域，留给淋浴间和五颜六色的露营帐篷。人们抱着吉他，悄悄分享藏在奶茶杯里的酒精，和素不相识的乐迷唱到凌晨。大概300名景区员工为乐迷服务，接引、安检以及发放半身高的红色编织袋，上面印着“我在新沂恁恣（方言：舒坦）袋”。据说，这来自一名官员的奇思妙想，此前有一个被否决的版本，是“我在新沂很能装”。

摇滚乐迷展现狂热的方式和摇滚乐一样毫无章法。他们把草地当成弹簧舞池跳来跳去，高唱在出生前就存在的《团结就是力量》。一个年轻人穿着哪吒式的红肚兜，举着“中国人能飞”的条幅，时不时在人潮中探头。

格格不入的是一群安静又拘谨的人，相比周遭的狂热，他们保持沉默，怪异地捧着蓝色气球，盯着大屏幕右下角的小方框，里头有一个黑衣服的女孩，似乎在比画着什么。

他们是一群没有“躲在家里”的聋人，能照料自己，能享受音乐，至少有三个女孩，穿着宽松的街头风短袖T恤，眼睛四周贴上彩虹色的亮片。

事实上，从奥兰多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王丽娜忘记了那种“理想城市生活”。大学毕业后，她一直待在无锡一家“老赚钱了”的互联网房地产公司，从销售做到经理，直到辞职创业。2020年，她遇上做livehouse的曹量，对方有“巫师一样的能力”，“经他编排组合的乐队阵容，现场和票房，都有魔法般的加成”。两人决定筹办音乐节。

直到四年后真的筹办河流音乐节时，她想到，要邀请“离音乐最远的人”，得到曹量支持。之后，她才想到奥兰多，想到了聋人。

人们早就发现，社会默认了一具“标准身体”，它腿脚利落，耳聪目明，能爬上楼梯，听到鸣笛，看见指示牌。街道、高楼，以及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的分配，都照着这具毫无瑕疵的身体浇筑出来。

不符合标准的需求，就容易碰壁。王丽娜身边找不到合适的手语翻译，特殊学校里的手语老师又不懂摇滚。接着，她索性设置了一个考题公开招募：翻译声音碎片乐队的《送流水》，一首描述了物性、幻灭、感伤，或者说，很难用一句话归纳大意的歌。

最终，一个在徐州读研的女孩，用一段催人泪下的表演，征服了王丽娜。2024年秋天，第一届音乐节匆匆登场，现场究竟来了多少残障人士，没人统计。

现实似乎消磨不了王丽娜。到了2025年，她继续加码：向残障人士开放100个免费名额。

相较于成千上万的乐迷而言，100是个太小的数字，王丽娜却为这个小数字，构想了一套无障碍流程：接驳、志愿者、无障碍卫生间。

那具“标准身体”又出现了。譬如，她以为，1412所中国本科学校中，只有两所有手语翻译专业——音乐节志愿者的来源集中在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和江苏师范大学。

但其实，中国唯一的独立手语翻译本科专业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招收人数不到30人。部分学校有相关专业，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在特殊教育专业中细分，江苏师范大学的则是研究生专业。

“标准身体”使得她每年都要向县城官员解释，聋人如何享受音乐。

一些官员始终觉得不可思议。音乐节已经在新沂办了四届，仍然有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求证：真的有聋人到了现场吗？

2026年9月27日，龙神道乐队的演出现场，李沛颖（右）被邀请到舞台中央。（受访者/图）

如何翻译摇滚乐

一位主唱曾解释“不让你我之间注定是美国式的”，但什么是美国式的？

聋人能享受音乐。

怀里的蓝色气球就是他们的耳朵，声波让气球发生震动，产生触感。现场一个聋人女孩，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秘诀：她用骨骼听歌，助听器捕捉到低频声响，顺着骨骼传遍全身，鼓点和贝斯的律动落在四肢。看到歌词尤为重要，她最喜欢的乐队后海大鲨鱼，有一句是“我们像只野马一样在这城市里流淌”，让她心神荡漾。

