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中共隐蔽战线“杨家将”，只是隐藏越深，证明之路更苦难

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是应该被纪念和祭奠的

中共隐蔽战线的历史上，从不缺少家族成员并肩作战的身影。譬如“上阵父子兵”的申伯纯家庭，全家十余人投身革命，其中九人成为红色特工，在情报战线形成严密的家族网络，女儿申小丛与女婿李成更是在北平地下工作中并肩抗敌，即便身陷险境也始终坚守使命；浙江鄞县的沙氏家族，沙孟海、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五兄弟，以不同身份投身隐蔽战线，老大沙孟海利用在国民党核心机构的职务便利，为从事地下工作的弟弟们提供掩护，沙文汉、沙文威则深入情报一线，搭建起关键的情报传递通道，成为隐蔽战线的“家族标杆”。

还有“徐氏三杰”，即徐强、徐汉光、徐振甲三兄弟，三人皆为中央特科成员，受伍豪等领导，其中徐强是堂兄，徐汉光与徐振甲是亲兄弟，徐强曾在上海的组织被大破坏的情况下，坚持在白色恐怖下环境工作、完成了例如保护“中央文库”等重要机密的工作，徐汉光则潜伏在敌伪最深处，徐振甲烈士深耕情报收集与兵运工作，早年牺牲。

在这些英雄家族中，江苏淮安的杨氏一门同样耀眼，杨述、杨黄霖、杨肆三人，其中杨肆是杨述（原名杨德基）、杨黄霖的堂兄，杨述与杨黄霖是亲兄弟，三人同个家族，在大时代洪流先后投身中共隐蔽战线，围绕情报收集、密码破译、联络协调等工作，在各自岗位上开展了长期而秘密的工作，形成了跨区域、跨战线的情报协作网络。他们的每一项具体的情报工作都与当时的抗战、解放战争大局紧密相关，用高精准的专业与信仰坚守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支撑。

1933年，堂兄杨肆从上海光华大学数学系毕业，随后在广西大学任教。1935年，经表弟王维钧引荐，他进入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密码检译所，担任对日密码研究员，直接受司长温毓庆领导。王维钧时任温毓庆的秘书，精通电讯相关事务，为人可靠，后与杨肆并肩投身秘密情报工作，是杨肆情报事业的重要伙伴（在中共隐蔽斗争史上称为“红色破译双璧”）。

（注：王维钧老前辈简况：江苏淮安人，清末盐商王蔚华之子，中共隐蔽战线秘密情报员，民国顶尖密电破译专家，长期潜伏国民政府核心密码机构，为中共传递大量日军绝密情报。1912年生于江苏淮安。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学生时代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游行。1933年，经导师颜任光（交通部电政司长）介绍，进入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任局长温毓庆（宋子文姨表兄）核心助手，负责国际电讯与密电分析。1934年12月，受温毓庆委托，牵头组建对日密电破译小组，主攻日本外交密电（LA 码）。

1935年，蒋介石批准成立密电检译所（南京西桥7号），温毓庆任所长，王维钧实际主持破译工作，为核心技术负责人。引荐表弟杨肆（光华大学数学系）加入，形成 “王维钧统筹、杨肆技术攻坚” 的黄金组合，成功破译日本外交核心密码。

1937 年抗战爆发，密电检译所迁武汉，对外称 “军委会特训班交通队” 。经杨述（杨肆堂兄，中共长江局干部）介绍，与杨肆面见李克农，正式加入中共隐蔽战线，接受李克农直接领导。首次向李克农提交日本密电破译总结报告（含日军电台联络网、呼号、波长、通报时间），每月更新，成为八路军破译日军密电的核心依据 。

1938年，密电检译所并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军统核心密码机构），王维钧任少将主任秘书，掌控破译核心资料。持续将日军外交、军事情报（如偷袭珍珠港前夕日本外交密电、日军对华作战部署）抄录转交中共，由李克农转送延安。1943 年，因拒绝执行破译中共密电的命令，与杨肆一同辞职，脱离军委会技术研究室，转入隐蔽状态。

1946年，返回上海，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负责联络旧部、收集国民党情报系统动态。

