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点生活｜赋得永久的悔​——父逝三十周年祭

潮新闻客户端 张广星

我的记性不太好，即使是身经的一些重要事件，如果当时没有记下来，我很难说出准确的日子。就说父亲的去世吧，很长的日子里，我只记得是那一年初秋的一天，早上开始有一些凉气。为什么对凉气印象这么深呢？因为那天凌晨，我家里的电话骤然响起，是大姐打来的，说父亲刚才咽气了。大姐还气急地埋怨我：“昨夜叫你不要回去你偏要回去，老爸走的时候你不在身边。”我来不及也不想解释，放下电话就下楼去推摩托车，这时天还没有大亮，蒙蒙的有些灰，小区和大街上还很安静，小城还没有从熟睡中醒过来。

一大早的空气有些凉，而道路空旷，我一拉速度，更是一股凉风袭来，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但我意识到，我这个寒颤不仅仅因为体外的凉风所激，也是我内心的一个激灵所致：我的敬爱的父亲早上走了，而我不在他的身边。昨晚其实很晚了我还和大姐、哥哥们守在父亲的床前，看到父亲终于又睡了过去，而且非常平稳，我们都暂时松了一口气。大姐说：“我们都休息一会儿吧，由我在这里（镇卫生院）守着，你们先回去休息。”我的两个哥哥家都在镇西郊的村里，当时我心存侥幸，认为父亲这一架老牛破车，不至于马上就会散架，我对两位哥哥说：“我回城里去，有什么情况赶快通知我，我马上就回来。”

哪知道凌晨时分发生的情况来得那么急，待在村里的两个哥哥紧急赶过去时，父亲还有最后一口气。当时的现场又急又慌，顾不上谁在谁不在。待医生宣布父亲生命已经终止的时候，大姐一边放声大哭，一边才环顾四周，她说：“三弟呢？三弟怎么不在？你们通知了三弟没有？”两位哥哥都说：“我们自己慌得赶过来都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打电话呢。”大姐赶紧跑到医生的值班室给我打了电话。

这些情况当然是大姐事后告诉我的，但驾着摩托车出城时，后悔和痛责自己的心情就像无边的海浪一样吞没着我，噬咬着我。我心急火燎，连连拉高速度，只想早点赶到镇上，平时觉得并不太远的十公里路，今天觉得特别漫长。

当日的不少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但我居然没记住这一天的日期。但我知道，随着连续三个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先后滚过台州大地，重新显现的蓝天白云下的空气开始有了那么一丝丝干爽的早秋气象，我内心越来越紧迫：离父亲三十周年的纪念日近了，更近了，可我还不知道父亲离世到底是1996年9月的哪一天呢？我去翻日记本，但那些年我的日记并不常记，果然那些日子里的日记是空缺的。昨天我再去翻旧稿，这是我所能努力的最后希望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找到了一篇当年即情急就的短文《父亲》，篇末所署的日子是“父逝之次日，1996.9.19”。这才清楚了，父亲去世这一天是1996年的9月18日。这个日子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世世代代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现在这个日子对于我们张家来说，也有了特别的意义。

重读《父亲》这篇短文，我依然有一种风暴掠过心头的感觉，我至今还能体会当时自己灼热滚烫的心情。这种心情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痛悔”。当然我痛悔的不仅仅是在父亲临终那一刻我不在他的身边，我是痛悔自己开始有条件让父亲的晚年生活得幸福一些的时候，没有更多地陪伴父亲。

中排为父母两人。

我与父亲靠得最近的一次，就是1980年9月15日至17日早上他送我到杭州上大学又从杭州返回这两天多一点的日子。我作为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子弟，一辈子辛劳的父亲自然内心是很开心的，但父亲把他的喜悦藏在心里，在我接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以后，他陪着我到公社（后来才称镇）去打证明，转户粮关系，默默地为我准备行装，甚至瞒着我向村民们借钱，作为我去省城的盘缠和到学校后的生活费用。因为我那时还太小，准确地来说，我还是一名少年。父亲和我一样，都没有走出过县域，但父亲毅然决定送我到杭州。那时从黄岩县城到杭州，要走一整天，但我至今都记得，父亲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大部分的时候脸都朝向窗外，他很少说话，但始终不曾合眼假寐片刻，显然，沿途的风景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父亲来说，是那样的新鲜，这种新鲜感，也是当时只有十五岁的我心里所感受到的一样。

