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被送进“戒网瘾”机构的成年人

采访、撰文 | 舒熙

十点人物志原创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和平时一样在家待着，突然几个陌生人闯进来，强行将你带走，塞进一辆车。几个小时后，你发现自己被带到了千里之外一座陌生城市的封闭大院里。

这不是黑帮片里的剧情，而是发生在一些人身上的真实经历。“策划”这场绑架案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父母。

从“21岁女大学生因恋爱被家人骗进戒网瘾学校”，到“26岁游戏代练被母亲骗进矫正机构关了82天”，近期接连有成年人被送入封闭机构的事件被曝光。

都2026年了，怎么还有戒网瘾学校？

在公众印象中，戒网瘾学校仿佛是十多年前的名词。但实际上，它不仅没有消失，还扩大了营业范围：从一开始的网瘾、厌学，到如今的“躺平”、抑郁等心理疾病、拒绝恋爱结婚……任何父母眼中“不正常”的行为，都可以被“矫正”。

我们找到了几位有这种经历的成年人，试图从他们的故事中寻找冰山之下的暗涌：他们在封闭机构经历了什么？为何他们的父母会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改造孩子？这背后到底是爱的变形，还是一种共生绞杀？

父母定制的“绑架案”

小乙是在去年十月初被父母送进戒网瘾学校的。

那天下午两点多，她刚准备出门倒垃圾，就有穿着迷彩服的两男一女闯了进来。

他们自称是警察，要将她带走，还说“反思一下你干了什么”。她让对方出示搜查证，对方不仅没有理会，还直接上手将她拉出了家门。

身高一米六的小乙不是三人的对手。她的反抗没能改变被带走的结局，反而在左腿膝盖上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疤痕。

之后，她被塞进一辆黑色汽车的后座。她坐在中间，两个人坐在她的两边固定住她的左右手，“就像押送犯人一样”。那时她还真有点心虚，因为她最近的确犯了点事——在网上被人骂了之后，她开了个小号骂回去。

虽然身体无法动弹，但一路上小乙一直闹着要下车。

那三人分工明确。坐在司机位置的人专心开车，全程一句话不说；有一人唱红脸，当她挣扎时，狠狠掐她的胳膊，反复威胁“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事”；另外一人唱白脸，大打感情牌，劝她“不要惹家长不开心”，在看到她手臂上留下的自残伤疤时，还以“关心”的口吻说：“你这样爸爸妈妈会心疼。”

在小乙咳嗽时，他们给她递来一瓶NFC橙汁和一包牛肉饼干。她心中生出一丝微妙的不安，饼干和果汁的牌子和之前家里买的款式是一样的。

那时，小乙隐约猜到这三人或许和自己的父母有关。

《下一个素熙》剧照

车子越开越远，一路从江西南昌开到了湖北黄冈。下午六点多，他们停在一座两三层高的废弃教学楼前。直到这时，小乙才意识到自己被带到了戒网瘾机构。她之前在网上刷到过这类机构的短视频，但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被送到这里。

机构教官告诉小乙，她的父母已经交了一万多元，让她在这里待半年时间。父母希望她能在这里治好抑郁症。

当下，她并没有恐惧或愤怒，她的情绪好像已经被“咔嚓”掉了，像平静的水面一样，脑子里所想的只剩下一件事，“该如何尽快出去”。

“伪装成乖孩子”，这是她最开始的策略。

为了让教官放松警惕，她捂着脸开始哭，说：“对不起，爸爸妈妈，我错了，我不该这样。”吃晚饭时，教官给她夹辣椒龙虾，尽管身体不舒服，一直在咳嗽，她仍然乖乖地吃下去。

小乙被安排在一间塞了十三张上下铺的房间，角落里的厕所经常漏水，窗户焊着铁栅栏，晚上有人守夜。想逃跑，一个人根本做不到。房间里除了她，都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她想着或许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她们套近乎。

最开始，她伪装成热心开朗、热爱英语的知心大姐姐，表示自己可以教她们英语。但很快她便放弃了。这里的女孩都很封闭，加上教官禁止学员私下聊天，所以彼此之间也不怎么说话。

在机构里，无论刮风下雨，每天都要雷打不动地跑十圈，还要背诵那些所谓的“孝道书”。渐渐地，每天繁重的体能训练和孝道课程让她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再装下去。

小乙决定改变策略。她计划搞一场破坏，让教官觉得这个人太难搞，把她送走。显然一般的小破坏不行，要弄坏那些贵重的东西，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她预料到了自己一定会被惩罚，但为了出去，她只能冒险一试。

她将目标对准禁闭室，砸了立柜空调、电脑主机等各种贵重物品。之后，还将这个消息传递给所有人。吃饭时，她看人齐了，便大喊：“对不起，教官，我把禁闭室搞坏了。”

结果和预想的一样，她被教官两次跪压，摁在地上喘不过气来。为了保护自己，她把拳头垫在胸口下，这是她过去看到过的应对踩踏事故的安全常识。接下来，她又开始“演戏”，用哭腔喊“对不起，我错了”。她觉得一个慌乱崩溃的人比冷静的人更能降低对方的戒备心。

