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许可自己要更顽强！

“你是个小东西，你必须学会战斗。”这句话里的“小东西”，既是亲昵，也是警告。这个世界会因为你弱小就欺负你，所以你必须比它更顽强。 许可25岁，母胎单身，是一名中学教师，忽然得了子宫息肉，需要做一个小手术。这个手术在医学上几乎没有风险，但它会破坏一样东西：她的阴道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处女膜”。 于是，一场本应简单的医疗程序，变成了一场关于身体、贞洁、控制与自由的战争。 为了拿到母亲的手术签字，许可绞尽脑汁，甚至想逃去私立医院偷偷做掉。而母亲胡春蓉，刚刚从家里“逃离”出来，没边界感，找工作四处碰壁，差点被人猥亵。她不知道女儿的身体正在经历什么，但她知道一件事：女儿的身体，不能随便让别人动。 这是电影《我，许可》的故事起点，用最轻盈的方式，触碰了最沉重的话题：一个女人的身体，到底谁说了算？ 同样的问题，在加拿大作家米莉亚姆·泰维兹的小说《战斗之夜》里，被推向了更深处。三代女性：外婆、妈妈和外孙女斯维芙，挤在多伦多一辆电车上。外婆年老体衰，妈妈怀有身孕、丈夫失踪、情绪濒临崩溃，斯维芙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 没有人给孕妇和老人让座，妈妈大声质问，被骂“疯婆子”。外婆却笑眯眯地对骂人者说：“对呀，我们就是呢！我是不是很幸运？” 两部作品，一部来自中国，一部来自加拿大；一部是都市轻喜剧，一部是文学小说。但它们共享同一个内核——女性之间的代际关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传承，而是一场双向的、有时甚至惨烈的战斗。而这场战斗的目的，不是胜负，而是让彼此内心的那团火，永不熄灭。 “你是个小东西，你必须学会战斗” 《战斗之夜》的主角，表面上是十岁的斯维芙，但真正撑起整本书的，是她的外婆。如果只能用一个词形容这位老太太，那就是：凶猛。 外婆不吃绿色的东西。“我在这世上还能活几分钟？才不要吃兔子吃的东西！”她不喝红色的汤。“我不要喝红色的汤。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喝红色的汤。”她会在养老院为朋友跳舞，摔断了胳膊，磕掉了门牙，依然觉得“多好玩呀”。 每次新认识朋友，外婆都自豪地讲述她曾为墨西哥城的人跳过脱衣舞；冷战时，她还在柏林墙西侧脱光衣服，对墙东侧一名瘦弱的士兵行屈膝礼。妈妈说“那是发疯”，外婆说：“嗯，我当时还年轻。” 外婆觉得谈论身体（尤其是裸体）很好玩。任何事都能让外婆哈哈大笑，笑得瘫倒，笑得喘不过气，笑得浑身发颤。在短短几百页的书里，她笑了八十多次。她的人生信条是：“人生就是失败的行动！我们都会疯掉，都是要死的，那之前就好好玩儿。” 但外婆的笑，不是因为她没有经历过苦难，恰恰相反，她是在最深的苦难里学会了笑。她成长于一个严苛的宗教社区，是家里第十五个孩子。父亲去世后，哥哥们夺走了所有家产，打发她嫁人，后来又送她去美国当女仆，这样路途遥远，她就不会再找回来。外婆对斯维芙说：“这就是父权制，可以做个笔记。” 生活没有放过她，她深爱的丈夫和姐姐相继自杀。笼罩家族的抑郁阴影，像一条河流，从上一代流向下一代。但外婆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回应方式：战斗。不是用抑郁对抗抑郁，而是用大笑、用荒诞、用绝不合作的态度，把生活泼向她的脏水，统统变成香槟。 外婆一生都在与试图夺走她的快乐、独立、灵魂及一切美好事物的人战斗。如今生命步入尾声，她不仅要与时间的流逝、自身的病痛搏斗，还要为守护深陷困境的家人而战：女儿怀有身孕，丈夫却不知所踪，苦涩的过往压迫着她，工作让她烦心，情绪濒临崩溃。外孙女斯维芙早熟，因屡次打架而被学校开除。面对生活中的巨变，外婆言传身教，告诉斯维芙：“你是个小东西，你必须学会战斗。” 这句话里的“小东西”，既是亲昵，也是警告。这个世界会因为你弱小就欺负你，所以你必须比它更顽强。 斯维芙确实在战斗，她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了。老师说她语气不够友善，同学说她没有爸爸，说斯维芙的爸爸“在某处被人严刑拷打”。为了对抗这些言语霸凌，斯维芙选择用拳头说话。她放学回家总是衣冠不整，脸上有干了的血迹，脖子上有擦伤，外套还没了一只袖子。 学校里的孩子玩一种叫“占地为王”的游戏，斯维芙是高手。“我非要占地为王。我见谁打谁，即便是六年级的男生也不例外，我咬人抓人也要占地为王。每次游戏结束后我都在流血，衣服也被抓破了，但我赢了。” 但在外婆眼里，那不是暴力，那是生命力，斯维芙需要的不是被规训，而是被引导——如何把那团火用在正确的地方，如何战斗而不被战斗吞噬。“我不知道外婆有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没有向妈妈交代。很可能没有。我被踢出学校，一开始就是拜外婆所赐，因为她对我说，如果不想让别人招惹你、欺负你，有时就该朝他们脸上使劲来上一拳，但只限于数十次言语沟通无效后，对方的年龄也限于十岁或十一岁之下……你必须保护自己。” 小说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动人，斯维芙陪外婆去药店，药剂师问外婆是不是终于要用“泡泡装”了，那种老年人用的、可以把药按日期分装的盒子。