现场屏幕上没有歌词。聋人得挤到大屏幕跟前，甚至得用手机放大那块小小方框，看黑衣女孩在比画什么。

黑衣女孩叫李沛颖，是一位“听人”——在聋人的世界里，没有残疾人和正常人，有的是听得到声音的听人，和听不到声音的聋人。李沛颖是被媒体报道的中国第一个摇滚音乐节手语翻译。她的眉毛短而浓，双唇拉出戏剧性的弧度，能放大工业电子、后朋克和云南山歌中的快乐和悲伤。8年前，《新闻联播》右下角的手语翻译让她觉得“有意思”，就报考了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2024年，当她诠释的《送流水》让王丽娜流泪时，她正在江苏师范大学念手语播音与主持的研究生。

一开始，李沛颖是一个无关痛痒的角色，有的乐队拒绝歌曲被翻译成手语，怕“被打扰”，怕“节奏失调”，怕“影响完整性”。舞台导演朱志超干脆把她和30厘米高的垫脚箱一起塞进角落：在舞台右侧后方，距离边缘只差两米。

舞台烟雾会笼罩她，小小的方框会模糊她，第一届时就有人抱怨：看不到屏幕里手语翻译的动作。学校一位舞蹈教师尝试帮她将动作穿透这些阻碍，比如，前后摆动的指头，就不如依次抬高的手掌，后者动作幅度更大，更显眼。

最糟糕的一次，轮到李沛颖上场了，乐队经纪人把她拽回来，说，这场不需要手语翻译。

李沛颖太熟悉这样的事了。她的本科学校有聋人同学，一次学校开大会，有手语翻译，却不让上主席台，后排聋人看不到，她让一个暴脾气的师兄去吵架，最后领导们让步了。

虽然如此，李沛颖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琢磨业务——要把充斥咆哮和隐喻的摇滚翻译为手语，这太难了。美国汉学家莫楷（Canaan Morse）曾将崔健的歌翻译成英文，配合原曲演唱，结果发现比翻译诗歌难得多。而把汉语翻译成手语的难度，就像要给陌生人讲清楚前一晚的梦。手语圈有很多笑话，譬如“万家灯火”，会被翻译为“一万座房子被太阳照得着火了”。另外，手形、动作和表情要同步，有时，汉语还没说完，手语已经打完。

00后的李沛颖，把“快折磨死”她的歌词分为“白话一些的”和“读起来费劲的”。后者如“脱节的声带随下颌划落跟腱”（孤独的利里乐队，《北方来信》）——翻译为：我无法表达；又如“我将她们都藏进/昆仑崩塌前的夜”（雾也至乐队，《时间挂满山林》）——她不知道在说什么，推测是“坦然面对时间流逝”。

音乐App评论区和主唱的社交媒体会有线索，有时也没用。一位主唱曾解释“不让你我之间注定是美国式的”（声音玩具乐队，《你的城市》），但什么是美国式的，“在我脑海中依然也是个问题”。她只好直译。

翻译的目的是看见。对一部分人来说，被看见要经历艰苦的抗争。1990年，8岁的脑瘫患者珍妮弗·基兰（J.K.Chaffins），爬上美国国会大厦台阶，争取残疾人法案通过；2010年，在高位截瘫的张海迪不断向政协提交提案后，中国有更多残障人士被允许驾驶汽车。

李沛颖则用眉毛、嘴唇，和舞蹈老师设计的夸张动作，突破了边缘、烟雾和小方框：她将虎口置于太阳穴，之后两只手搭出屋顶，再重重摔下，这是“后马厂在下坠”（孤独的利里乐队，《后马厂》）；当主唱吟唱无词片段，她垫着脚尖，抬高一只手，似乎在奋力压住那些陡峭的高音；如果主唱拨动吉他，她也拨动并不存在的吉他，沉溺的表情让人误以为，她才是让琴弦舞动的人。

就连曾忽略她的导演朱志超，都注意到这个女孩浑身散发的感染力。他曾不由自主看完了李沛颖翻译的一首歌，“如果现场真的有聋人观众，他会因为这些动作而疯狂的”。

到第三年，李沛颖得到了远超舞台中心的瞩目。至少有三家媒体采访过她，有人为她做过应援物料，有人说，他们是在短视频上看到她，才知道这个音乐节。一位工作人员推断，小方框里的黑衣女孩，给音乐节带来了几千万自然流量。

