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8日,美国中情局副局长迈克尔·埃利斯在华盛顿一场网络安全会议上,公开承认美国正扩大对华间谍活动;
将中国科技企业的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信息列为情报目标,这类内容此前极少由美国情报高官公开点明。
《纽约时报》当天报道称,埃利斯认为中美竞争不止于军政层面,也带有明显的经济属性,美国对华情报的搜集边界正从传统政军领域向科技企业延伸。

究竟是随口失言,还是多年布局后的公开化?
埃利斯的核心意思并不复杂:过去搞情报,重点盯着坦克、导弹、潜艇以及政府决策;
现在决定国家实力的关键技术,越来越多藏在实验室、生产线、算法模型和企业研发部门里。
按照他的逻辑,既然人工智能、芯片和生物技术都可能军民两用,美国情报机构就不能只盯着中国政府和军队,还得把目光投向相关企业。
这番话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中情局会不会搜集科技情报。
情报机构研究别国技术能力,本来就不是什么新闻。
真正的变化在于,美国高官开始公开把“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捆在一起,并以此解释为什么中国企业可以成为情报目标。
换句话说,美国正在重新定义间谍活动的边界。
过去,美国历届政府通常强调,情报活动服务于外交和国家安全,不应为了本国企业的商业利益去窃取竞争对手的技术。
如今埃利斯没有宣布取消这条界线,却把“经济安全”的口子开得很大。
一家中国企业如果掌握先进芯片工艺,它到底是普通商业竞争者,还是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解释权显然握在华盛顿手里。

这就像先把球门扩宽,再告诉大家比赛规则没有改变。
话术很讲究,效果却很直接。
这套布局并不是从9月8日才开始。
2021年,中情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将中国称为美国在21世纪面对的最重要地缘政治挑战。
传统情报部门按照地区和业务分散处理中国问题的方式,由此被进一步集中。
到了2025年,动作更加公开。
中情局连续发布中文视频,直接鼓动能够接触敏感信息的中国官员与其联系,并给出秘密联络方式。
中情局官员当时还表示,美方感兴趣的不只是政治和军事情报,还包括先进科学技术、网络能力以及有价值的经济数据。
同年5月,埃利斯已经说得相当直白:
中情局领导层的首要任务是应对与中国的技术竞争,帮助美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和电池等领域保持“决定性技术优势”。
这几件事连起来看,路线非常清楚:
先提高中国任务的机构地位,再公开招募情报来源,接着调整内部人员和技术体系,最后把中国高科技企业正式摆上情报议程。

所以,这不是一次偶然失言,而是美国对华情报战略从幕后走向半公开化。
因为今天的大国竞争,胜负未必首先在战场上见分晓。
人工智能决定数据分析、无人系统和指挥效率;先进芯片是高端武器、超级计算和智能制造的基础;生物技术关系医药、农业、公共卫生,也存在明显的安全与军事用途。
过去,要判断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看看它有多少军舰和导弹就能得到大致答案。
现在还要看它能够设计什么芯片、训练多大的模型、掌握哪些材料、拥有怎样的生物数据库。
大量关键信息不在政府公文里,而在企业技术路线、测试数据、人才名单、供应商体系和研发计划中。
这意味着,美国想了解的不一定只是一张具体图纸。
哪些企业即将突破技术瓶颈、核心设备来自哪里、哪条供应链最薄弱、科研成果多久可以转化为产品,同样具有极高的情报价值。
掌握这些信息之后,美国可以调整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制裁名单,也可以在产业谈判中提前布置。

情报与产业政策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短。
埃利斯在会议上还透露,中情局正在招募更多具备科学和技术背景的人员,并将迎来20年来规模最大的行动部门新人成员。
这个细节非常关键。
如果只是发表几句政治口号,没有必要同时调整人才结构。
既要懂秘密行动,又要看得懂芯片架构、算法训练和生物技术,这说明传统情报人员面对新目标已经不够用了。
2026年,中情局还在重组技术部门,试图加快人工智能等工具的采购和使用。
美国情报系统一边把科技企业当作情报来源,一边借助本国科技企业提高情报能力,两者正在形成更紧密的循环。
9月8日当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还联合指责多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大规模“蒸馏”美国模型。
中方随后反驳,称有关指责缺乏事实依据,人工智能蒸馏本身是一种通用技术,美方不应借此打压中国企业。
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两者存在公开确认的直接协调,却释放出同一个信号:美国正在把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全面安全化。
只要一项技术被装进“国家安全”这个筐里,后面的出口限制、司法调查、情报搜集乃至联盟施压,就都更容易找到理由。

对中国企业而言,最大的变化是身份发生了转换。
它们过去主要面对商业竞争、专利纠纷和市场壁垒,现在还可能被美国情报部门按照战略目标进行研究。
核心技术人员、海外分支机构、国际会议交流、合作伙伴以及供应链环节,都可能成为风险入口。
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应该关上大门、停止国际合作。
科技创新越复杂,越不可能靠自我封闭完成。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对核心数据、研发权限、人员接触和跨境信息流动进行分级管理。
不能把每个外国合作伙伴都当成间谍,也不能天真地认为商业交流天然与政治无关。
我认为,中方最有效的应对不是跟着美国陷入无限猜疑;
而是减少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单点依赖,提高制度化保密能力,同时继续扩大正常、透明的科技合作。
如果因为害怕情报风险而切断交流,反而可能落入对方推动技术脱钩的节奏。
安全和开放不是二选一,真正考验的是有没有能力同时做好两件事。

埃利斯的讲话揭示了一个现实:中美竞争正在从关税、军费和外交声明,进一步深入企业、实验室和供应链。
美国并不满足于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设备,还希望更早知道中国下一步准备突破什么、突破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哪些环节能够被影响。
这既反映美国情报战略的扩张,也暴露出它对中国科技进步的焦虑。
如果中国技术始终停留在产业链低端,中情局没有必要专门招募技术人才,更没有必要由副局长公开讨论中国半导体和生物技术企业。
在我看来,埃利斯这次最大的“坦率”,不是承认美国会搜集情报,而是承认中国科技企业已经进入美国战略竞争的核心视野。
今天真正值钱的情报,未必放在保险柜里,也可能写在一段代码、一组实验参数和一份尚未公布的产品规划中。
未来的大国竞争,穿西装的工程师和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可能与军舰、导弹一样受到情报机构关注。

对中国来说,最有力的回答也不是口水战,而是让核心技术更难被卡住,让关键数据更难被拿走,让任何外部力量即便看清中国的发展路线,也无法轻易阻断中国继续向前。
更新时间:2026-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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