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难的一步来了！中国研发人员世界第一，真正的考题也摆到桌

9月29日，"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阴和俊报出的几组数字很硬气：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第一。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和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列；从天问探火、嫦娥揽月到九章问世，从量子计算到深海探测，再到大模型赛道上几乎只剩中美两家正面过招——这份成绩单摆出来，谁都挑不出毛病。

但越走到前面，越能感觉到一种微妙的变化：以前走的是别人趟过的路，哪怕被卡脖子，起码知道朝哪儿追。现在，参照物正在一个个消失。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已经不是新闻，日本还困在老龄化和长期停滞里，德国正为能源账单和产业外迁头疼。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换了一副面孔：14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迈进高收入门槛？

全球最大的制造体系如何升级成真正的创新体系？能不能亲手主导一次全球性的科技革命？这几道题，翻遍过去几十年的教科书都找不到现成答案。

更扎心的是另一组数据。今年浦江创新论坛·技术转移大会披露：中国科研论文被企业专利引用的比例只有10%左右，而英国34.8%、美国27.6%、德国21.7%，全球平均都有18.9%。

数据出自爱思唯尔，并非野鸡出处。差距两三倍，连及格线都没踩到。论文很多、专利不少，可大量成果停留在纸面上，没有真正跑进产业循环里。

还有一个指标更能说明问题：中国活跃学者中，发生过"学术界↔产业界"身份转换的比例仅0.66%，从产业界回流学术界的更低，只有0.25%，明显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

换句话说，教授一辈子待在高校，工程师一辈子蹲在车间，中间那层"旋转门"几乎是锈住的。人才总量世界第一，不等于创新效能世界第一。

把视角拉长看，当年的英美在科技革命前夜，科研底子都算不上最厚：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法国和德国的学术积淀远胜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美国在欧洲老牌学术强国眼里不过是"乡下亲戚"。

它们能够完成逆袭，靠的不只是蒸汽机或流水线，而是一整套能让创新持续迭代、让人才自由流动、容许试错的制度安排。真正的难点就在这里。

"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生物制造列入未来产业重点培育方向，深圳率先为合成生物学专门立法。

2026年上半年，国内合成生物赛道累计完成170起融资，披露金额超过230亿元人民币，已超过2024年全年水平；工信部近期发布首批生物制造标志性产品名单，35家头部企业产品入选，深圳光明、北京昌平、江苏常州等地的千亿级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型。

生物革命正在到来。上个世纪属于物理学和数字技术，21世纪则被许多人视为生物学的时代，3D打印和合成生物学将引领这一变革。

一场信息革命即将席卷生物学领域，其规模堪比工业革命，速度堪比数字革命，这或许是历史上最大的商业和投资机遇之一。疫情防控、食品技术、食品安全、海洋健康、气候变化等21世纪的重大挑战中，生物学都将扮演重要角色。

西方生物技术公司正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开发新药和产品，拥有专利癌症和心脏病药物的制药公司每年创造数十亿美元收入。但过去十年，中美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物制药产业已取得巨大进步，如今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生物制药国家，在全球医药市场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等其他市场，从制造商转型为创新者的雄心才刚刚开始。

中国正崛起为生物技术创新领域的一股强大力量，未来几年基因编辑和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格局可能发生巨大变化。有观点认为，当前合成生物学所处的阶段很像1994年互联网出现改变一切的时刻。

硅谷曾是互联网时代最大的受益者，而中国正进行大规模投资，力图在2030年及以后成为生物革命的中心。中国拥有历史上最古老的医疗体系之一，草药疗法和针灸等传统中医已有2000多年历史，如今中国希望主导未来的生物制药行业。

中国部分创新药企业负责人曾回忆，19年前他创办第一家公司时，大多数中国制药公司都在生产仿制药，他估计超过90%到95%的药品都是仿制药，几乎没有创新药物研发。

制药行业存在一条大致的鸿沟：一部分公司真正带来创新并为这些药物申请专利、拥有独家销售权；另一部分则复制未获专利的药物并销往世界各地。本世纪初的中国大致属于后者。

对于"me too"或"快速跟进"药物，研发并不需要太多研究；但首创药物不仅能带来更多利润，还会产生连锁效应：开发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后，可以以此为基础不断推出突破性药物。默克、强生和阿斯利康等公司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默克的免疫疗法抗癌药物Keytruda在2021年收入高达170亿美元，是历史上最赚钱的药物之一。然而研发首创药需要时间和巨额资本投入，这在21世纪初的中国很难获得。

当时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人们倾向于投资那些更容易获得高回报的领域；投资生物技术回报周期太长，当时的资本市场对尚未盈利的公司并不开放。专注于研发仿制药风险较低，但这意味着中国在依赖美欧制药业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产业话语权。

中国14亿人口正在老龄化，公共卫生挑战巨大。生物技术是中国政府在2010年代中期五年规划中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药物研发和人工智能都在其列。

与此同时，中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为了在生物制药行业取得同样的成功，中国首先致力于使监管标准更加符合全球标准，要求本土制药公司达到国际水准；与此同时简化药品审批流程，以激励企业将药品推向市场。

过去申请审批需要一到两年时间，有从业者回忆曾经一个项目花了约19个月，而现在只需两个月。2017年中国加入了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这意味着中国研发的药物须遵循ICH的指导方针和法规，符合全球标准。

第二个变化是资本市场。自2018年起，像信达生物（Innovent）这样的公司得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随后又登陆上海联交所科创板，资金涌入生物技术公司。

根据麦肯锡2021年10月的报告，中国主要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生物制药创新企业市值已从2016年的30亿美元飙升至2021年7月的超过3800亿美元。大量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资金正涌入中国生物技术体系，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医疗保健市场。