李沛颖得以往前走，从舞台后方，往前到1/3，又往前到1/2。一些格外友善的主唱，还会朝她靠近，“想多给我一点镜头”。

好几次，都走到中央了。最耀眼的一次发生在2026年6月，后海大鲨鱼的主唱付菡把她拉到舞台中央，社交媒体上为之疯狂，说这是“封神现场”“女生之间的互相欣赏”。又过了3个月，当龙神道乐队邀请她共同演绎一首关于爱的歌时，人群沸腾，前排几个激动的乐迷差点滑倒。

要翻译的歌也越来越多。最多时，她一天翻译了41首，从晌午到夜晚，“每个乐队都有几首让大家嗨起来的歌，体力消耗非常大，累到感觉不到饿”。江苏师范大学一位手语老师感叹，沛颖体力真好。而景区领导谋划，2027年，要搭建从清晨就开始唱歌的舞台。

可惜，聋人的感受不太一样，抽象的歌词意象和舞台化的动作，他们只能看懂一半。他们提出，最好的方式还是：配上字幕。

2026年9月27日，观众跟着巴格岱的音乐跳舞，屏幕右下角的方框里是李沛颖。（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摄）

他们的世界

在家里待到第三年时，他想要做点不一样的事儿。

吴凡完全不在意手语翻译的质量。他是新沂本地人，28岁，喜欢说唱，最喜欢法老的《Ghost Face》，让他“有种吸了烟的感觉”。他其实不会吸烟。

吴凡是盲人，专科毕业后待在家里。母亲提到与工作有关的话题时，说一半就沉默。在家待到第三年，他想要做点不一样的事儿，决定去第二届河流音乐节的现场。

吴凡的视力从出生就开始消退，16岁那年，世界只剩下一点光感。他在这一点光感中，参加普通高考，上了大专。学校一则新闻拍下坚持参加军训的他，高而直的鼻梁上，眼睛微微合着。

就连哲学家康德都对残障人士怀有偏见，比如，他认为生来耳聋的人无法实现理性。残障人士用生命质疑着这些判断，在提前登记免费观演名额的后台，王丽娜见到很多种不肯妥协的活法：

“我叫×××，是一位视障，来自江苏××，目前从事线上客服，在无数个低落或沮丧的夜晚，是耳机中的旋律陪伴着我，治愈着我，音乐让我与世界重新连接。”

“我来自河北，还有两天就（残疾人）高考了，我非常喜欢音乐，因为我的残疾，我的外号不断，（取）笑声不止，是音乐帮我抵御了一切。我从没出过远门，但是看到音乐节对特殊人群的照顾，我又燃起了希望。我只要一个能坐着看的位置。”

想在即将失聪前感受音乐的人；患有面肩肱型肌营养不良的985大学研究生；听力一级残疾，却去过草莓、南丹和泰国香巴拉音乐节现场的学生，都想来。王丽娜不得不婉拒三个自闭症孩子，“暂时不知道该如何服务他们”。

前往音乐节之路需要一点点帮助。来自武汉的施慕帆重度听力损伤，她提前在群里约了一位“轮椅朋友”拼酒店。

她给南方周末记者写下了一个细节：“轮椅朋友十分独立自强”，两人打车到景区，“司机看到朋友行动不便，要求多收十块钱”。这一幕让她生出心酸：“（肢体）残障群体出门，要面对比听障者更多的无形障碍。”

当残障人士终于抵达音乐节，手语志愿者崔俏婕却没办法马上识别出他们，大家分享水果，在现场“开火车”，一起唱郑钧的《私奔》。只有在某些需要调动所有知觉的时刻，她才注意到，有人发音不一样，有人一条腿是金属的，还有人可能患有脑瘫——或者轻微脑瘫，她也不确定。