到了杭州的第二天，上午，他帮我安顿好寝室里的新生活所必备的一切。下午，我陪他去了他心心念念的岳飞墓，在瞻仰过了高大伟岸的佩剑大将军岳飞的雕像后，也看了跪在岳飞墓前任万人唾骂的奸臣秦桧和他的老婆。

第三天一早，父亲就坐长途车回家了。我把父亲送到学校大门口，门口前左的天目山路上有一个站点，可以坐上车，两站路就到了武林门长途汽车站。我本来想把父亲送到武林门的，但父亲不肯，这时刚好公交车到了，父亲就一脚跨上打开的车门，我看到的是他穿着黑色外套的背影。随着车门关上，汽车启动，这辆载着我父亲的公交车渐渐驶远，驶出了我的视线，我还站在原地。这一刻，我像是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虽然眼前人和车熙来攘往，视线所及都是鳞次栉比的高大建筑，但当身边唯一一个亲人也乘车远离而去的时候，我当时的内心感到异常的空旷，孤独，寂寞。

我记住了父亲的背影。那时我还没有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后来我读到了，虽然朱先生的父亲身材跟我父亲很不一样，我的父亲清瘦，他的父亲矮胖得略显臃肿，而且他的父亲穿着的是长衫，显然就是一个“知识人”，而我的父亲却是对襟的黑色上衣，一看就是个农民穿着。但无论外表上有着怎样的不一致，我和朱先生看到的父亲的背影的意味都是一样的。

很多很多年以后，我又写了一篇《又一次想起了父亲的背影》，那是在我送儿子去昆明上学回家后写的。就像当年父亲送我去杭州一样，毕竟从东海岸来到祖国的大西南，路途遥远，我当时就决定亲自送儿子到云南。到了学校才知道，我们来迟了一天，新生们的报到是昨天截止的，这天上午老师已带着新生们去参加为期一周的军训去了，而学校还没有正式开学，偌大的校园里静悄悄的，只有一个暑假里未能回家的高年级的西安女同学受学校之令留守接待我们这些迟到的报到者，她带着我们父子俩在学校里转悠。

我没有在昆明逗留，第二天一早，我就与儿子告别，从校园到驶往机场的公交站有一段路需要步行，而且需要翻过一座丘陵的岭口。因为儿子要赶去军训，所以我们来到校门口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再送。我一个人走在慢慢抬高的山道上，直到走上了岭口，我看到儿子还站在校门口，向我挥着手。我后来一直没有跟儿子聊起过那一天的分别情景，但我相信，儿子此时的心中也溢满了离情别绪。他肯定也记住了我的背影，我此时在儿子心目中的背影应该也同当年我的父亲在我心目中的背影，以及更早的年代，朱自清的父亲在朱自清心目中的背影是一样的，虽然三个父亲的背影相隔近百年，但时光好像凝固了一样。我想起了南朝江淹的名文《别赋》的开头两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杭州之行是父亲这一生唯一的一次远行，也是令他刻骨铭心的一次旅行，虽然父亲在杭州待的时间很短，除了岳庙哪儿也没去。但父亲总算去过省城了，去过埋着岳飞和于谦忠骨的杭州了，去过儿子读过四年大学的大城市了。父亲去世之后，有一次母亲对我说，父亲经常说起杭州之行，既满足又不满足。父亲读过三年私塾，粗通文墨，是生产队的记账员。但我小时候并没有看到过他捧着书读，他太忙了，白天既要与乡亲们一起出工，夜里和农闲时节还要种络麻种席草打草席，我们西头的张家是村里唯一一户草席世家。我家还种过多年的荸荠，那时土产公司来每家每户收购削皮后的荸荠白肉。当荸荠成熟收获之后，父亲就一天到晚坐在小凳子上给荸荠削皮。父亲削得又快又好，土产公司来收货时总是一验就通过。我后来写过《我家曾是荸荠农》和《草席世家》等文。在《我家曾是荸荠农》一文中，我写了小小的我和父亲两个人在大田里挖荸荠的情景。挖荸荠总是在霜风起来后的严寒日子里，其实这样的日子父亲是不适宜出门的，因为他的肺病是从小呛水落下的病根。我小时候就是每个晚上听着父亲的咳嗽入睡的。父亲在寒风凛冽中一边咳嗽一边挖荸荠。父亲的一生既是咳嗽不停的一生，也是劳作不停的一生。

