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究竟是在瑞金还是在于都？哪个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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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究竟是

在瑞金还是在于都？哪个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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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国际关系文化学者 郑文明

时间：于2026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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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外地人，常在网上看到部分瑞金人出言去争长征出发地，认为长征出发地只有瑞金一地为出发地，不认为于都等地是出发地，主要原因如下：

一、历史依据层面：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命令》明确写着"瑞金出发"。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作出战略转移决策，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是由瑞金转移向于都集结地域开进的。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如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刘良、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王健英据此坚称瑞金才是长征出发地。

二、对"出发地"的定义分歧：瑞金方面认为，长征出发地应指战略转移的决策地和命令发出地，而不仅仅是部队的实际集结出发地点。中央机关和中革军委所编的两个纵队是从瑞金出发的，只不过是先到于都集结后再统一正式出发。

三、宣传竞争激化了认知对立：一些瑞金人在宣传时把于都长征出发纪念馆说成是"中途补给站"；反过来，于都方面在高铁站、县市交界处打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宣传，被瑞金方面认为有"歪曲历史事实"之嫌。于都将原先的"长征第一渡"改称为"长征出发地"，进一步引发了瑞金一些人的不满。

其实于都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于都县可以确定的，而是中央和国家的党史、军史等专业权威机构及省市有关部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依据历史事实的严格考查论证后逐步确定并于近三十年逐年建立和完善的。

四、早年教科书与官方叙事长期标示以瑞金为长征出发地，如国家历史教科书、路线图、考试题库均如此，这让许多瑞金人包括外地许多人形成了"出发地是瑞金"的不确切的固定认知和误解。

值得注意的是，赣州市政府依据中央和国家的官方规划文件表述更为全面：决策在瑞金作出，中央机关由瑞金出发和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则从兴国、宁都、会昌等地出发都向于都集结，然后，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于都集结完毕后正式出发踏上长征路。这一表述将瑞金决策撤离与于都集结出发视为长征的两个不同但同样重要的环节。

这个问题其实不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错，只是两者的含义不同，但都互相联系，需要客观地去看。

毛主席在红军长征途中和长征后也有讲到战略转移从瑞金算起，并讲到长征是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等地出发的表述。但具体从对当年历史的严格考证，因当时形势严峻，周边多地有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从哪里突破封锁取得集结出发是一个重大问题。为落实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和周边形势的分析，决定中央红军长征从于都集结出发的决定，因此，毛主席奉命单独在1934年9月中旬已先期近一个月到达于都的何屋即赣南省委苏维埃政府驻地（现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对于都的地形和周边布防和群众情况及水域状况与渡河出发的路线等进行采点考察调研并报告给在瑞金的周恩来。

可以说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是毛主席先期抵达调研考察确定并报告在瑞金的中央决定的。所以博古、李德、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瑞金根据周边敌情和毛主席从于都传回来的报告，他们提前于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并在10月12日到达于都后，积极组织各主力部队集结，在于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筹备行军物资，搭建渡河浮桥，由此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渡过于都河正式出发进行万里长征。

瑞金是中央机关决策战略转移撤离地：中共中央书记处即中央决策层在瑞金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于都开进。《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命令》明确写的是"瑞金出发"。因此，从决策和指挥机关出发的意义上讲，瑞金是中央机关博古、李德等中央领导及两个纵队的出发地。

于都是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集结出发地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一、三、五、八、九军团分别从兴国、宁都、会昌等地向于都集结，1934年10月16日在于都河以北集结完毕，17日开始渡过于都河，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正式出发踏上长征路。于都是8.6万中央红军出发和渡河的地点被称为“长征集结出发地”和“长征第一渡”。2019年中央主要领导在于都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花篮。

党史学界的权威表述：长征出发地并非单一地点，而是多元的，中央红军主力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等地出发。权威表述将瑞金与于都都列为主要出发地，其中于都被确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瑞金则侧重战略决策的定位。

总之，瑞金和于都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两个说法都不算"错"，区别在于角度不同，瑞金是中央决策发出地，于都是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集结出发地。更严谨的表述是："瑞金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发出地，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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