1949年上海解放后，受李克农委派，参与接管国民党密电单位、清理破译档案，为新中国情报与保密体系建设提供关键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因历史特殊性与情报工作保密性，公开资料极少。晚年定居北京，长期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此时的密码检译所是绝密部门，对外不挂牌，主要负责研译各类密电，为国民政府提供情报支撑。杨肆凭借扎实的数学功底，很快在密电破译工作中展现出过人能力。

1936年，他成功破译日本驻华使馆与外务省之间的外交密电，这些密电涵盖日本在华驻军部署、资源掠夺计划及外交谈判底线，他按月将这些内容整理成《日本密电研译报告》，直接呈送蒋介石、孔祥熙，为国民政府初期的抗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同年，杨肆在破译外交密电的同时，通过无线电测向与信号分析，锁定了日本驻华大使馆内隐藏的大功率秘密电台，长期监控其与东京外务省、关东军司令部的高频通讯，提前掌握了日方的战时通讯预案。他预判中日开战不可避免，便向温毓庆建议在南京鼓楼青云巷设立秘密无线电侦察台，24小时监控日本陆海空军密电，并组织5人小组轮班，形成了外交与军事双轨的破译机制，为全面抗战储备了关键的密码数据。

前排右一便是杨肆老前辈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京沦陷前，杨肆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进攻南京的详细作战部署密电，其中包含主攻方向、登陆地点、总攻时间及对平民的“清乡”指令。他通过温毓庆将这份情报上报国民政府，但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指挥混乱，这份关键的预警情报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南京最终沦陷。也是在这一时期，1936年已经加入中共的杨肆堂弟杨述已考入清华大学，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清华党支部宣传委员，作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他主编《北平学生》刊物，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杨述每次放假回家或南下宣传抗日救亡时，都会路过南京与堂兄杨肆、王维钧见面，杨肆主动将自己从事的秘密密码工作告诉了杨述，这为后来堂兄弟二人在情报工作上的协作埋下了伏笔。此时，杨述的亲弟弟杨黄霖年仅17岁，也于这一年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杨述

从此，兄弟三人从此分别在不同环境下，逐步形成了隐蔽战线的家族协作格局。

南京沦陷后，交通部密码检译所迁至武汉，对外改称军委会特训班交通队，不再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逐渐半公开化。此时杨述也来到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年委员，负责救亡运动与情报协调工作，常寄宿在堂兄杨肆所在的研究组。在杨述的引见下，杨肆见到了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双方进行了长谈，杨肆深受振奋，随后与王维钧相约去会晤当时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李克农。

这次秘密会面安排在汉阳楚风茶楼，由杨述全程策划执行，他提前选定偏僻易警戒的地点，安排外围便衣哨，亲自接送杨肆，确保了会面的零暴露、零风险。会面中，杨肆将日本密码组织的情况向李克农和盘托出，王维钧则将密码所侦察电台呈送给温毓庆的一本最新侦察情况总结报告交给李克农，李克农对这份情报十分重视，提醒二人务必注意保密隐蔽，警惕军统在武汉的特务活动。这次会面成为杨肆、王维钧与中共正式建立秘密联系的开端，此后两人多次向李克农递送相关情报。也是在这一年，杨述的亲弟弟杨黄霖在延安加入中共，被派往延安边区保安处工作，成为一名情报骨干，至此，杨氏三兄弟均正式投身中共隐蔽战线，开始了各自的情报工作。

1938年春，杨肆在破译工作中发现一份日本外交密电，内容涉及密码所核心成员霍实向日本提供中方破译进展的情报。霍实是密码检译所早期核心成员之一，负责研译组工作，关于其身份历来虽存有争议，但今天的文献查实，其确为日谍（相关文献资料出处在文章最后附录2中）。杨肆与王维钧联名将此事上报军统，但并未得到回应，此事让二人对国民党当局彻底感到悲观失望，也更加坚定了他们追随中共的决心。