随着人口老龄化，癌症成为最大的健康风险之一，2020年中国癌症死亡人数占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30%。

自2015年改革以来，更多中国公司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激烈的竞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够以美国同行三分之一的价格销售产品；过去五年里，已有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开始进行同类首创研发。

雅各布生物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博士认为，他们的研究不仅是提供更多竞争，更是全球新药研发管线的一部分。

该公司在北京和波士顿都设立了实验室，与美国ABV公司合作资助SHP-2抑制剂的研究——雅各布获得研究资金，ABV提供全球开发和销售方面的专业知识。目前它是一家处于临床阶段的制药公司，正在建设自己的生产设施，未来还计划组建市场营销和销售团队。

信达生物与礼来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取得显著增长，目前有六款产品上市，年收入达数亿元人民币，拥有大规模生产能力，员工超过6000人。

生物技术本身也在飞速发展，它实际上是生物学与技术的结合，是过去几十年各种学科的融合——人工智能、软件工程和自动化等技术与生物学相互碰撞，旨在设计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生物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是将人工智能计算引入制药行业。

谷歌DeepMind团队开发的AlphaFold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能显著缩短预测蛋白质形状所需的时间，过去基于传统技术解析蛋白质结构需要数月甚至数年，借助这项技术只需数小时或数天即可完成。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团队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几天内筛选了1亿种化合物，并从中发现了一种强效的新型抗生素。随着处理生物数据能力的提升，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合成生物学——应运而生。

它让生物学数字化变得更加便宜、快捷和容易。地球上每个细胞内的生物学，无论是细菌、植物还是动物，都是以DNA形式存在的数字代码，即ATC和G四种碱基，可以用DNA测序读取，更重要的是可以编写。

美国Ginkgo Bioworks公司首席执行官杰森·凯利指出，该公司与企业合作设计用于新药和消费品的细胞和微生物。合成生物学家越来越把细胞视为生物计算机，其DNA中编码着软件程序；如果能调试这些代码，就有可能治愈疾病、制造出更好的产品。

研究人员只需在电脑上输入ATC，点击打印，就能从实验室的机器里打印出一段所订购的DNA。借助这项技术，研究人员通过提取编码气味的DNA并将其放入细菌中，成功复活了一种已灭绝的夏威夷花卉的气味。

它还使药物发现流程实现自动化，可以合成更多化合物进行筛选，从而提高成功率。合成生物学的应用远不止于药物研发：植物产品替代肉类，生物材料用于制造业乃至房屋建造，设计更优质的有机材料替代塑料或航空燃料，甚至创造应对气候变化的生物解决方案。

麦肯锡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中估计，全球60%的物质投入可以通过生物手段实现，到2040年至2050年其直接经济潜力将达到3万亿至5万亿美元。就像1994年人们无法预知互联网的用途一样，如今合成生物学也拥有众多潜在的积极用途。

用于设计生物系统的工具变化甚至比摩尔定律更为显著。然而这项技术如此迅速地普及，也让国际社会的一些人感到担忧。

合成生物学拥有99.9%的潜力将对人类生活产生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存在0.001%滥用的可能。2018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一组科学家在短短六个月内、花费十万美元就成功复制了一种已灭绝的马痘病毒，并由此证明也可以复制引起天花的病毒。

这些最危险的病毒，大部分信息都已公开，可能被严重滥用。

四年前，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团队可能需要花费十万美元和数月时间才能制造出一种病毒，而人类正迅速接近这样一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找到致命病毒的信息和代码，并使用价格低廉的基因测序工具和桌面便携DNA打印机复制它。

SARS-CoV-2的致死率是1%，而有些病毒的致死率是30%、50%甚至60%。合成生物学是一项双用途技术，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能造成相当大的威胁。

一旦放出潘多拉的魔盒，就很难再把它关回去。2018年，国内个别研究者违规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宣称诞生所谓首例基因改造女婴，使其能够抵抗艾滋病毒。

从技术角度看是可行的，但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伦理和法规。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中国依法追究了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并进一步完善了基因编辑领域的监管制度。

就目前而言，世界在生物技术、生物安全条约和政策方面缺乏有效的国际监管。一些生物黑客不仅以不到200美元的价格出售CRISPR试剂盒，还直播自己注射实验性疗法。

2020年12月，时任美国情报主管、前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国会议员约翰·拉特克利夫曾抛出所谓中国开发"生物增强士兵"的说法，但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中方对此已明确驳斥为无中生有。

人工智能同样构成潜在的双重用途威胁，一个研究团队最近展示：将用于帮助发现新药的人工智能重新用于寻找潜在新型化学武器，仅用6小时就识别出4万种潜在毒素。但对于投资该领域的人来说，他们相信生物革命可以在不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前提下健康发展。

当年创建互联网时，人们并没有考虑网络安全，事实上网络安全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如今合成生物学正处于早期阶段，需要从一开始就把生物安全融入其中。

专家指出的措施包括：禁止公众访问某些最危险病原体的敏感数据；对DNA供应商可以提供的DNA种类进行监管；在DNA合成仪本身设计防御机制，使其能够在危险生物材料产生之前识别它们。

但要成功实施这些措施，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需要携手合作，这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到冷战以来最高水平的情况下绝非易事。此前曾有超过50个国家参与的核安全峰会取得过显著进展可资借鉴——这些本质上都是全球性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

即将到来的生物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和挑战。揭开细胞和微生物的秘密可以延长寿命，并为更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奠定基础。

然而就像历史上所有变革性技术一样，它也具有地缘政治维度。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其与西方的良性竞争，意味着生物创新领域的格局将被重新书写，这一切最终将如何演进，将是未来几十年最引人注目的产业与经济故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