斯维芙立刻喊起来：“没门！泡泡装，想都别想！那是要她的命！”为什么用泡泡装就是要外婆的命？因为那意味着投降，意味着接受自己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老人”，意味着放弃自己还能战斗的幻觉。 斯维芙知道，外婆活着的意义就在于战斗。如果连药都不需要自己记得吃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外婆也在用她的方式告诉斯维芙：战斗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不输。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被世界改变。 好的家庭，不是没有伤口 《战斗之夜》塑造了三个截然不同、却彼此支撑的女性形象，她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却都生命力十足。 妈妈是这个故事里最复杂的形象，如果说外婆总是在笑，那妈妈就总是在生气。她出场时几乎永远怒发冲冠，用斯维芙的话说，“几乎没什么是她不讨厌的”。她讨厌很多词汇，讨厌缩写，讨厌别人不给孕妇让座，讨厌这个世界的所有不公。斯维芙和外婆把妈妈发脾气称作“焦土政策”——狂轰乱炸，寸土不留。一旦启动，生还的唯一希望就是躲到其他房间，等着战火熄灭。 但外婆理解妈妈，外婆说：“妈妈肩负着全家人的情绪，对事物的感觉有正常人的十倍那么强烈，所以其他人才能正常行事。”妈妈是那个发疯的人，也是那个让其他人可以不发疯的人。她用自己的愤怒挡住了外面的敌意，让外婆可以继续笑，让斯维芙可以继续打架。 妈妈的形象是逐渐丰满起来的，她的毒舌、她的脏话、她的“不体面”，慢慢变得迷人。因为她不是为自己而战，她是在为所有被忽视、被欺负、被当作不存在的人而战。她怀着孕，丈夫不知所踪，工作让她烦心，情绪濒临崩溃，但她没有倒下。她把所有的悲伤、沮丧、无力都转化成了愤怒，因为愤怒比悲伤更有力量。 斯维芙是最年轻的一代，还没有学会外婆的幽默，也没有学会妈妈的愤怒，她只会一种方式：直接出手。她打架、她喊叫、她保护家人。当外婆在街上乱穿马路、差点被车撞时，斯维芙一把拽住她；当妈妈在电车上被人骂时，斯维芙恨不得把头切下来，但她没有逃走。她是那个实际的照顾者：帮外婆洗澡、买药、记住所有该记住的事。她十岁，却已经像一个成年人一样活着。 这三代女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战斗体系：外婆是精神图腾，提供意义和笑声；妈妈是前线战士，承受最多的炮火；斯维芙是未来的希望，正在学习如何战斗，也正在学习如何不变成她们。 好的家庭，不是没有伤口，而是每个人的伤口都被另一个人看见、接住、包扎。斯维芙家人之间恶爱，没有甜言蜜语，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彼此守护。 斯维芙说：“我的家人就不应该走到外面的世界里。”这是一句气话，也是一句情话。她知道自己的家人“不正常”——太大声、太情绪化、太不守规矩。但她也知道，正是这种“不正常”，让她们活了下来。 当男人缺席，女人如何成为彼此的救赎？ 《战斗之夜》有一个沉默的主角：爸爸。 整本书是斯维芙写给爸爸的信，但她永远不会寄出。爸爸没有做错什么大事，用外婆的话说，“他自己也身处迷雾中”。他只是消失了。在外婆的丈夫自杀之后，在这个家庭最需要男人的时候，男人选择了离开。 《战斗之夜》不是一本控诉男人的书，相反，它充满了对缺席父亲温柔的理解。外婆说，每个人心中都有火焰，而爸爸“在内心的火焰上浇了那么多酒精，肯定永远都不会熄灭”。这句话里没有恨，只有一种疲惫的、宽容的洞察：有些人不是不想爱，而是他们自己的火快灭了，没有余力去温暖别人。 男人的缺席，让女人之间的关系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她们不得不成为彼此的墙、彼此的刀、彼此的火。外婆、妈妈、斯维芙——三个人，三代人，一个屋檐下。没有男人来拯救她们，她们也不需要被拯救。 外婆对斯维芙说：“我们都会疯掉，都是要死的，那之前就好好玩儿。”这句话，是整本书的哲学核心。她们知道生活是荒谬的、痛苦的、充满失败的。但她们选择用幽默、用荒诞、用绝不妥协的态度，把这场必输的战斗打得轰轰烈烈。 这和《我，许可》中的母女形成了微妙的呼应。许可也在教母亲战斗，不是用拳头，而是用蹦迪、用小玩具、用一切“不体面”的方式。她告诉母亲：你的身体属于你自己，你有权利快乐，你有权利重新开始。 这不是女儿对母亲的背叛，而是女儿对母亲最深的爱：我看见了你盔甲下面的伤口，现在让我帮你卸下它。 但《战斗之夜》走得更远，它没有停留在“和解”的温情叙事里。外婆最后会死，妈妈可能永远无法摆脱抑郁，斯维芙可能会继续打架、继续被开除。她们不会因为彼此相爱就变得完美。但她们会继续战斗。因为除了战斗，她们别无选择。小说的结尾，外婆说了一句让人泪目的话：“我们战斗了，不是吗？我们一直在战斗。” 是的，她们战斗了，不是因为他们想战斗，而是因为这个世界不战斗就活不下去。她们战斗的方式各不相同：外婆用笑，妈妈用怒，斯维芙用拳头。 她们战斗的是同一个敌人——那个试图让她们闭嘴、让她们服从、让她们消失的世界。她们不是超级英雄，她们只是三个不想输给生活的普通女人。而有时候，不想输，就已经是赢了。 撰文：Lamb 专题总监：傅青 插画：菠萝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