同年6月，杨肆再次与李克农秘密会面，当场提交了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联络网详图和在华日军前线军用电台通讯网两份核心材料，其中包含日本外务省全球呼号、波长、通报时间、加密方式，以及关东军、华北派遣军、华中派遣军、海军舰队的通讯链路和密钥周期。这些情报让中共一夜之间建立起对日无线电侦察基础，延安军委二局据此搭建起了对日监听体系。

同年7月，杨肆将破译的日军进攻武汉的兵力配置、登陆地点、空袭目标清单等情报，通过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转交延安，为中共在武汉周边部署游击力量、疏散群众提供了重要依据。与此同时，杨述建立起堂兄杨肆到自己再到李克农的绝密情报中转通道，4个月间传递核心情报30余份，涵盖日军武汉作战计划、国民党反共密谋、日蒋勾结线索等内容，成为连接重庆密码战线与延安中央的关键纽带。

而同时期杨述的亲弟杨黄霖在延安业已成长为中共隐蔽战线边保信号情报侦破的骨干。

根据国共两党协商，国民党军令部开始向八路军派遣联络参谋，这些联络参谋名义上是沟通联络，实际上都承担着刺探中共机密的任务，朱德、彭德怀曾专门致电八路军各师首长并报毛泽东，要求加强保密工作，严防机密泄露。后来，由于发生国民党联络参谋收买八路军机要员窃取机密的事件，中共方面不再允许联络参谋前往前方部队，所有联络参谋均留驻延安，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负责接待，而这些联络参谋随身携带自用电台和密码本，也成为延安保卫部门眼中的目标。中社部特别要求交际处注意搜集联络参谋的电台通讯情况，这项任务最终落到了杨黄霖身上，此时他已被任命为交际处接待科指导员，实际担任边区保安处秘密侦察组长，直接受交际处处长金城、保安处科长王凡双线领导，主要负责延安地区的密电监听与反特工作，为延安核心区域的安全提供保障。

1939年，交通部密码检译所辗转迁至重庆，与军统局相邻，戴笠再次试图吞并密码所，对温毓庆软硬兼施均未成功，便要求温毓庆派出两名熟练的密码研究干部到军统做技术指导，温毓庆最终选派了杨肆。起初杨肆坚决不愿前往，组织得知后，杨述登门做思想工作，反复劝说他打入军统开展隐蔽工作，杨肆仍有顾虑。随后，李克农在重庆上清寺一茶楼秘密召见杨肆，一番谈话后，杨肆终于同意打入军统，接受秘密任务。

此后，杨肆进入军统工作，为避免暴露身份，他与表弟王维钧中断了公开往来，主要负责日本军事、外交密电的破译研究，还带了夏隆坚等几个助手。

1940年6月，杨肆秘密加入中共，接受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周怡（烈士）的单线领导，周怡也是其入党介绍人。从此开始了在军统内部的秘密情报工作。也是在这一年，杨述返回延安，担任马列学院教员、绥德师范党总支书记，同时兼任中央社会部情报协调员，专门负责统筹堂兄杨肆在重庆的密码破译工作、弟弟杨黄霖在延安的密电监听与反特工作，同步两地情报，协调二人行动，提醒两人规避工作风险，形成了前线破译、后方监控、中央决策的高效情报闭环，三兄弟的情报协作进入常态化。

历史上的遗憾就是，周怡烈士后来调回晋绥和延安，杨肆的组织线断联，周怡不久后印老累过度而病逝，也成为后来证明道路上的艰难过程。题外话：我们知道的另一位隐蔽战线功勋，蒋介石侍从室的少将段伯宇也是周怡发展入党并成为中共隐蔽战线成员，也在那个时期失去了组织联系，直到解放前夕，才重新接上关系。

1940年至1942年，杨肆在军统期间，重点破译关东军的核心密电，先后破解了17种密电，其中包括关东军司令部与731部队、关东军满洲防卫军、关东军朝鲜军的通讯密码。通过这些密电，他掌握了日军东北防御部署、细菌战实验进展、对苏战备计划以及731部队的保密销毁计划，这些情报被及时传递给延安，成为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关键证据来源。

