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1年9月19日，北京国际电影节首映礼，映后见面会。

现场有人认出了台下那张脸——李雪健。

然后所有人才反应过来：台上那个导演，叫李亘，是李雪健的儿子。

这个身份，藏了将近四十年。

那个刻意跑远的儿子

先说李雪健。

1954年出生，山东菏泽人，中国内地演员。

说这个名字，不需要太多铺垫。《渴望》《焦裕禄》《水浒传》《荆轲刺秦王》《横空出世》《少帅》《封神》，这条作品线拉下来，每一部都是国内观众记得住的东西。

改革先锋、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新中国最美奋斗者。

这些荣誉称号不是虚的，是中国文艺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真实口碑。

一个父亲的名字这么响，儿子在同一个圈子里想走出一条不依靠这个名字的路——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题目。

李亘没有把这件事说成多么艰难，但他用行动回答了它。

1987年，他出生在北京。

父母都在剧组里泡着。李雪健的工作节奏你大概能想象，常年拍戏，片场就是他的第二个家。母亲于海丹曾是演员，后来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支持丈夫的事业上。

这种家庭结构，决定了一件事：李亘从4岁到18岁，在姥姥家生活了整整14年。

陪他最多的，不是父亲，是姥姥。

这14年是什么概念？是一个孩子从记事到成年的完整过程。李雪健在荧幕上演了多少人间悲欢，他的儿子对父亲的了解，可能更多来自电视机而不是饭桌旁。

但这个成长模式，在后来悄悄种下了某种东西。

后来李亘说，他的创作母题是"离别"。他的电影讲的是"聚散终有时"带来的怅然与释然。

这不是刻意为之的主题选择，是从14年的姥姥家岁月里、从每一次父母从剧组回来又离开里，慢慢沉淀出来的东西。

说回童年里有一件小事，能说清楚这对父子的关系气质。

李亘上英语补习班的时候，曾经强烈要求父亲来开一次家长会。那时候李雪健正在拍《水浒传》，头上还包着宋江的头套，套了件军大衣就从片场赶过来了。

其他家长一认出来，现场炸了。少年李亘在那个瞬间，觉得特别有面子。

但越长大，这种心态越发生了反转。

他不想用父亲的名字换任何东西。

考大学那年，他没有报考电影学院，而是选了北京语言大学，读的是日语系。

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电影学院是他父亲深耕的地盘，是离"李雪健"这三个字最近的地方。日语系，跟影视圈的距离，隔了好几层。他后来说得很直白，不想在父母看得到的地方上大学。哪怕父母本来就不是那种会安排孩子的人，他也想离得远一点。

这种主动拉开距离的意识，贯穿了他后来很多年的选择。

2007年，大二的李亘拿到了交换生名额，一个人去了日本东京，落脚在一个叫渊野边的偏僻地方。

他没跟家里要一分钱。

在日本这一年，他在一家叫"南国亭"的中华料理店找了份工，就在地下一层，人来人往，油烟气、汤锅声，和他在国内的生活完全是两个世界。

他在那里待满了一整年，然后回北京，读完了大学，2009年毕业。

那段日本的日子，表面上像是一个普通交换生的普通经历，但后来它变成了一部电影的底色。

这是后话，先记住这个节点：2007年，渊野边，南国亭，地下一层。

绕了一大圈，还是走进了电影

2009年，李亘从北京语言大学日语系毕业。

如果按照他当时的想法，人生的路可能从这里拐向另一边——不进影视圈，用日语专业找一条别的路，把自己彻底从"李雪健之子"这个标签里摘出去。

但有些事，绕了一圈还是会回来。

大学毕业那个暑假，李雪健没有给儿子安排任何圈内资源，也没有打电话帮他铺路。他只是跟李亘说，你嘴上总说不喜欢影视，但你并不真的了解影视是什么。这是他深耕一辈子的行当，不妨先去看一看，文字剧本是如何转化成镜头画面的。

就这一句话，是一个父亲给儿子的唯一提示。

正好有朋友在深圳拍电视剧，李亘就跟着去了，在剧组待了三个月。

他后来说，跟完这三个月，他觉得这件事确实有意义。

于是2010年，他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

注意，不是凭父亲的关系进去的，是考进去的。

北影是什么地方，全国最顶尖的电影院校，竞争强度不用多说。考上导演系研究生，是真刀真枪过了的。

进了学校，同学里有人早就知道他是李雪健的儿子。刚开始自然有人热络，想通过他接触圈里的资源。但接触久了发现，这人就是个普通学生，人脉还不如很多同学广，那些热络也就慢慢散了。