或许真正的区别，是人生。

吴凡的父母一直担心，儿子能不能找到工作。在大学，吴凡拿过奖学金，还是学校第一位参加专升本的盲人学生，他能独自从教学楼走回宿舍，“先是一段有颗粒感的水泥地，之后，有一段开阔地，左边有弧度，盲杖敲一下，可能敲到一堵墙，这时往左转，小心躲避车辆，一直敲到声音更空的水泥地，就到宿舍了。”同学们没把他视为盲人，舍友还会让他帮忙打饭。

毕业后，这些努力都算不上什么，“父母的想法好像被印证了”。招聘方一次次因为视障拒绝吴凡，不相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能用电脑。连父亲都不愿给他家里的钥匙，担心他一个人出门会走丢。

施慕帆致力于手语教学和翻译工作，原因也有些心酸。她曾听说，一位76岁的聋人生病后无法与医生交流，没多久去世了。

还有一些匪夷所思、带有“标准身体”色彩的经历。一位聋人和乐迷们分享，最近他到了一所特殊学校任教，根据要求，所有老师都必须通过普通话考试，包括聋人老师。

2026年9月27日，音乐节现场的一处版本不对的无障碍卫生间。（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摄）

好像被“关”了起来

事实证明，人们会照顾彼此。

标准化的人们无法真正想象非标准的世界，以至于，关照一不小心就会越过边界。

吴凡第一次来音乐节是在2025年4月，警察的照顾极为细致，从上接驳车起，几个人接力带着他。到了为残障人士划定的爱心观演区，“警察大哥一直看着（我），说有什么事跟他说”。哪怕天上飘起小雨，似乎快刮风了，也不允许随便走动。他并不开心，“这是音乐节呀！”

风渐渐变大，考虑到可能会有危险，爱心观演区的顶篷也撤了。

王丽娜每年都琢磨，要把爱心观演区摆在哪儿。“第二届放在控台前，隔出一块区域。”到了第三届，大家商量搬到后区，但她想放在两个控台之间，夏天太热了，警方没同意。思来想去，又挪后一些。

第三届结束，她又有了新想法：把大家单独放在一个区域，到底好不好？“他们就好像被‘关’起来，是不是？一下子让大家觉得，这群人是特殊的。”

让残障人士“自由地上厕所”——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曾打趣要把它写进宪法，也经历了持续的争取。第一届，王丽娜提出要有无障碍厕所，没有得到配合，回忆起来，她“都不知道残障人士怎么上的厕所”。第二届，她再次提出要求，弄到了两个，运过来一看，“是有台阶的”。

到了第三届，景区告诉她，把原有的厕所做了无障碍改造。说法是，整个景区有23个卫生间，“按照创建5A的标准，40%要达到一类，就是家庭卫生间，其实就是无障碍卫生间。我们是超过了的”。

董宇，一个曾在音乐节上被乐迷举起的轮椅男孩，就在社交媒体上提到改造后的厕所：“我问了三个人，先后给我引到了三个不同地点不同版本的无障碍，其中最正确的竟然和母婴室同处一个空间，挺难理解的。”

王丽娜也不知道照顾的边界在哪儿，毕竟，这不是专门为残障人士而开的音乐节。有时，她会感觉，一些残障人士戾气也挺重的。在一个群聊中，有人不满意爱心观演区的设置，“说了不好听的话”。

事实证明，人们自会照顾彼此。

刮风那天，没多久，雨也来了。两个女孩跑来问吴凡，除了视障，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

“没有？要不要蹦起来！我带你蹦可以吗？”两个女孩分别拉住他的手，左小祖咒正在唱《平安大道的延伸》，这首创作于2002年的歌，用轻快的曲调描述了一个人的悲伤和失落。

吴凡也穿上了雨衣，是一位北京口音的男士给的。

第二天，风大了，这团从蒙古高原来的急流，从华北席卷到黄淮。王丽娜早上5点多被电话吵醒，说最大风力到了13级，“音箱都在动”。乐队问，娜姐，是不是可以买回北京的机票了。山东潍坊的音乐节取消了，安徽阜阳的音乐节，歌手戴着安全帽唱歌。新沂的官员们紧急开会，讨论要不要开下去。