1942年，杨黄霖查清国民党联络参谋的电台暗藏在其住室内，便在自己房间秘密安装了一部收报机，24小时监听重庆与延安之间的全部密电信号，每天抄收电码、记录频率与通报时间，形成完整的监听档案，为后续破译工作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没有密码本，抄收的电码无法破译，杨黄霖报请上级后，决定密取联络参谋的密码本。期间，杨述多次在延安与杨黄霖沟通工作，了解监听进展，同时同步堂兄杨肆在重庆的破译动态，确保两人工作衔接顺畅。

1943年，杨肆因破译功勋卓著，成为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少将主任，成为军统唯一非黄埔系、非特务出身的少将高级技术官。这一年，他破译了戴笠致军统各站的防共清共密令，内容包括封锁陕甘宁边区、暗杀中共领导人、策反八路军部队、制造反共摩擦等，这份情报提前3天送达延安，杨述第一时间将情报上报中央，同时提醒亲弟弟杨黄霖加强延安的反特监控，全面排查潜伏特务，确保延安核心区域的安全。

也是在这一时期，杨肆开始以技术培训为名，在军统特技研究室培养夏隆坚等3名可靠助手，均发展为秘密党员，负责关键密电的二次复核与情报传递，形成了杨肆、助手、周怡、延安的情报闭环，5年间从未中断、从未失手，成为延安获取国民党高层与日军核心情报的最稳定来源，而杨述则始终承担着中间协调的职责，确保这份关键情报能够及时、安全地送达中央。

1944年春，杨黄霖在交际处处长金城的精心策划下，开始实施密取密码本的行动。金城先要求工作人员加强对联络参谋的服务，与他们建立融洽的关系，使联络参谋逐渐放松警惕，不再随身携带密码本，平时将其锁在卧室桌子下的箱子里。工作人员趁打扫房间的机会，悄悄配制了箱子钥匙。随后，恰逢联络参谋徐佛观回重庆，另一名联络参谋郭仲容及部分随员留在延安，金城决定抓住这个时机行动，派人邀请郭仲容及其随员到杜甫川春游野餐，杨黄霖则带领接待科成员秘密抄写密电码。他们顺利打开装密码的皮箱，找到了一本用白线订好的密码本，由于没有照相机，只好将本子拆开分成几份分头抄写，直到外边传回客人们踏上归程的消息，才立即收集好拆散的密码本，整理整齐后用同样的白线缝好，照原样放入皮箱，上好锁并将房间收拾干净。

但这次行动未能将密码本抄全，不久后，他们又邀请联络参谋及随员去看戏，趁机完成了密码本的全部抄录工作。这份密取的密码本被上交中社部，当天就成功破译了重庆与延安之间的全部密电，掌握了国民党对延安的情报指令、兵力监控、特务派遣计划等核心内容，杨述及时将这一成果同步给堂兄杨肆，让杨肆在重庆的工作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开展。

1944年，杨黄霖在工作中发现国民党联络参谋的随员，也就是名义上的马夫，双手绵软、无劳作痕迹，举止警惕、眼神躲闪，与普通马夫的特征明显不符。他经过秘密调查，查实这名随员是军统西北特侦站派遣的高级特务，主要负责监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行踪。杨黄霖及时将这一情况上报，这名特务被秘密处置，切断了军统在延安的直接监视链路。

同年，杨肆继续深耕日军密码破译工作，开始重点破译日本太平洋舰队的密电，至1944年，先后破解了12种密电，重点掌握了航母战斗群的动向，包括珊瑚海、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岛等战役的作战指令、航线、舰载机出击时间等情报。这些情报一部分传递给延安，为中共制定对日战略提供支撑，另一部分通过周恩来转交美军，助力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战。杨述则持续统筹两人的工作，将杨黄霖在延安获取的国民党特务动态，同步给杨肆，提醒他在军统内部做好防范，避免暴露身份。