这个细节，说明了一件事：他真的没有在用父亲的名字做任何事。

2013年，李亘从北影导演系顺利毕业。

毕业了，他没有急着挂"导演"的头衔往前冲，而是去做了一段剪辑，从最基础的镜头拼接干起，一点点摸清楚后期制作的逻辑。

这种路径，在星二代里极为罕见。有父亲的资源可以调动，有名气可以借势，他偏偏从基础活儿干起。

这不是因为他条件差，是因为他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真的懂，不是靠名字混。

2016年，一个关键的转机出现了。

他的研究生导师田壮壮，带他去见了张艾嘉。那年张艾嘉在拍自导自演的《相爱相亲》，田壮壮带李亘过去见见世面。

张艾嘉是什么段位，华语影坛里最重要的女演员导演之一，接触过的人、经历过的项目不计其数。她听说李亘是学导演的，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李亘就说起了日本，说起了那家在地下一层的中华料理店。

田壮壮当年拍过《吴清源》，知道跨国拍戏有多难，劝他别把这个当第一部长片来做，太难了。

张艾嘉没这么说。她的意思是，在哪儿拍戏都不容易，在自家楼下拍也不轻松，老是想着难不去做，永远拍不成。

两个前辈，一个泼冷水，一个往前推。

李亘听进去了的，是张艾嘉那句往前推的话。

他后来回到北京，静下来投入到剧本创作里，把2007年那一年的记忆一点一点打捞出来，变成文字，变成场景，变成角色。

张艾嘉不仅给了他鼓励，还答应客串出演，带来了成熟的制作团队。

这份支持，让一个藏在心底将近十二年的异国打工往事，终于有了被搬上银幕的可能。

但剧本写完，离开拍还早。这中间还有三年，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十二年，一部电影，一个姥姥

2016年开始写剧本，2019年才正式开机。

中间这三年是什么状态，外人不知道，只知道最后开机的时候，剧本已经打磨到可以落地了。

故事的地点，就选在当年打工的那家"南国亭"。

南国亭这家店，开了十几年，是真实存在的中华料理店。

为了给李亘拍戏，这家一年只在元旦歇一天的店，硬生生关了12天。

老板同意了，门关上，灯光、摄影机进来，那个装了十几年人情冷暖的地下一层，变成了拍摄现场。

然后，出发去日本的前几天，一件事发生了。

姥姥去世了。

从4岁到18岁，14年，他和姥姥在一起的时间，比和父母加起来的时间还长。

李亘没法参加葬礼，拍摄计划已经定好，剧组等着他，演员等着他，所有的时间节点都咬得很紧。

临走之前，他在告别室陪了姥姥一下午。

就这一下午，然后他上了飞机，去了日本，开机了。

于海丹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起这件事，说不知道李亘那天在告别室里和姥姥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姥姥的去世对他的电影有什么影响。