第二天早上，她被带到了教官办公室。等待的过程中，有一只麻雀落在了门槛上，她透过玻璃紧紧盯着这只麻雀，暗暗祈祷它能带自己离开。

或许麻雀真的听懂了她的话，又或许是她的行为过于激烈，当天上午，戒网瘾学校给她办好了离校手续。

回家的路上也有同样三人护送，相比于来时路，小乙发现这些人要放松得多。男教官和校长一直在聊天，女老师则对着窗外的夕阳拍起了照片，好像这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外出。

只有小乙知道这段经历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她觉得能成功逃出来真是个奇迹，这当中的每一步都很惊险，还好现在算是勉强安全了。

和很多被送进封闭机构的成年人相比，小艺已经算是幸运的，她在里面只待了四天。相比之下，陈星的经历更为曲折。

今年五月，他同样也是被三个陌生人破门带走。当时正值五一假期，父母外出务工，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他本来想报警，但还没反映过来手机已经被抢走。三人以威胁的口吻对他说：“你父母已经和我们签了合同，这是合法的。”

他被送往的地方是离老家一千三百公里外的重庆。

陈星近照。受访者供图

陈星发现，这里关着的都是成年人，自己三十岁的年纪在这里不算大。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成人部，接收18到35岁的学员，其中99%的人都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父母送进来的。

机构收费不便宜，陈星的父母交了三个月的钱，将近四万元。

里面的生活很无聊，完全按军事化流程运转：凌晨起床跑步，白天军训站军姿，太阳大时改在教室“上课”，晚上加练俯卧撑、深蹲和长跑。

所谓“上课”，是由一名50多岁的女教师讲“孝道”，也就是发薄册《孝经》或《道德经》让他们通读一遍。因为这里是“一人犯错，全员受罚”——一起做百个俯卧撑、绕操场跑二十圈、平板支撑至力竭。虽然陈星没被教官打过，但却经常因此受罚。

期间，陈星一直处于恐慌状态，他感觉自己快到忍耐的极限了，但能做的也就只有等待时机。离开这里的路径只有两种：一是父母主动接回，二是缴费期满（三个月）自动释放。

陈星在封闭机构给母亲写的求救信。受访者供图

五月底，陈星靠隐忍顺从争取到一次通话权，电话中，他明确告诉母亲：“自己最多只能在这里待两个月，如果6月底前不接他出去，就断绝亲子关系。”

这不是气话，而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母亲最终在6月底将他接走。

脱轨的年轻人，焦虑的父母

封闭机构的暴利和罪恶已无需多言，直到今天，当“杨永信”这三个字被提起时，依旧会让人毛骨悚然。任何叛逆的孩子，从他的电击室中走出后，都会变得百依百顺。虽然在2016年，杨永信的网戒中心已关停，但类似的机构从未消失。

据蓝字计划在2025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戒网瘾机构在总数不低于600家，招生规模也极为庞大，动辄上千人。

然而比它们更可怕的是背后失控和扭曲的亲子关系。在父母眼中，似乎有一套“理想孩子”的模板，而一旦子女的行为脱离了这个轨道，则需要被“矫正”。

当陈星得知母亲将他送到封闭机构是为了根治抑郁症时，他觉得很荒谬：“她居然仅仅看了几个封闭机构的宣传视频，就相信它们能治病？”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的抑郁症一直是父母的“心腹大患”。或者更准确地说，父母担心的是他的抑郁症所导致的失业。

陈星是在2021年确诊抑郁症的，2023年才告诉父母。

一开始，父母还比较重视，把他送到市里的医院住了半个月。然而，他们其实并不懂抑郁症的成因，也不了解抑郁症的状态是什么。既然出院了，父母就认为他差不多好了，催他赶紧去找工作。

父母常认为孩子的状态不佳是因为脆弱。《小欢喜》剧照

但那时，陈星的状态依旧很差，面试时严重缺乏自信、思维迟滞、情绪麻木，甚至出现了躯体化反应，根本无法投入工作。然而，父母并未察觉到他的痛苦，也不太想去走进他的内心。反而觉得他“很矫情”，是在装病逃避工作。

在父母看来，是抑郁症让孩子脱离了正轨。

自从患病，陈星就辞职了，到现在已经失业三年多。因为失业和抑郁症，陈星和父母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冷战。但他从未想过父母这么不尊重自己，居然计划着把他送进封闭机构接受“治疗”。

从机构出来后，陈星重新思考了与父母的关系，才发现原来裂痕早就有了。

父母的打压和控制几乎贯穿于他的成长过程。某种程度上，他甚至觉得自己的抑郁症和家庭环境有很大关联。

陈星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陪伴很少。在陈星的印象中，他们没有真正沟通过。父亲更是从小到大都没有给过他好脸色，且习惯性贬低他。在他成年后，这种教育模式依旧延续着。

