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骂美国是“大撒旦”，霍梅尼影响伊朗近50年，自己却和美国合作

大家好，这里是《美国那些事儿》系列，今天继续聊聊美国的事儿。大骂美国是"大撒旦"，霍梅尼的理念影响了伊朗近50年，自己却和美国合作，这合理吗？

众所周知，波斯是个古老的国度，但现代伊朗却相当年轻。1925年，一名叫做礼萨汗的军官推翻了波斯的卡扎尔王朝，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在礼萨汗的领导下，波斯进行了一连串的西方化改革，包括修建纵贯南北的铁路、成立德黑兰大学等；同时革除旧有风俗，禁止妇女佩戴头巾和面纱，并于1935年正式将国号改为伊朗。礼萨汗建立的这个王朝，就是巴列维王朝。

可惜的是，在二战期间，这位军人出身的国王暗中支持轴心国阵营，随即在1941年引来英国和苏联的联手入侵，被迫将王位让给他的长子，年仅22岁的巴列维。这个年轻人便是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位国王，也是伊朗的最后一位君主。

在巴列维执政的初期，权力落入到手下摩萨台的掌控之中，这时候的伊朗似乎更像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作为一名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的高级知识分子，摩萨台进一步实施社会改革，包括推行失业补偿金、完善员工福利以及解放佃农。

而他最激进的一项政策则是石油产业的国有化。彼时伊朗的石油一直由英伊石油公司所掌控，而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存在关系到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若这家公司被伊朗国有化，就意味着英国将丧失它在二战后保留下来的最有价值的海外资产。

可是在当时的伊朗人看来，英国和伊朗之间的利益分配实在过于不公。例如该公司在1947年的税后盈利多达4000万英镑，但伊朗仅能从中分得700万，石油并没有给伊朗人带来应有的财富，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愈演愈烈。

起初英国试图运用经济手段逼迫摩萨台停止国有化，甚至还打算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占领当时伊朗境内最大的阿巴丹炼油厂，但这些都没能让伊朗人屈服。既然是块硬骨头，英国便去找美国这位老大哥了。

1953年，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向刚上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告了一状，内容大致是说，浓眉大眼的伊朗有倒向苏联的风险。的确，国有化加上社会改革，再加上毕业于法国的领导人，这听起来就很像共产化的苗头。

于是两位资产阶级的强人领袖当机立断，要给伊朗来一个预防性的肿瘤切除手术。同年8月，在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的联合策划下，伊朗军队通过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府，并还政于巴列维国王，外国石油公司得以重新进入伊朗。

对于巴列维国王来说，一个在20世纪由军官建立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本就天然带有得位不正的合法性缺陷。他没有沙特王室那样显赫的身世，也没有约旦王室的圣裔血脉，凭借的只是外部势力的扶持。

从他掌权那一刻起，他身上浓烈的美狗属性就洗不干净了，而这也就必然导致后世伊朗人的抗争都会将反美情绪与推翻国王相绑定。在很多自由派人士的眼中，虽然巴列维独裁，但他治下的伊朗社会自由、经济繁荣，简直就是伊斯兰世界中的一片乐土净土。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在全面掌权之后，巴列维延续了部分摩萨台的政策，甚至还在此基础上加以深化。60年代他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白色革命，政府从地主手中收购土地，再以市价的30%打折出售给佃农。

此举瞬间解放了900万劳动力，约占当时伊朗总人口的40%。随后还成立了识字军团、健康军团、复兴与建设军团，以国家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大搞经济与文化建设。

而作为资助的能源产业也取得了巨大发展，自1973年起，伊朗每年的石油收入超过200亿美元，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不难看出，巴列维国王通过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非暴力地重塑了伊朗社会，将其打造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

甚至为了显得更现代一些，在某些政治权利上国王也相当慷慨。早在1963年，伊朗女性就可以参与投票了。可是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巴列维王朝是个君主独裁制的国家，那么票投给谁呢？

1957年，巴列维仿效美国的两党制，授权成立了两个政党，分别是代表保守派的民族党以及代表自由派的民众党。但实际上，两个政党都忠于国王，被嘲讽为点头派和哈腰派，其作用类似于装点门面。

