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柳条湖一声爆炸，四个多月后，东北三省加一个特区、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三千万同胞，几乎兵不血刃落入日本之手。此非战之罪，因为大多数时候根本谈不上"战"，东北自上而下绝大多数人都在执行不抵抗的命令。自918爆发以后举国上下近百年中国人反复追问：究竟谁该负主要责任？负的又是什么性质的责任？

不抵抗不是"九一八"当天才有的决定

九一八事变是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悍然发动的对中国的入侵，是十四年抗战的开端。但是这场以石原莞尔等高级参谋为主导的、日本高层态度不一甚至外务省坚决反对的偷袭，能够取得四个月占领东北如此之大的战果，离不开对手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东北行政军事当局的配合。

后世对于一种流行的印象是：事变猝然发生，蒋介石当晚在南京电令张学良不许抵抗。

这个历史印象是很不准确的，准确来说，面对日本挑衅之时，对日不抵抗，在"九一八"之前就已经是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一条既定方针。

1930年以来，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同时受到党内反蒋势力与共产党两方面的挑战。正是在这种内外夹击之下，蒋介石把曾国藩当年处理"洋人与太平军"关系的手法再度拾起，确立了"安内攘外"的基本方针，而不抵抗政策不过是这一方针必然的逻辑延续。

在他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反蒋异己势力是心腹大患，日本反倒不是主要敌人，"安内"是"攘外"的前提。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文告中公开宣示："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紧接着，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接连发生。

「铣电」之谜：它是否存在没有那么重要

就在蒋介石大力宣传“攘外必先安内”主张的背景下，便有了九一八事变前那封神秘的“铣电”。

8月16日，蒋介石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按照当时电报韵目代日的习惯，16对应的就是“铣”，因此这一封电文被后世称为“铣电”。

关于铣电是否真实存在后世争论不休。以上所叙述的版本来自于张学良部下、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的回忆。当然他的回忆也并不是孤证，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参谋厅副官处处长、荣臻的下属杨正治等人也有类似的回忆。

但另一方面如此重要的电文没有铣电的原始档案，同时张学良本人也在晚年获得自由后多次、坚决地否认“铣电”的存在。他在接受唐德刚等历史学者访问时说：

“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他在接受NHK采访时也有类似表示：

迄今众多研究者都认为，从国民政府中央有过不抵抗的指示。的确，当时中央有过指示，但其内容并不是不要抵抗。国民政府中央发出的指示是'相应处理'。所谓'相应处理'之意就是根据情况适当处理。换言之，就是中央不负责任之意。因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未抵抗之事的责任推诿给国民政府。因为我本身不想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但实际上无论是否有铣电这份电文，都不影响当时“不抵抗”的政治气氛，这个政策是由蒋介石安排，张学良落实，东北上下一致执行的。张学良对于蒋介石的意见是坚决执行的，两者在面对日本挑衅时候主动退让，希求国际干预的想法高度一致。

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8月16日接蒋铣电后，张学良将电文内容转告东北各军事将领一体遵照执行。

9月6日，张再电东北边防军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要求对日"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9月12日，蒋张在石家庄车站专列密晤。蒋说："……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9月18日，荣臻面对日军挑衅时，吩咐道：“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

为什么会“不抵抗”

蒋、张实际上都不是"不抵抗"的真正发明人。近代以来，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历届政府在处理列强挑衅时几乎都取让步、妥协、忍耐的态度，几十年间近乎惯例。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到了谷底，甚至有废除汉字以效仿西方的舆论出现。蒋介石在济南惨案时甚至训令部属："对于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为救一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

虽然我们经常评价不能因为老蒋的小过而忽视了他的大过，但是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这一点我个人是认可的。蒋介石此时的怯懦不是个人的怯懦，而是一个民族、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面对强邻时近乎条件反射的"以忍求存"。

而同时当时中国军政界有大量的高层人士本身就是日本留学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中国军队培养了一个“士官系”。甲午海战日本得逞，日俄战争日本又胜，"日军不可战胜"在当时几成神话。

张学良在惨败的中东路战争中先"恐苏"，又因关东军曾战胜俄国而由"恐苏"转"恐日"，"开战必败"成了他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集体性的畏战心理，是理解不抵抗政策为何能被上下接受的关键背景。

把"吞并东北的开端"误当成"又一次局部寻衅"

1931年9月18日爆发的柳条湖事件是在日本军部、特别是关东军几位高级参谋怂恿下发动的，日本许多军政要人并不知情，外务省甚至持反对扩大事态的立场。这种"下克上"的混乱局面，客观上使得无论是东北军还是南京政府在搜集日方进攻情报时候极其困难。