1万名乐迷在露营，取消压力很大。“一位气象局专家拍板，‘我很负责地说，下午三点，风就会减弱’。”王丽娜形容他“真是大英雄”。

领导决定了，音乐节继续。

音箱降到地面，舞台增加配重，警察们去加固露营帐篷。那位北京口音的男士又来到爱心观演区。他叫宋词，负责音乐节宣发。他对手语一窍不通，但现在，他要带领50个残障人士转移到密林防风区。他担心转移得太慢。

人们的确会照顾彼此。周围的乐迷跑来了，“有的轮椅坏了，几个乐迷抬着轮椅走，还有人帮着去拿椅子”。

宋词回忆起那一幕，聋人牵着盲人，搀扶着有肢体残障的人，一起行走在大风呼啸的草地上。

也是在那里，吴凡，这个看不见的人，交了一个新朋友，是一个听不见的人。

后来，一些聋人乐迷分享音乐节体验时，会类比他们参加过的聋人电影节，或是在某个低音声场中蹦迪。那两个活动都发生在上海。

大家一时忘了，这里是县城。

2026年9月27日，新沂聋协主席索菲菲（中）在接受采访，她三岁因高烧双耳失聪，后来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摄）

县城办音乐节细节

一个直观的变化是，文旅热促使地方政府去理解人，以及他们所处的文化。

正在席卷中国的文旅热潮已经证明它对消费的刺激。

2025年，国内旅游收入为6.3万亿元，比新冠前的2019年都高。一个直观的变化是，文旅热促使地方政府去理解人，以及他们所处的文化：河南洛阳的干部自费到汉服店体验租衣、化妆；哈尔滨七十余座旅游厕所里配备了取暖设备；网友想让演员何润东到“苏超”现场扮演西楚霸王，宿迁文旅局就真的把何润东请到现场。

“以前要抢人才，现在，只要是个人，你就要抢。”景区管理处一位负责人不忌讳和外人交流他的看法，“马陵山的风景资源，100公里之内来看，还可以。更大范围来看，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

马陵山试过小型赛事、马戏，都没办下去，“音乐节对于集聚流量的作用非常明显”。

新沂不缺钱，这个县级市2025年人均GDP约为11.6万元，和成都差不多。这里生产的新材料，可以用于碳芯电缆和氢能源汽车储气瓶。但还缺一点名气，当地一篇报道曾痛惜，新沂没能登上某个全国百强县榜单。

一位市委领导说，关于要不要办音乐节，起初市里两位主要领导的意见并没统一。最后还是办了，哪怕王丽娜对音乐节的设想有些特别。

为了接待乐迷，管理处的几位领导，此前考察了其他地方的音乐节，发现能学的不多。理由是，“我们是国企，市委市政府还重视”，而那些纯商业音乐节，请的是第三方安保。

当摇滚乐迷们真的出现在新沂时，一位警官的第一印象是：“奇装异服，潮流另类，像小混混。”景区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公安会审一遍报名信息，排查隐患。据称，附近有地区也曾想办音乐节，没办成的一个原因是，公安不配合。

“或许就是因为‘小’，大城市不会像我们这么重视。”马陵山派出所所长曹祁，此前的工作是侦破刑事案件，现在，他学着把“把服务意识嵌到大脑”。音乐节前，他会拎着牛奶和面包，去附近的村子做工作，请村民不要投诉摇滚乐扰民。

在离现场不远的办公区，他提高了音调，介绍针对音乐节的缜密秩序。“我们公安做到哪种程度？从门口，到舞台、露营区等等，划分成十多个区，每个区域有局领导包片负责，再分到每个派出所，比如一个所长第一届负责安检，之后（管）每一届，辖区调整了，还是要让他负责安检，跟着人走。”

他还要随时刷社交媒体，“说有丢东西的，就要主动联系”。他因此记住了董宇。一次，董宇的轮椅充电器不见了，他告诉警察，不可能找到了，但当天晚上，曹祁带着同事一起去翻垃圾，“不下两三遍”，终于给翻了出来。还有一次，董宇的轮椅爆胎了，民警拉着他去补胎。为此，曹祁说，好几个辅警都有了董宇的微信。