我回到县城工作以后，因为在县城没有房子，我把从学校带回来的书放在家里，既包括学习用书，也包括我在四年里在杭州书店里买的文学书。我的这些书成了父亲晚年的精神寄托。有时我回家，父亲会跟我谈他从书上读到过的杭州典故，历史和传说中的杭州的人和事。我有一本杭州古代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和钱彩所著的《说岳全传》，是父亲最喜欢读的书，所以在父亲去世后，我把这两本书一同放入父亲的棺木里。

父亲在阅读中对于这个世界肯定有很多想望，但他没有说。而那个时候我还太年轻，不会体会父母的心愿，我一心扑在工作上，而工作总是忙不完的，我甚至会隔两三个星期才回去看看父母，陪父母吃一餐饭就返城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好好听听父母的心里话。其实周末我就少读一本书又怎么样？假期我抽出几天陪父母去杭州逛逛西湖又怎么样？母亲说，父亲的不满足就是那一年到了杭州却没有去西湖边走走。

父亲的病不是突然恶化的，而是几十年慢慢变化的，就好像人们常说的“温水煮青蛙”，这就让我们放松了注意和警惕。当我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父亲已经艰于外出了。他连从村里到镇里仅两里路都走不动了。1995年，我这一辈子第一所住宅装修好了，在入住的最初日子里，我接父亲来到我的新家。父亲走走看看，虽然说话不多，但脸上始终眯眯笑着。后来我又学东灿头的上下楼邻居的样子，用铝合金门窗把阳台半包起来，母亲看了很高兴，回家跟父亲说了，父亲也很高兴。但他不想再来，母亲告知我以后，我回家时特地劝说父亲再来，父亲总说自己走不动了。母亲说，走不动是一个理由，你老爸还有一个理由没有说出来，就是他不想连累你们。他听说自己的肺病可能有传染性，在家里吃饭时他就专用碗筷了，他甚至连在邻村的大女儿家也不去了，更不要说你们远在城里的家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的大姐的女儿考上了黄岩师范。当时师范毕业还是包分配的，考上师范也等于捧上了铁饭碗。黄岩师范已经搬到了新校区，新校区在九峰路上，九峰河边。新校区非常漂亮，离九峰公园也很近。说起来我又很自责，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陪父母走进过九峰公园。这时大姐来劝父亲，说：外孙女又不像娘舅一样在杭州读书，她就在自己黄岩，这么近，九峰公园也在边上。我们去看看学校后就去九峰看看。

这次父亲有些心动了，没有拒绝，说待身体稍好些就去。

但父亲的健康没有如他自己和我们做儿女的所愿能渐有好转，而是在持续的弱化中。1995年的寒冬和1996年天气起伏不定的早春，衰弱的父亲自然不能出门。等到1996年春夏之交气候稳定暖和下来之后，大姐再来和我商量，说陪父亲来县城，到你家里看看，到师范学校看看，到九峰公园看看。我的岳父母也欢迎我父亲来他们家里。

但父亲病况愈下，已经体衰到只能搬张小凳子坐在自家门口晒晒太阳了。在一叶知秋的那年九月份，迎着这一年的第一缕秋风，父亲就像一枚早衰的枯叶一样萎谢了。

我在写于“父逝之次日”的《父亲》一文的最后，这样抒发我内心的痛：

母亲说，父亲喜欢看新闻。这几年地方上发展很快，父亲都知道。他常常对母亲说，路桥建了商业城，很大很气派；黄岩建了影城，也很漂亮；台州市搬到了海门，海门是个港口。在去世前的日子里，他还对母亲说，当他病好一些的时候，他想叫儿子们陪着到路桥去看看，到海门去看看，也到黄岩城里去看看。远的地方他去不了，远的地方他已去过杭州了，也心满意足了。尽管海门和路桥只有二、三十里之遥，但足不出户的父亲一生中从未去过海门，路桥也是二十多年前去的。父亲的一生都局促在脚下的这一小块土地上，对于外面的世界他是多么地向往啊。而到了他人生的终点站，他把他的向往缩小到了仅仅老家附近的路桥、海门。

这是一种多么自觉的卑微的愿望啊！

只有卑微的人才会有这么卑微的愿望！

而到了今天，甚至连这么卑微的愿望也成了父亲永生的遗憾。父亲的遗憾实在太大也太多了啊！

202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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