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的毛泽东：越艰难，越向前！

内容来源：笔记侠（Note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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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

笔记君说：

今天，是毛泽东主席逝世50周年纪念日。半个世纪前，他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留下了深刻改变中国历史的伟大事业，也留下了值得后人不断研究的思想与实践。

纪念毛泽东，可以从很多地方谈起，但有一段历史，最值得重新走进去：1935年，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

当道路接连受阻，自己的判断也会出错，队伍内部还有不同意见时，一个领导者怎样带着大家继续走下去？

站在今天回看历史，哪一次向西，哪一次向东，哪里调动敌人，哪里穿过包围，都有完整的解释。

可对当时的红军来说，下一条路在哪里，并不清楚。

正是在这种处境中，毛泽东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决策能力：面对坏消息，重新认识局势；面对不同意见，继续争取共识；面对强大对手，逐步改变不利条件。

他的高明，就藏在这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

一、遵义会议：先弄清楚，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此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军事指挥上的问题变得无法回避。

这次会议，要回答的首先是一个极其沉重的问题：为什么付出了那么多牺牲，局面却越来越困难？

一个组织陷入困境，通常都能找到外部原因。

对手太强，资源不足，条件恶劣，机会不好。这些解释可能完全属实，却不一定能帮助它摆脱困境。

因为外部条件一时改不了，接下来怎么办，仍然取决于自己。遵义会议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对自身军事指挥进行了严肃检讨。

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检讨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意见。对于曾经参与决策、承担责任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把纠正错误放在维护自身判断之前。

这一步很难。

承认一次战斗失利，相对容易；承认自己用来指挥战斗的方法出了问题，要困难得多。前者还可以期待下一仗证明自己，后者意味着必须改变思考和行动的依据。

遵义会议打开了这个缺口，但这种转变，也有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的“三人团”（笔记侠注：1934年，为准备长征，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是当时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体），仍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承担军事指挥上作最后决定的责任。

会后的分工中，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随后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书记的责任。

遵义会议的转折意义，不是换了一个人，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

更根本的变化是，红军开始重新审视指挥战争的依据，过去奉为正确的办法，需要接受现实检验；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人，获得了更重要的发言位置。

一支队伍能否走出困境，往往就从这里开始。

当坏消息传来，它究竟会要求现实服从原来的判断，还是允许现实改变自己的判断？

对今天的企业经营者来说，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思考。

客户不买单，究竟只是销售不够努力、渠道不正确、品牌不到位，还是产品解决的问题不够重要？一个业务持续亏损，究竟只是投入不足、人才不对，还是成立之初的假设已经失效？

如果这些问题始终不能摆上桌面，执行得越坚决，代价可能越大。

遵义会议所开启的，是一次面对失败、重新建立判断的努力。而新的判断究竟能不能成立，还要走到战场上去检验。

二、土城失利：四渡赤水，不是计划出来的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5年1月28日，土城战斗打响。红军原本希望集中力量消灭尾追的川军，为北上创造条件。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川军越打越多，红军不但没有消灭尾随而来的川军，自己的阵地反而一度被川军突破。

战斗最紧张时，朱德总司令主动要求到前线，他说：在紧急的时刻，唯有指挥员的决心，是稳定战局的精神力量。朱德一到前线，部队的军心马上就稳定下来，击退了川军。

遇到逆境时，领导者的意志和信念是最关键的要素。好的领导者一定要坚定信念，一旦自己恐慌，整个组织都会出问题。

随后，红军压上干部团，并紧急命令红二师跑了4个小时南下加入战斗，才暂时稳住了阵脚。

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是情报失误：原以为川军是4个团，没有想到却是2个旅6个团，而且后面还有增援部队。

这场挫折非常值得重视。

它说明，即便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即便重新进入决策核心，毛泽东也没有因此获得预知一切的能力。

人能够做出正确决定，却不可能永远掌握完整信息。关键在于，当新情况证明原来的判断有问题时，能不能及时采取下一步行动。

从1月28日夜间到29日凌晨，红军主力一渡赤水，随后由于长江沿岸敌军加强防御，北渡计划暂缓。

一渡赤水，显然是被动的。

土城失利，红军前后受敌，且土城地势低洼，不宜久留。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往西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以避开川军的压力。

红军西渡赤水河，是准备执行遵义会议期间制定的第二方案，也就是万一泸州方向渡江不成，就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寻机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

没有想到，这个计划也不可执行。红军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以后，川军留下4个旅防守泸州、宜宾，其余的8个旅迅速压了过来。红一军团打叙永没有打下来，红三军团也遭到了川军截击。

红一、红三两大主力军团先后作战失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迅速南下，避开川军的压力，向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扎西集中。

1935年2月10日，中央在扎西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根据国民党认为红军还会寻求北渡长江的错觉，干脆杀个回马枪，出其不意，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黔北地区进军，通过进攻来打开局面，夺回主动。