景区的负责人们有一个目标，“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服务”。这群中年人曾在规划局、检察院、教育局等部门工作，他们想到的服务策略包括，复原1980年代的菜肴，做一个直径4米的月饼，以及控制气温——第三届音乐节前，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沈大鹏一直琢磨这事儿。

沈大鹏曾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他前期到各地音乐节考察的体验是，防暑非常重要。他想实现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人们排队时体验到的凉意：“它喷的是水，但像雾一样，打到脸上非常降温。”提前一个月，他开始研究雾炮，琢磨风向和水雾的绵密程度，连水电都考虑好了，打了一口井，加粗了管道。又从本地、河南和山东，买了六台雾炮机，来回放在不同位置测试。

按照公布的信息，最终，第三届音乐节拥有了4000平方米遮阳棚、10台炮雾机、20台大型空调扇、20处免费直饮水和100个免费淋浴间。

办完6月的音乐节，沈大鹏“将近到7月才缓过来”。

那一次，有汪峰、萧敬腾等一众明星的音乐节，入场人次达到11万。当地政府和媒体披露了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数字：两百余名市民志愿者轮班上岗，一百多辆公益接驳私家车从早上8点开始，免费接送乐迷往返景区、市区车站及酒店。“三百多人的公益车队微信群，三天轮班接送，最晚送到凌晨两点多。”曹祁介绍，包含交警，投入了约六百警力。

附着在音乐节上的价值观，也在瓦解着县城里的某些刻板认知。

那位起初对乐迷印象不怎么样的警官改变了看法，“他们是健康向上的，只是要找一个场合，把心中的负担发泄、充电，再回去上班”。也有一些不容易改变，乐队想和领导们合影，有领导避到一边，他解释，要远离不必要的麻烦。

像李沛颖那样，残障人群也向“舞台中央”又近了一点。一位负责人介绍，目前，景区配备了两辆无障碍观光车，接下来，还准备招一位懂手语的员工。

曹祁还明白了，自闭症也属于残疾。他后来发现，原来很多自闭症孩子会到景区散心。有一次，他去调解纠纷，发现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碰到了一位游客，他对不依不饶的游客，毫不客气地说，要体谅这样的孩子。

还有领导意识到，行政力量投入过多不可持续。他担心，如果不可持续，音乐会IP做不出来，后面的领导可能会改方向。

相比夏天的盛况，9月末这一次，是一个单日不超过5000人的小型音乐节，命名为“曙光”以作区分。一位景区负责人解释，5000人以内的活动，审批权在县里。小吃、便利店和现场服务，靠300名员工就能维持运转，警力投入也大大降低了。

2026年9月25日晚，江苏新沂，音乐节的露营区。（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摄）

“这是我们的问题”

一位民警感慨，所长，你看他们，真自由啊！

“大家还是把沛颖的手语当成是翻译，而不是艺术。”9月末这个下午，刘俊飞和学生们待在马陵山一棵阔叶树下，筹备手语节目。他是江苏师大聋人语言、教育与脑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用东北口音郑重地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手语，是一门独立的语言”。

这个观点影响着刘俊飞的行事风格。2019年，他曾获得一笔资助，用于大凉山聋人学校的公益。他特意招募了一批聋人教师。鲜为人知的是，哪怕在聋人学校，聋人教师也很少，有媒体曾报道，有的聋人学校只有一名聋人教师。他们和特教学校里“又说又比画的老师不一样”，能给孩子一个“非常丰富的、来自成年人的手语环境”。

刘俊飞相信，要有更多聋人老师，否则，彼此隔离的聋人“是产生不了语言的”。论据来自美国语言学家安·森加斯（Ann Senghas）2005年的一个研究，森加斯发现，生在听人家庭、没有机会学习手语的聋人，会自己发明一套和亲人交流的手势。但这些手势即使用了20年，也无法发展成语言。