后来巴列维还是觉得不过瘾，于1975年成立了复兴党，一个代表着伊朗社会各阶层和所有思想的党，而其最重要的思想就是遵从国王为精神领袖。从此以后，其他党派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所以和很多有选举的国家一样，那时的伊朗人确实可以投票，但并不能决定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为了打压异己、掌控社会，巴列维设立了秘密警察萨瓦克。巅峰时期伊朗全国上下共有6万名萨瓦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以严刑拷打镇压反对派。

国际特赦组织在1975年表示，世界上没有人权记录比伊朗更差的国家了。进入70年代后半叶，白色革命在经济层面的一些副作用开始集中显现。

例如佃农虽然获得了土地，但仍有很多地区属于高原及戈壁，其后续需要坎儿井这样的水利设施才能保障耕种。而这些设施原本通常由地主阶级进行维护，国家强制推行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打碎了这种社会协作，再也没有人牵头维护这些设施。

拿到土地的农民往往陷入到有地无法种的窘境当中，只能将土地贱卖，涌入城市沦为流民。此外，伊朗的石油出口虽然蓬勃发展，但国家收入与王室收入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

至1976年，王室家族基金控制了约30亿美元的资本以及超过200家企业，一个依附于巴列维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不停地吮吸着伊朗的骨髓。在这样的环境里，社会矛盾的激化可想而知。

1971年10月，自称万王之王的巴列维决定在波斯波利斯举办有史以来最奢华的派对，庆祝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在茫茫的沙漠中，来自法国的设计师用37公里长的针丝编织起了一座巨大的帐篷城，每顶帐篷内都有奢华的卧室和大理石的洗手间。

巴列维本意是以波斯化冲淡伊斯兰化，以民族主义削弱宗教影响，但用钱砸出来的波斯荣耀来得快，去得也快。

在这场盛典之后，许多本已沉寂多年的社会和政治运动重新活跃了起来，比如呼吁回归1906年宪法的民族阵线、走议会斗争路线的伊朗自由运动，以及坚持共产主义暴力夺权的人民圣战者组织。

面对反对派的兴风作浪，国王的萨瓦克毫不手软，一时间拘捕、拷打、暗杀等暴力事件遍布伊朗全国。

1977年11月，安全部门警方前去阿里亚梅尔大学举办的诗书会闹场，一万名学生冲上街头高呼反政府口号，并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最终导致一名学生死亡，数十人受伤，约一百人被捕，并由此引发了伊朗全国范围内的罢课。

从这次事件开始，伊朗境内几乎每个月都有规模不等的示威游行，直到隔年一起看似意外的事件彻底点燃了民众的怒火。8月19日的下午，位于阿巴丹的雷克斯影院遭到人为纵火，共造成477人死亡。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萨瓦克所为，考虑到当时影院内正在上演批判巴列维王朝的电影，也就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所以即便凶手很快被捕，但公众并不信服，令伊朗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示威。

而1977年，其长子霍梅尼的离奇去世被人们认为是萨瓦克所为，这一事件更是将霍梅尼塑造成了一名受难者、一位无所畏惧的先知。而根据什叶派第七任卡西姆在公元799年的临终预言，一位来自库姆的男子将带领人民走上合适的道路。

随着革命的火焰愈演愈烈，当时的人们确信这位预言中的光之子就是霍梅尼，甚至搞到最后有大量民众声称亲眼看到霍梅尼的剪影出现在满月之上。

到了1979年的1月，伊朗国内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不受掌控，军事基地受到更频繁的破坏，擅离职守的军人越来越多，国王的暴力机器濒临瓦解，而美国的支持也开始动摇。在内外交迫之下，巴列维国王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他把权力移交给民族阵线主导的摄政委员会，自己则搭上飞机灰溜溜地弃国而走。民族阵线掌权之后，承诺举行自由选举、解散萨瓦克、取消戒严令，并邀请霍梅尼回国。但是老谋深算的霍梅尼并未立刻答应，他的表演才刚刚开始。