因此9月18日夜，东北边防军第七旅竟认为"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蒋介石、张学良也都判断这只是局部军事行动，没有看出这是日本侵占整个东三省的开端——因为事变爆发时日本高层有完全吞并东北的想法和计划，但是并没有在此时直接吞并的具体行动方案。

这直接导致了在事变爆发后头一个月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举措失当。

一方面此时蒋、张都主张对日妥协。9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对日武力可退让，交涉决不放松"；9月23日蒋介石在南京演讲称"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明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9月26日，张学良再向东北军下达不抵抗命令，理由是"将此次事变诉诸于国际公审，以外交求得最后胜利"。

另一方面，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国联之上。蒋、张此时都有一种幻想，希望继续能够"以夷制夷"。

在于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格局下，利用列强之间尤其是日美之间的矛盾、借助国联这一公开合法渠道，作为战时外交策略，方向上不能说错；事实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国联否定了日本"自卫"的说法、否认了伪满洲国的合法性。

但是这种策略有两个严重失误之处：

第一是刻舟求剑。此时远东的局面已经不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一战时候的情况了。1931年英法此时由于一战的削弱，无力关注远东更无力约束日本，而美国此时正是国内孤立主义的高峰期。

第二是外交与军事完全脱节。蒋、张把外交当成了促使日军撤退的主要手段，却没有以军事抵抗作为外交的后盾。缺乏实力支撑的外交，必然是软弱的外交。

因此即使1932年9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写明"日本占领行为是错误的""满洲须交还予中国人"；国联大会以40票对1票（日本1票，暹罗弃权）通过声明，否认满洲国、要求交还满洲。但是日本不仅拒绝执行，反而在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国联对此无可奈何。蒋介石、张学良希冀的国家干预就是一张废纸。

其实蒋、张二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个月就意识到大事不好，但此时为时已晚，大错已然铸成。所以后来马占山抗战的时候，张学良也对他全面声援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国民政府对十九路军也支持；包括后来东北那些早期的抵抗武装，都获得了张学良的很多资助。但这个时候，为时已晚。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危害已经无法挽回。

他为什么不愿意单独开战？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去讲不抵抗政策到底谁该背锅——首先第一点：张学良绝对是首要责任人。因为整个东北他是负责人，在整个华北，他也是负责人。而偏偏他继续维持着过去的军阀思维和军阀作风，造成了九一八事变的节节败退。

他事后也承认：“事前防日人挑衅，故令军队不抵抗，绝未料到如此。”他后来也接受过 NHK 的采访，表示“我没有料到九一八事变这个事儿，这是我的判断失误”。

这背后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东路事件”。1929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了收回沙俄时期修建、本应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主权，于1929年5月27日派人搜查了哈尔滨苏联领事馆，7月10日以武力强行接收中东铁路，逮捕和遣送苏方人员。随后苏联与中国断交并出兵东北，随后东北军在与苏军的冲突中遭受惨重损失，伤亡被俘约9000余人，苏军仅伤亡约800-900人。

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对张学良口头许诺但实际消极，甚至有捧杀之嫌疑。蒋介石当时正忙于巩固南京政权和应对内部派系斗争，需要张学良支持，因此给与了军事、财政援助的口头承诺。但是当东北军节节败退之时，蒋介石并未兑现其支援承诺。南京政府没有派兵北上，也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军火或财政支持，导致张学良独自面对苏军的强大压力。

战败后，张学良深感被“坑”，意识到自己成了南京政府用来消耗实力、试探苏联反应的棋子。因此在1931年蒋介石提出“不抵抗”时，张学良可以说是“就坡下驴”。张学良此时个人以及他身边的大量军官都倾向于“日本不太会全面进攻东三省”，因此遵照中央命令面对日本挑衅不抵抗成了一个最佳的策略。只是当时张学良没想到日本人会真的杀过来。

弃东北、保华北：锦州撤军

在这一大背景下，再加上军阀思维作怪，张学良最后在1931年11月做出了“弃东北、保华北”的决定。其实在这个时候，南京方面已经发现局势大坏，蒋介石也深刻意识到东北局势关乎到他本人是否能继续坐稳为止，随后南京政府面对锦州战事开始三令五申要求积极抵抗：

11月25号 国民党特别外交委员会决定：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保守。

11月29号 宋子文、顾维钧电张：仍请兄当机立断，即以实力防御。

12月2号 中央政治会议也决定：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12月3号 顾维钧再电：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

就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希望不要从锦州撤退。但问题在于，张学良还是把军队撤了出来。因为他这个时候抵抗，在他看来没有意义。于是日军在1932年1月3号，兵不血刃占了锦州。