语言让人得以和更广阔的世界交流。刘俊飞一直在推动设立本校的手语本科专业，还要“听人和聋人各一半”。哪怕有人对他说，现在手语式微了，没多少人用了。

乐队演出结束的间隙，他和他的学生们，就在阔叶树下操办起手语朗诵和演讲。秋日阳光和煦，穿着阔腿裤，涂抹蓝色闪粉，黄发、红发，或者半裸上身的人聚集过来。多年以后，他们或许会完全忘记江苏师范大学第一位聋人博士如何讲述自己的成长，也会忘记聋人教师如何在大凉山支教。但在那个喧闹嘈杂的音乐节现场，大家学会了安静地鼓掌：举起双手，在空中快速转动手腕。

一些人抽不出时间来音乐节了。吴凡找到了工作，到了上海一家酒店当接线员，没人在意他是不是盲人，电话那头的需求千奇百怪：能送点什么礼品？为什么房间有味儿？或者说房间风水不好，要换房。都能被吴凡清脆透亮的嗓音化解，“没人投诉我，大家听我说话，似乎都比较开心”。

已经是音乐节的最后一天了，学生们显然很期待最后一晚的表演，他们神秘兮兮地提醒周围人，会来一位新的手语翻译。

按照节目单，压轴乐队是Kawa，一支来自云南213国道的乐队，主打民族雷鬼。晚上10点，梳着标志性脏辫的主唱穿着斑马条纹西装出现在舞台上，烟雾弥漫，有的乐迷已经把奥特曼、水桶和不知道哪儿来的红色交通锥，顶在了头上。几位巡逻的领导，也站上了视野极佳的看台。

屏幕上的手语翻译卡顿了一下。一个黑衣青年出现在小方框里。人群中窃窃私语，“手语老师怎么变了？”接着，又卡顿了一下，跳出字幕：胡晓波，聋人。

胡晓波对身体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掌控力，他灵活地抬手、晃动肩膀，动作连贯而绵密，稍显奇怪的是，他似乎有延迟，动作总是慢一拍。

当烟雾散去，人们才看清他到底是如何翻译的：他的前面站着李沛颖，为他打拍子，提示他歌曲内容。

这很像刘俊飞说过的一个故事。他的聋人学生到国外参加会议，需要找一个能把中国手语翻译成英文的人，没找到，他向主办方表达歉意。主办方回复，不用抱歉，“这是我们的问题”。之后，他们采取了翻译接力：一个人把中国手语翻译成当地手语，再来一个人，把当地的手语，翻译成英语。

故事没有结束。

这个学生回到学校演讲，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坐轮椅的人，上不来讲台，你觉得这是讲台的残疾，还是我们的残疾？刘俊飞希望，这篇演讲涉及更多关于本质的讨论：残障到底是不是“我”的问题？

可惜改来改去，最后的版本，“又回到了个人要自立自强”。

20世纪中叶，在英美举办的几场摇滚音乐节，基本决定了它的基因。它所宣扬的爱、和平与乌托邦，一次次在音浪、烂泥，或许还有大麻中降临。它降临在1967年的蒙特雷，在美国经历严重种族冲突的时刻，一位黑人歌手问白人观众，“我们都彼此相爱，对吗？”它降临在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一位摇滚歌手演奏《我感觉快要死了》反对越战。它降临在2001年的撒哈拉沙漠，当乐队为2000名身着天青色长袍的男子表演时，马里共和国总理在附近的沙丘上，劝说叛军放下武器。

而在被音乐填充的秋日，马陵山也呈现出文明万花筒般的绚烂。地面之下，同时埋藏着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地面之上，1940年代美国黑人创造出的摇滚乐，变成了中文抑或是佤语的歌词，借由一群来自中国西南山脉歌手的嗓子吟唱出来。台上，一位26岁的听人女孩、一位聋人男孩，用手语诠释旋律、节奏、歌词的隐喻。台下，嬉皮士、大学生、官员、警察、清洁工，听得到的人、听不到的人、走得动的人、走不动的人，都在同一种旋律中摇摆。

一位民警向曹祁感慨，所长，你看他们，真自由啊！

2026年9月27日晚，最后一场演出，聋人胡晓波（右二）和李沛颖（右一）搭配翻译Kawa乐队的歌曲。（受访者/图）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郑子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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