1944年4月，杨肆破译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完整作战计划，也就是后来的豫湘桂战役部署，其中包含参战部队番号、兵力、进攻路线、战略目标等内容，情报及时传递给延安，杨述第一时间将情报上报中共中央，使中央提前预判战局，在河南、湖南、广西部署敌后游击战，有效牵制了日军兵力。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给延安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同时电令驻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当面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下，这份电报的目的，一是借口毛泽东不去重庆，将战争责任嫁祸于共产党；二是如果毛泽东去谈判，就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而后予以消灭；同时利用谈判拖延时间，调兵抢占沦陷区地盘。杨黄霖通过破译密电，掌握了蒋介石的这一核心指令，当天就将情报送达杨述，杨述立即上报中央，这份情报成为毛泽东毅然决定赴渝谈判的关键决策依据。

1945年8月至10月重庆谈判期间，杨黄霖持续破译国民党方给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的密电，掌握了国民党在军队整编、解放区政权、政治会议等核心问题上的底线与让步预案，及时将情报传递给在重庆的杨述，杨述则将这些情报同步给中共谈判团队，使谈判团队据此精准制定对策，始终掌握谈判主动权。

与此同时，杨述以新华社特派记者身份为掩护，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实际负责情报传递与安全掩护工作，他对接堂兄杨肆获取国民党高层动态，筛选整理情报后加密传递给延安，同时配合周恩来安排谈判团队的安保工作，全程无安全事故，保障了谈判的顺利进行。

这一期间，杨氏三兄弟分工明确、协同作战，杨肆在军统内部提供核心情报，杨黄霖在延安监听密电，杨述在重庆协调传递，形成了高效的情报支撑体系。

1945年，杨黄霖因在情报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获得中社部的书面嘉奖，被评为延安隐蔽战线模范情报员。

1946年12月，杨黄霖破译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完整作战部署，其中包含15个旅的兵力配置、南中西三路进攻路线，以及准备在1947年3月15日的总攻时间以及延安城防破坏指令等内容。这份情报提前3个月送达中共中央，杨述协助中央做好情报核实与传递工作，使中央机关提前2个月开始疏散，重要档案、物资、人员安全转移，避免了重大损失。

1947年3月，延安撤退后，杨黄霖任边区保安处侦察科长，负责延安周边的反特肃奸工作，期间破获3起军统潜伏特务组织，抓捕特务40余人，缴获电台5部、密码本8册，彻底肃清了胡宗南占领区的情报网络，保障了西北野战军的后方安全，杨述则在后方持续协调情报工作，为弟弟的反特行动提供支持。

1946年至1949年，杨述担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国青年》社长，同时兼管隐蔽战线青年情报工作，他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培养了50余名青年情报员，将他们输送至各解放区，这些青年情报员主要负责收集国民党军事情报、策反国民党军官、建立地下交通线等工作，为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情报支撑。

这一时期，堂兄杨肆仍在军统内部坚持秘密工作，持续为延安传递各类核心情报，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将杨肆安排在调查部技研司工作，而可惜的是，因为新政权急需稳固，众做周知的原因，需要对过往进行整理和肃清，由于杨肆曾是军统少将，而其身份密级过高，在当时还需要众多隐蔽战线成员不得脱密，他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被判刑10年，到了1960年代，杨肆十年刑期届满出狱后，恰逢特殊历史时期，为严守自身掌握的情报机密、避免给组织添乱，他主动前往公安局要求继续坐牢，又在狱中度过十余年。

在其蒙冤期间，其杨述、杨黄霖始终未放弃为他申诉，多次整理相关史料，为平反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为彻底拨乱反正，很多尘封档案重新启封，上海等地的有关部门在查阅大量旧档案的过程中，逐渐拼出了一个轮廓：在国民党交通部密码检译所、后来军统局技术部门，有一个名字不断出现，他就是杨肆。他的技术情报的贡献，他在抗战中的作用，甚至他与中共情报系统之间若隐若现的联系，在不同文献片段里反复浮现。

更关键的是，一些老同志的口述回忆被系统整理出来。有的人记得，当年在延安或华北根据地，曾收到过非常关键的“关于日军密码体系的分析报告”，上面有内线提供的细致图表；有的人记得，某些战役前的判断，直接基于从重庆秘密传来的情报；还有前中共中央情报部门的老成员，在回顾初期工作时提到了杨肆的名字。