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红军随即兵分两路向东，于2月19日至21日分别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并趁国民党军队一片慌乱之机，连下黔北的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黔军的8个团，外加中央军的2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娄山关战役为什么那么重要？红军从长征出发以来，一直都在失败，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娄山关战役的胜利，一下子将士气都提振起来了，整个军队组织马上有了信心，战斗力因此大增。

逆境中的团队，士气往往会陷入低落的状态。作为领导者，除了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还必须把士气鼓舞起来。

士气是作战的基础，没有士气根本就没有战斗力。

当一支军队士气不振的时候，任何作战计划都没用。做企业也是如此，若你的团队士气不正，再好的营销计划都没用。

你可能无法立马改变你所处的环境，但那怕是将眼前小小的胜利放在大家面前，就可以提升整体士气。

这是二渡赤水，回到了遵义，看上去走了回头路。但离开遵义时，与重新进入遵义时，敌军的部署已经不同。

这正是理解四渡赤水的要点：不能只看红军走到了哪里，还要看红军行动以后，对手去了哪里，双方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宫玉振老师曾说：“四渡赤水之战并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根据形势和环境的演变，不断调整作战计划的结果。”

这也让我们重新理解“坚定”，坚持一个目标，和坚持通往目标的某一条路线，是两回事。

部队要保存下来，要摆脱追堵，要争取新的发展条件，这需要放弃已经不利的打法。

土城战役之后红军的转向，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承认失误，并不会带来胜利；但只有承认失误，才不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毛泽东在这段历史中的重要能力，就体现在他能够把“这仗没有打好”转化成“现在应该怎样行动”。

三、苟坝争论：正确的判断，也离不开实际检验

二渡赤水后的胜利，改善了红军的处境，也带来了继续寻找战机的愿望。

1935年3月，红军内部围绕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出现了激烈分歧。

林彪、聂荣臻建议进攻，毛泽东反对。在苟坝召开的会议上，他的意见没有获得多数支持，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还一度被免去。

主张进攻，当然有现实考虑。红军刚刚打了胜仗，希望继续歼敌、补充物资。打鼓新场驻守的黔军战斗力也比较弱。

毛泽东担心的，是战斗展开之后的局面。

宫玉振老师在讨论这次分歧时指出，打鼓新场有坚固防御，红军缺少重装备，一旦不能迅速攻克，附近其他敌军就可能赶来。看着是攻击一支较弱的部队，实际可能把红军拖住，陷入不利局面。

在复杂局势中，一个决定的后果，往往藏在它触发的第二步、第三步变化里。

毛泽东没有因为意见被否决就停止努力。他在夜间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再次说明风险，争取暂缓下达进攻命令。经过进一步讨论，进攻计划最终被取消。

那盏马灯之所以让人记住，是因为它照见了一种很难做到的担当。

如果意见已经提过，会议也有了决定，一个人很容易认为自己的责任已经结束。后来即便出了问题，也可以证明自己曾经反对。

毛泽东继续争取改变决定，说明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把红军的安危放在了个人意见的输赢之前。

而这件事能够出现转机，也离不开周恩来愿意重新倾听、重新判断。

一个人敢于坚持意见，与另一个人愿意修正意见，共同为队伍避免了一次重大风险。

此后，中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军事行动。领导分工继续在实际斗争中调整，以适应紧迫的指挥需要。

就在随后进行的鲁班场战斗中，红军对周浑元部的攻击未能达到预期，中革军委再次决定撤出战斗，转向茅台地区。

苟坝的故事，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少数总比多数高明”。

少数意见也会错，多数意见也有充分成立的时候。真正要考察的是，一项意见依据什么事实，考虑了哪些后果，有没有遗漏决定性的条件。

正确的判断，需要不断面对新情况进行检验。

四、三渡与四渡：如何以弱胜强？

鲁班场战斗后，红军仍然需要寻找摆脱追堵的机会。

此时，敌军采取较为稳健的推进方式，企图逐步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红军如果停留在原地，就要面对不断靠近的包围；如果在对方准备充分的阵地前硬打，又容易陷入消耗。

毛泽东把行动方向转向赤水河西岸，3月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及附近地区三渡赤水，向川南运动。

这次渡河采取了公开、大张旗鼓的方式，造成红军继续向北寻求渡江的态势。

对国民党军来说，这个方向不能置之不理。

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本来就是其追堵部署的重要目标。于是，川军往前堵，追兵向川南靠近。

当敌军向这个方向集中时，红军以小部队继续制造西进的假象，主力部队关闭电台隐蔽前进，等敌军都被调动到西边，远离贵州北部防线时，于3月21日至22日四渡赤水，甩开追兵，全速南下。