李亘自己说，可能这个影响，是他始终在以"离别"为创作母题。

一个人在4岁就开始学习和父母分离，在18岁才结束这种分离状态，然后又在拍一部关于离别的电影的前夕，和养育了他14年的姥姥做了最后的告别。

这些事，没有一件是刻意安排的。但它们撞在一起，撞出了某种很深的东西。

电影本身，是一年的故事。

一个叫李小李的中国交换生，来到东京偏僻的渊野边，在"南国亭"中华料理店找了份工。

代理店长管唯收留了他，店员视他为情敌，后厨师傅对他爱答不理。

他的到来，打破了这个地下一层的沉寂，也卷进了每个人的生活。

时间稍纵即逝，下一个春天到来之前，有人留下，有人离开。那些刚刚羁绊成型的"限定亲情、临时友情、类似爱情"，也走向了各自的结局。

这个故事，李亘酝酿了十二年。

片子里有他自己的记忆，但他把它拆散了，重新组合，变成了一个更普遍的、关于"离开与留下"的故事。

主演阵容不是大流量：齐溪、谢承泽、牛超、邱天、宋宁峰、陈永忠。

张艾嘉特别出演，饰演一个打橙色雨伞的老师，出现在影片里的某一个瞬间。她说到做到，出现了。

监制是王红卫，这个名字在中国青年导演群体里分量很重，是很多新导演处女作的重要支撑。

整个拍摄过程，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过"李雪健"三个字。

立项材料里没有，宣传物料里没有，幕后介绍里没有。

这个选择，是李亘主动做的。

他想让这部电影，就是"导演李亘"的电影，不是"李雪健儿子"的电影。

粗剪出来之后，李亘把片子送给父亲看。

不是正式的看片会，不是行业内部放映，是作为父亲的一个生日礼物，悄悄送过去。

李雪健看完了，提了很多意见。

非常严厉的批评。

这是李亘自己后来在公开场合说的。父亲信奉"戏比天高"，对别人的作品如此，对儿子的作品更如此，甚至因为是儿子，可能反而更不留情面。

李雪健看了第二遍，又看了第三遍。

第三遍看完，他笑着说了一句：李亘可以做导演了。

就这一句，是一个把毕生积累全押在"戏"这件事上的父亲，给儿子的最高认可。

它没有到来得很顺滑，前面有粗剪版的严厉批评，有第二遍第三遍的反复观看，然后才有这一句。

这才是真的认可，不是客套，不是鼓励，是判断。

那一夜，台下坐着父亲

2021年9月19日，北京国际电影节，第十一届。

《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入围天坛奖主竞赛单元。

这是中国电影节体系里分量不轻的一个竞赛单元，能入围，本身就是一个判断——这部电影，够格放在这里。

首映礼上，李雪健来了。

他坐在台下，是第三次看这部电影。这个数字，是李亘在映后告诉观众的。

那一晚，两件事同时发生：一部新电影第一次在北影节正式亮相，一对父子的关系第一次被公众知晓。

映后见面，观众才意识到，站在台上的那个导演，是李雪健的儿子。

不是通过新闻稿知道的，不是通过官方宣传知道的，是在电影放完、导演站出来说话之后，现场发现的。

这个顺序，很重要。

先看电影，再知道身份——这意味着观众在打分的时候，是对着电影本身打的，不是对着"李雪健儿子的电影"打的。

这正是李亘从一开始就想要的结果。

他后来在采访里说，他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雪健的儿子，这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关注，也带来包袱。他开玩笑，说原本以为自己做了导演，父亲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但想了想，父亲还是得靠自己的名声努力，因为他没准儿会给父亲拉低一些。

这句玩笑背后，藏着一种非常清醒的自我认知。

他知道父亲在那里。他知道那个名字有多重。他选择的方式，不是假装父亲不存在，也不是拿父亲当跳板，而是把自己做的事情做扎实，然后让作品先说话，最后再站出来说：对，我是他儿子。

2022年3月11日，影片全国公映。

上映之前，在上海、北京、杭州三地分别举行了首映活动。

观众看完片子，给的反应不是"哦，李雪健儿子的电影"，而是在说李小李这个角色，在说那个地下一层的南国亭，在说有人留下有人离开的那种怅然。

一个新人导演的第一部片子，让人看完在说故事，不是在说背景，这件事本身就是成功。

这部片子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狗血反转，没有大制作的视觉冲击。它就是一个安静的、关于离别的故事。

豆瓣7.0。

这个分数在文艺片的语境里，是一个不低的起点。

紧接着，奖项来了。

《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获第35届中国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提名。那一届的竞争对手包括《人生大事》《扬名立万》《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这些都是当年在票房和口碑上有相当成绩的处女作。

李亘的片子是这个名单里最安静的一个，但它站在这个名单里，没有人觉得不合适。

同年，影片还走到了第20届纽约亚洲电影节，完成北美首映。

一部华语青年导演的处女作，从国内的北影节天坛奖主竞赛，到金鸡奖提名，到纽约亚洲电影节，这条路走下来，没有哪一步是靠父亲的名字铺出来的。

都是作品本身的重量，带着它走到那里的。

回头看这件事，会发现一个很微妙的结构。

李雪健和李亘，一个在台前站了几十年，一个在幕后磨了十几年，两个人在同一个行业里，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做了同一件事：把戏当回事。

李雪健的"戏比天高"是他自己定下来的信条，他用鼻咽癌治疗期间"上午化疗下午拍戏"的状态，把这个信条变成了肉身力行的事实。

李亘的"戏比天高"，是从2007年在地下一层打工开始，把那段记忆存了十二年，打磨成剧本，拍成电影，然后放到台上让观众来判断。

两种呈现方式，两个时间尺度，但内核是一样的东西。

这可能才是这对父子之间，真正传承下来的东西——不是名气，不是资源，是对"戏"本身的那份认真。

李亘从来没有当着父亲的面说过这句话，李雪健也没有在任何场合把这件事总结得这么清楚。

但从4岁到18岁住在姥姥家，到一个人去日本打了一年工没跟家里要钱，到考研考进北影，到剪辑从基础活干起，到把一段记忆存了十二年才开机——

这一串动作排下来，不需要任何人总结，就能看出一个人想要什么。

他想要的，是靠自己站在那里，不是靠父亲。

2021年9月19日的北影节首映礼，那一夜，观众先看完了电影，再知道了导演是谁的儿子。

这个顺序，是李亘十几年努力的结果。

而台下那个看了三遍才说"李亘可以做导演了"的父亲，是整件事里，最严格也最诚实的那个评委。

还有一件事，值得单独说。

出发去日本开拍之前，姥姥走了。

那个陪了他14年、比父母陪他时间还长的人，在他最重要的一部电影开拍之前，离开了。

李亘没法留下来参加葬礼，他在告别室陪了姥姥一下午，然后上了飞机。

这件事，于海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出来。她说不知道李亘那天说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对电影有什么影响。

李亘自己的回答是：可能那个影响，就是他始终在以"离别"为创作母题。

一部叫《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的电影，讲的是有人留下、有人离开。

它是从什么地方长出来的，从十二年的记忆里，从地下一层的南国亭里，也从那一个陪了姥姥最后一个下午的告别室里。

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可以设计出来的。

它们是真实发生过的，然后被一个导演拍进了胶片里。

这是李亘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他用十几年积累的那些东西，第一次完整地交出来。

父亲李雪健在台下坐着，看了第三遍，笑着说了那一句——

李亘可以做导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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