随着点线面逐渐汇合，一个事实渐渐清晰：这个曾被当成“军统少将战犯”的人，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最吃紧的时候，为中共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高价值情报。没有他的那些“数字工作”，很多战场上、谈判桌上的主动权，未必掌握在中共一边。

于是，相关部门开始正式核查他的案子。经过多轮调查、比对档案、征求各方意见，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当年对他的“反革命战犯”定性，是严重冤枉；他本质上是中共地下党员，是隐蔽战线的有功人员。鉴于此，上海方面对他做出了正式平反：撤销原判，恢复名誉，并用非常庄重的措辞写进公开材料“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对党和国家情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之类。

杨述、杨黄霖、杨肆兄弟三人，工作高度机密，长期隐姓埋名，甚至背负误解与迫害，但始终坚守信仰，默默为中共隐蔽战线事业付出了一生，其贡献非言表能概之。

杨述老前辈于1988年逝世，杨黄霖老前辈于1994年逝世，杨肆老前辈于1983年逝世，他们的情报功勋，虽随着史料的解密与整理，但尚未被世人所知晓。

而更难可贵的是，杨家家族曾有十余人投身革命，杨家老母亲杨肖禹被毛泽东誉为“革命母亲”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勋永世长存

附录1本文资料出处：

1. 淮安市政协文史委《淮安文史资料·杨家将专辑》（2024年）

2. 上海市民政局《打入军统的密码专家》（2024年9月18日）

3. 湖北党史网《李克农在武汉指挥抗日反谍情报站》（2018年4月25日）

4.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

5.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6. 中央社会部档案（解密件，1944—1945年嘉奖记录）

7. 《中央社会部隐蔽战线人员名录（1937-1945）》全宗号：A42；案卷：潜伏人员名册・军统 / 军委会系统，案卷号：A42/3/17；页码：第 1-48 页

附录2，关于历史人物霍实（霍实子）的真实面目认定文献资料出处：

一、军统原始档案（证明霍实为日谍，核心铁证）

1. 戴笠呈蒋介石密报（1936年初，最关键原始档案）

标题：《密呈军委会密电检译所霍实通敌有据请予处置案》；时间：1936年2月18日；藏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全宗：军统全宗号：743；案卷：特工人员・通敌嫌疑・霍实卷，案卷号：743/12/586；页码：第 1-7 页

核心内容：查实霍实由土肥原贤二收买，1935 年前已长期向日军提供中方密电体制与核心密码；蒋批示 “暂缓处决，留用管控”。

2. 军统技术研究室密电核查报告（1942 年）

标题：《关于密电检译所霍实与日军情报联络之核查报告》；时间：1942年7月9日；藏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军统全宗号743；案卷：技术研究室・密电破译・日谍线索卷，案卷号：743/15/209；页码：第 29-32 页

核心内容：杨肆、王维钧等联名报告，破译日军密电中多次出现霍实代号，确认其为日军情报线人。

二、东京审判战犯供词（土肥原贤二自供，1946年）

标题：《土肥原贤二庭审供词（1946年8月12日）》；藏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档案影印本）；国家档案馆（北京）亦有缩微件

全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供词全宗，全宗号：759；案卷：土肥原贤二个人供词卷，案卷号：759/3/47；页码：第 114-115 页（中文译本）

关键原文（节选）：

“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室，我直接指挥的潜伏员有霍实，负责提供中方最高级密电与军事部署情报，直至 1945 年。”

三、权威出版物（公开可查）

1.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上）》；编纂：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篇目：《军统密电检译所与日谍霍实》（作者：陈恭澍）；页码：第 458-462 页

核心：详述1936年戴笠查实霍实通敌全过程，与档案完全吻合。

2. 《土肥原秘录》（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编纂：[日]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出版：中华书局，1980年；页码：第 9-100 页

核心：土肥原在华特务布局，明确将霍实列为 “国民政府核心机要区专属情报员”。

四、中共中央档案馆档案

《中共南方局情报工作记录（1939—1945）》；藏所：中央档案馆

全宗：中共中央南方局全宗，全宗号：A44；案卷：情报关系・密电系统，案卷号：A44/5/29；页码：第73-75 页。

关键：明确记载 “霍实为日方利用分子，非我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