与传统的革命家不同，霍梅尼没有远程微操革命的兴趣，那些游行抗议、罢工罢课，均由伊朗境内各式各样的反对派组织。他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仲裁者，以长者的口吻调停各派别之间的争斗，并给予人们坚持抗争的精神慰藉。

不得不说这招真的是高明。伊朗人在抗争过程中往往具有法式的浪漫主义情怀，但在对待结果上却总是期待救世主的降临，将万民解救于火海。而这种心态恰恰与法基赫的监护不谋而合。

法基赫指的是什叶派的宗教法学家，被认为是真主派往人间的监护者，这套理论的目的是打造一个乌托邦化的伊斯兰国家。在前一个阶段，世俗反对派证明了国王的无能，而现在是时候证明反对派的无能了。

由于理念和派系过于复杂，摄政委员会根本无法稳定伊朗国内的局势，军队不服调动，罢工依旧持续，社会动荡不堪。1979年2月，霍梅尼终于搭乘包机回国，条件是解散摄政委员会，取而代之的是一颗双重政府。

一方面，他本人并没有急着荣登大宝，他依旧做着他的伊玛目，并再三声称他对世俗权力不感兴趣，同时让亲西方的知识分子重组政府；但又设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限制政府的权力。在这种攫取与释出权力相互撕扯的情况下，所谓的过渡政府干得稀烂。

距离革命已经历时两年之久，但国王的出走并未带来和平与稳定，动荡的局势仿佛是在提醒人们，革命的果实随时都可能被窃取，革命者迫切需要一个关于国家未来的答案。在这种背景之下，制宪公投势在必行。

霍梅尼适时地向公众抛出了一个议题：你是要旧的共和国，还是要一个崭新的伊斯兰共和国？根据后者的新宪法，霍梅尼会成为最高领袖，并增设由12名教士组成的宪法监督委员会，以约束世俗政府的权力，保证人人都受到真主的恩泽。

而此时的霍梅尼依然是各派别和各阶层的最大公约数，他的倾向性足以左右公投的结果。最终在1979年的3月，超过2000万的伊朗合法选民参与了公投，伊斯兰共和国以压倒性的98.2%的赞成票，成为伊朗的新国号。

其实自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以来，伊朗的发展只有一个主轴，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搏斗。而这场对决的结果是，国王输了，民众也输了。

毕竟世俗权力需要用丰厚的物质来证明，但宗教权力则不需要，它依靠的是精神层面的感召，这在一个前现代化的伊斯兰国家是相对容易做到的。

在这样的国度，人们往往不相信自己的权力能被像自己一样自私自利的凡人所守护，反而是寄希望于超凡脱俗的天选之子。而事实证明，不管权力来自何方，只要它脱离了约束，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受约束。

后来霍梅尼的神权政府果然又通过接踵而至的德黑兰人质事件和两伊战争完全巩固了权力，并把伊朗人彻底地拖入了深渊。但那就是另一段故事了。

登上最高领袖之位的霍梅尼，将美国视为花言巧语、把灾难带向全世界的"大撒旦"，将苏联和以色列称作"小撒旦"，其理想是建立以伊朗为核心的穆斯林大团结体系，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

然而现实是穆斯林世界远未团结，超级大国也无法一举击败，于是即便强硬如霍梅尼，也曾放下身段与美国进行沟通，并积极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他在遗嘱中告诫后人：在保障自由和独立这一生死攸关的事情上，必须依靠自己，绝不能被外部势力操控。

这份看似矛盾的言行，正是"绝不被利用"这一原则下的务实选择。如今霍梅尼已去世三十余年，但他所奠定的外交思想依然是伊朗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并深深根植于伊朗人的民族情感中。

伊朗与美国、以色列在根本利益上的不可调和，注定对抗思维不会轻易消散；而谈判之门虽未关闭，也绝不会建立在武力压迫之下。

这个国家想要摆脱制裁、完全融入国际社会，仍有一条蜿蜒而漫长的道路要走。人们期待有人能探索出一条阳关大道来，毕竟谁也不希望再有战争爆发了。

这是本期《美国那些事儿》，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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