有一次，他和父亲一起开车出门，他刚学车没多久，驾驶技术还不熟练，一旦出错，父亲就对他破口大骂。而当时，陈星的订婚对象就坐在后排，脸色很不好看。面对父亲的怒骂，陈星没有反驳，只是默默承受。

此次从封闭机构出来，他也曾质问父母，说他们这种行为已涉嫌违法。但父母不以为然。

“在父母眼里，无论你多大都是小孩。”

这种温情脉脉的表述曾被不少人视为幸福。但温情的另一面是亲子关系中的权力结构。学者梁鸿提到：“我们的文化背景里，确实有孩子附属于父母的观念，当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时，父母是很害怕的，不知道怎么应对。”

而在法律上，年满十八岁就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家长不再是监护人，人身自由不受任何人剥夺。如果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相关行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还可能涉嫌非法拘禁罪。

这意味着，在未获得子女授权的情况下，父母和封闭机构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

然而在现实层面，法律执行却略显模糊。陈星报警后，警察出具了《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并告诉他，去年就也有类似经历的人报案，那时公安机关就已经定性为民事纠纷了。

陈星收到的告知书。受访者供图

小乙也找了律师申请《人身保护令》，要求父母彻底远离自己。然而法院却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了，改为调解。最后调解也因为父母的拒绝而失败了。

对于这个结果，小乙很失望，但她的律师并不意外。

律师告诉小乙，中国还是人情社会，这类亲子纠纷在法律上取证困难，实践中往往被当作家庭内部矛盾处理。

逃离后，生活是更大的考验

逃离机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是如何在创伤后重建生活。

从被送进封闭机构的那刻起，小乙和陈星的生活就彻底被改变了。哪怕离开了机构，但在经历了如此严酷的“管教”后，他们都产生了“创伤后应激反应”。

陈星刚出来时每晚做噩梦。从重庆坐飞机回家的那天早上，他听到酒店房间外隐约传来“快起床，打电话你又不接”等吵闹声，还以为是封闭机构的人查到他的地址，再次来绑架他，吓得差点报警。

而小艺甚至在卧室的枕头下放了把刀，以防自己再被带走。

更为艰难的是，他们要重新面对父母以及接下来的生活。

在网络上，谈及原生家庭，常会看到诸如“赶紧跑吧，找个远的城市，彻底远离父母”的评论。但现实生活不是爽文，和父母“断联”也并非易事。

六年前，豆豆的妹妹曾因失业和自我封闭被父母送进过精神病院。出来后，妹妹不再提这段经历，和父母还是如往常一样相处，第二年重新找了份工作，好像这段时光从来不存在一样。这或许是人类记忆的自我保护机制——太痛苦的经历，会被大脑自动封存。

但豆豆却察觉到，有一些隐秘的变化在妹妹身上发生了。妹妹的食欲变大了，尤其喜欢吃那些高油、高糖的食物，在一年里胖了30斤。

豆豆无法坦然和妹妹谈论那段经历，但她觉得，妹妹或许是在用食物填补内心的创伤。

《小欢喜》剧照

也有人抱着“出走的决心”，却迫于经济压力没法完全远离。

陈星最终还是选择原谅父母，毕竟父母遵守了诺言，带他离开了机构。但如今，他只能和父母进行较简单的日常对话，彻底切断了与他们沟通的念头。

他坦白此前还对父母有所期待，总觉得自己可以说服他们。可现在他意识到，父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也不再渴求他们的理解。彼此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少通话、少见面。他准备以后只在过年时回家看看父母。

他也跟父母挑明了自己的边界和底线。第一，他的事情父母不能擅自做主；第二，不能随意进出他的房间。听到这些，母亲有些生气，最后只是勉强接受了。

不过对陈星来说，现在最紧迫的事情还是尽快找份工作。

在失业的这几年里，他的存款早都花完了，之后都是依靠父母的资助。

在情感上，无法原谅父母；在经济上，又不得不依靠父母。对于很多经历者来说，这或许是最煎熬的事情。

陈星近照。受访者供图

从封闭机构出来后，小乙和父母大闹了一场，还发生了肢体冲突。那之后，父母就不再管她，称“就当没生过这个孩子”。虽然这些举动给她带来很大伤害，但小乙也承认，父母的焦虑是源于无法养孩子一辈子的现实。

小乙庆幸自己还有一份工作，能够养活自己。

在经历过那件事后，她自己找了一处房子，从父母的家中彻底搬了出来。她依旧和父母生活在一个城市，但彼此不再见面。

小乙也想过彻底远离父母，但她目前的经济能力还不足以支撑她的想法。

她在国企工作，但由于抑郁症的影响，她无法长期工作，拿的只是最低工资标准，除去吃药和心理咨询的费用，每个月的工资已经所剩无几。

机构可以逃离，但创伤不会自动愈合。那些被强行切断的信任，也不会因为走出封闭机构的大门就重新建立。好在，小乙现在已经不再做那些被困住的噩梦了。她计划去学翻译或新的技能，这样至少能多赚一些钱，这对她而言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