张学良这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坐上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高位，他核心靠的还是张作霖留下的几十万奉军和东三省地盘。失去东北以后，再丢华北，东北军就会彻底变成没有地盘的「讨饭军」。保华北，成了张学良此时维护自己军阀利益的最主要的基础。

张学良在晚年也承认自己的错误：“因此，我们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未抵抗之事的责任，推诿给国民政府。因为我本身不想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那个「大坑」：麻痹、懈怠与汉奸的借口

但是这并不代表蒋介石能把自己从九一八这个责任中把自己摘出去，因为他的“不抵抗”政策客观上帮助了日本麻痹中国尤其是东北当局从上而下的负责人，还给一大批汉奸提供了借口。

9月18日夜 张学良因军阀混战长期留驻北平，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欣赏梅兰芳的京剧《宇宙锋》。

同期 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回故乡为父大办丧事；

同期 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9月17日刚为父亲庆寿，"九一八"当夜仍在荣府应酬宾客，日军破沈阳包围荣府时，其两个弟弟及来宾数人成了阶下囚。荣臻此时也见过日本人，具体谈话由于没有翻译在场不详。荣臻的意思是不想背上“失土”的罪责，而日本表示失土的责任轮不到你来背。

同期 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正在北平参与军阀混战，省军政大权落到其子万国宾手中；齐齐哈尔沦陷前夕，万国宾不思抗敌，只顾把家属财产转移天津。

同期 兵工厂总办米春霖、航空处代理航空司令张焕相等留驻北平"乐不思蜀"；日军袭击北大营时，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因出席水灾筹赈会，当夜未归。

"东北军政当局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约束下，毫无对日作战的准备，且已作好了不抵抗的打算。"官兵在事变前就拟订了逃退计划，有的部队长官怕士兵抵抗，只发枪支不给子弹。指挥失灵、被各个击破，几乎是必然的。

更严重的，是"不抵抗"为投敌者提供了"合法外衣"：

熙洽（吉林省军参谋长，代行主席职权）：借口蒋介石不抵抗指示，命令长春、吉林守军撤到市郊"听候外交解决"，又以"谈判"为名引狼入室，迎接日军入城，最后以"独立"名义建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孙向远叹道："'不抵抗'成了熙洽卖国求荣的一块盾牌。"

张景惠（东省特区长官）：公然散布"中国绝对无抵抗日本之能力"，在哈尔滨成立伪特区维持会，沦陷后成为公开效命日本的著名汉奸。

张海鹏（洮南镇守使）：9月24日日军进犯吉林西北边境时当即投降。

汤玉麟（热河省主席）：爱财如命、广种鸦片、通敌牟利；1933年热河抗战中，"誓与国土共存亡"的通电言犹在耳，他却"如云如霞，不战而逃"，成为热河失守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些人的存在，说明东北的速亡不只是"上头不抵抗"一个变量。“不抵抗”政策成为这些早已经被日本人收买的汉奸最好的“遮羞布”，仿佛他们投降是遵照蒋委员长的命令一般。这些汉奸固然无耻，但是蒋介石、张学良不抵抗的态度成了下层军官、士兵放弃抵抗最重要的原因。

这是在“不抵抗”政策下自上而下集体不负责任的一个恶果。

侵略的元凶当然是日本。柳条湖事件是关东军高级参谋策动、军部怂恿的产物，日本许多要人并不知情，外务省（币原外相一派）最初甚至反对扩大事态。正是这种"军部暴走、政府失控"的结构，使日方能够以极小代价步步紧逼。

而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东北军大部主力已经调进关内，客观上当时东北的军事实力很难全面抵抗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但是，东北在三四个月不抵抗后丢掉，和坚决抵抗一年、两年以后丢掉，对于日本国内的政治局面、日本军部的话语权和日本中下级参谋们的态度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

换言之，九一八豪赌的胜利激励了日本随后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再一次豪赌，试图一举吞下整个中国。

如果最后总结的话，蒋介石在国家方针制定上有严重问题，他当时要负主要领导责任；而张学良作为地方守土的直接官员，他不在东北，而且他属下两个关键人物也没有在关键岗位上，尤其到后来抵抗的时候，在锦州违命撤退——东北迅速沦陷这个事儿，他要负重要责任。而其他东北主要将领与官员，张作相、荣臻等人不在岗位，熙洽、张景惠等人卖国求荣。身为国家领袖的蒋介石所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得这一切行为顺理成章，懈怠顺理成章、当汉奸也有了借口，当这些都发生时，东北四个月迅速沦陷。

九一八事变背后是蒋、张二人作为不抵抗政策的共识，以及对日军的误判、对国联的幻想，和东北兵力客观空虚、地方实力派懈怠与背叛的共同结果。但这个共同结果里面，不抵抗政策这种意识能够为大家成为共识，是其中最关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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