三渡要让对手看见，四渡则要尽可能隐蔽。

红军兵锋直指贵阳城，毛泽东下令营造佯攻之势，部队大张旗鼓地高喊：“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

蒋介石惊慌失措，下令各军速来救援，这下就造成了四川和云南边界的金沙江防线空虚。

这里，才是红军真正的目的地，毛泽东率领红军昼夜兼程行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地区，彻底甩开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脱离了绝境。

四渡赤水，又精彩又惊险。整个过程中，红军没有坐等包围圈里出现一条出路，而是通过行动，促使敌军改变位置，争取通过的机会。

敌军兵力强大，但部队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需要时间；重新确定红军位置，再调整部署，同样需要时间。

红军打的，正是这个时间差。但主力能否隐蔽转向，渡河能否迅速完成，敌军是否提前察觉，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可能使穿插变成遭遇战。

因此，判断需要情报，计划需要部队的行动能力。

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通过无线电侦察、密码破译等工作，为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重要支持。红军在敌军间隙中穿插，背后离不开持续的信息获取和分析工作。

指挥者需要识别信息之间的联系，判断对方可能采取的行动，再决定自己的行动。判断水平很重要，信息是否及时、可靠，也同样重要。

这段历史给“弱者”的启发很大：资源处于劣势，不代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只能被动承受；但要改变处境，就必须弄清对方的力量怎样发挥，哪些任务会牵制它，自己又能在哪个环节形成优势。

比如体量小的企业，可以找到特定客户尚未被满足的需求，证明自己在交付、服务或响应速度上的实际优势。

当然，一个小企业也不能只凭“灵活”就宣称自己能战胜大企业，它必须用这种灵活给客户带来更好的结果，才能变弱为强。

毛泽东在四渡赤水中做出的每一次转向，都要接受实际战况的检验，企业的经营判断同样需要这样的落点，否则就是纸上谈兵。

五、走出绝境，要靠团队

讲到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即便方向判断正确，队伍能不能跟得上？

四渡赤水，需要部队反复行军、渡河、作战，指挥员需要在疲劳和压力之下理解新的部署，战士需要用双脚完成一次次转移。

军事指挥中的“迅速”，落到人身上，就是体力、纪律、技术和协同。

在后续金沙江渡江行动中，红军抢占渡口、组织渡江，承担阻击任务的部队则为主力争取时间。能够脱离险境，依靠的是这些行动共同完成。

毛泽东的战略指挥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离不开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配合，离不开各级指挥员的组织，也离不开普通战士和支援群众的付出。

领导者的价值，最终要通过一支队伍的行动表现出来。

局势不断变化，指令就可能不断调整；但调整越频繁，执行者越需要理解究竟什么没有变。

宫玉振老师在分析四渡赤水时，区分了相对明确的战略意图与需要随情况变化的行动方案。这种区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调整使组织更有方向，有些调整却只会让人无所适从。

他说：“真正的机会，从来不是你能事先计划出来的。机会往往是在不断地试探与行动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战略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持续决策的过程，是一个逻辑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明晰的过程。战略的明晰过程，又注定是一个不断试错和探索的过程。

这就需要你的战略计划必须保持弹性，保持柔性，保持灵动性，更主要的是对未知的机会保持开放性。

如果只有不断变化的命令，大家很难判断每一步的意义。如果只有坚定的目标，却不允许路线改变，目标又可能变成束缚行动的理由。

领导者需要说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变化，原来的办法为什么需要调整，新行动又怎样帮助大家接近共同目标。

对于一个团队来说，这再次说明共同的目标、协同的意愿、有效的沟通是多么重要。

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再看这段历史，我们依然会为其中的战略智慧与意志力量所打动。

但如果只记住最后的胜利，就容易忽略胜利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

遵义会议上，需要有人承认过去的指挥出了问题；土城战场上，需要在自己主张的战斗不利时及时撤出；苟坝会议后，需要在意见被否决后继续承担责任；赤水河两岸，需要依据新的情况，一次次重新选择方向。

毛泽东在这段历史中留给后人的重要启发，是人在严酷条件下仍然可以有所作为。这种作为，需要把事实看得更清，把责任担得更实，也需要放下对旧答案的执着。

纪念一位改变历史的伟人，可以从认真对待他曾经面对的问题开始。

当熟悉的道路走不通时，是否还有勇气重新判断？当自己的决定被事实否定时，是否愿意及时改正？当一群人把前途交到自己手上时，是否还能把他们带向一个更有希望的地方？

1935年的赤水河畔，路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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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北大国发院宫玉振：从四渡赤水看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智慧》，笔记侠

2.《宫玉振：四渡赤水——绝境博弈中的战略与管理教材》，总裁读书会

3.《从四渡赤水到强渡大渡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4.《情报失误导致土城战役最终失利》，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5.《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6.《四渡赤水出奇兵》，中国军网

7.《长征中的情报战》，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