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 30 多年， 不少人将苏联解体归咎于末代领导人，而久加诺夫的看法，则把隐患追溯到赫鲁晓夫时代的一系列政策上。

很多人不解：赫鲁晓夫 1971 年就离世，为何要为 1991 年的苏联解体买单？

答案很残酷：中苏彻底决裂，给苏联带来沉重的战略负担，成为加剧其困境的重要外部因素。

这场决裂带来的意识形态崩塌、主权对立、千亿军费消耗，长期加重了苏联的国力负担。

赫鲁晓夫，到底埋下了哪些致命隐患？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结束的那个深夜，会场里的灯还没关，赫鲁晓夫突然宣布还有一个紧急会议，把留在莫斯科的代表们重新召集起来。接下来发生的事，很多人完全没有料到。

他站在台上，念了一份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报告，标题叫《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

报告的内容，是对斯大林长达近三十年执政生涯的全面批判——大清洗、政治迫害、卫国战争初期的失误，一条条列出来，措辞之严厉，在苏共历史上从未有过。

这份报告没有经过苏共中央集体讨论，属于赫鲁晓夫一个人的决断。报告本来是"秘密"的，但没过多久就在国际社会广泛流传。

面对这份秘密报告带来的风波，中共给出了清晰的判断。

1956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了同年12月又发了一篇，叫《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两篇文章的核心意思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他的整体功过，不能因为有错误就把一切否掉。

斯大林领导苏联近三十年，接手的是一个用木犁耕地的农业国，临终前留下的是拥有核武器的工业强国，这样的历史事实不会因为一份报告就消失。

久加诺夫后来回顾这段历史认为，这是苏共意识形态崩塌的起点。

一个执政党以这种单方面方式否定本国历史核心领导人，党内思想根基会发生松动，这种思想裂痕会慢慢扩散到政治、外交、经济各个领域。

这份秘密报告，成为中苏两党分歧的第一道裂痕。

赫鲁晓夫的做法，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带来巨大冲击，1956 年东欧多国接连爆发动荡，中方对此高度警惕。

在中方看来，意识形态稳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苏共的做法，早已超出苏联内部事务的范畴。

主权这条线，谁踩了都没好结果

如果说1956年的分歧还停留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1958年发生的两件事就把矛盾推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

第一件事发生在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建议中苏双方在中国华南地区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发射电台。

这个项目的投资大概在1.1亿卢布左右，苏方愿意出7000万，剩下4000万由中方承担，建成之后双方共同使用。

毛主席看到这个方案之后，给出的答复简短而直接：费用全部由中国自己出，所有权归中国。苏方提出的"共同使用"方案，就此被搁置。这件事的核心矛盾，是国土上军事设施的主权归属。

第二件事发生在1958年7月，而且来得比第一件事更猛。

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提出要紧急觐见毛主席，传达赫鲁晓夫的一个新建议——关于建立"中苏共同潜艇舰队"。

毛主席当场就把这个建议反驳回去，他说，中国请苏联提供帮助，帮助建设，帮助技术，但"合作社"这种事根本没在考虑范围之内。

第二天，他再次明确表态，措辞更重，直接点出：苏联帮中国搞了一点原子能方面的东西，就要来控制、要租借权，这条路走不通。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飞到北京，在怀仁堂和毛泽东面对面谈。他的立场是，苏方从来没有提出过"共同指挥中国舰队"这种要求，整件事是一次误解。

但中方对这个解释并不买账。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北京方面一贯的态度。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性质就很清楚了。

赫鲁晓夫的初衷未必是要刻意侵犯中国主权，但从中方角度来看，不管意图是什么，涉及到军事设施的共同使用、海军力量的联合指挥，这些都是碰不得的红线。

久加诺夫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指出，赫鲁晓夫在1958年的做法，把中苏之间的分歧从抽象的理论争论变成了具体的国家利益冲突。

两个国家一旦在主权问题上产生芥蒂，修复的难度就会成倍上升。这道裂缝，比1956年的那道更难弥合。

专家撤走那一天，项目停在了半路上

进入19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从外交层面彻底蔓延到了实际合作层面，摩擦变成了正面冲突。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中苏双方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协定原本约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相关技术资料，苏方这一纸撕毁，把中国的核技术研发工作直接推回原点。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发出照会，宣布在一个多月之内将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召回国内。

这个决定来得非常突然，没有任何预兆性的谈判，就是一纸照会。随后的一个多月里，1390名苏联专家陆续撤离中国，临走时把图纸、技术资料和项目计划全部带走。

那些年中苏合作的项目中，250多个企业和单位的建设就这样陷入停摆或半停摆状态。合同撕了343个，科技合作项目废除了257个，涉及两国政府层面签订的协定多达12项。

对当时正处于工业化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这个打击是实实在在的。

建到一半的工厂，缺少关键技术支撑的项目，都需要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重新摸索。中国后来确实走出了这条路，但代价是用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投入，靠自力更生填补这个技术缺口。

与此同时，两党之间的公开论战也在升温。

1963年到1964年间，中共中央通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九篇回应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系统阐述中方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立场。两党之间的分歧已经不再是内部争论，而是公开摆到了国际社会面前。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被解除全部职务。

北京方面对此有所期待，觉得或许可以借这个时机缓和一下关系。

周恩来亲自带团飞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纪念活动。

结果在11月7日的庆祝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到中方代表团面前，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料到的话，大意是：你们俄国人已经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中国人也应该把毛主席搞掉。周恩来当场提出了严重抗议。

这场本来用来修好关系的访问，就这样在酒会现场结束了。

1969 年 3 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之后，绵延 4200 多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军事对峙的气氛空前紧张。持续的边境重兵部署，成为苏联长期沉重的军费负担。

这场冲突的余波，直接影响了 1970 年代毛泽东在外交战略上的一系列重大调整。

两千亿卢布的代价，是苏联自己算出来的

久加诺夫在谈到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时，经常提到一组数字，而这组数字不是他自己推算的，而是苏联自己人算出来的。

到1980年代初，苏联大约四分之一的地面部队和三分之一的空军，部署在中苏边境沿线及周边地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维持这样规模的边境驻军，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军费、后勤、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维护。

1990年，苏联最后一任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二十八大上作了一个发言，他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数字：苏联在过去20年里，用于应对中苏边境军事对峙的总花费，高达2000亿卢布。

按照当年的汇率折算，这笔钱大约相当于4000亿美元左右。谢瓦尔德纳泽还提到，这笔开销大概占到苏联对抗整个西方世界军事预算的三分之一。

久加诺夫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状态：三线作战。

苏联同时要在东欧保持存在、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跟美国持续进行军备竞赛，三个方向同时烧钱。

苏联的经济体量支撑这三个方向本来就已经吃力，偏偏这个时期苏联经济又处于久加诺夫所说的"隐性滞胀"状态，表面上指标还算正常，但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中苏分裂还带来了另一个影响：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凝聚力大幅下降。

原来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方阵营，因为中苏之间的公开决裂，失去了一个体量最大的成员。这种缺口在力量对比上产生的影响，是长期性的，不是一两个外交动作能补回来的。

苏联自己的官员在公开场合承认这笔巨大的战略成本，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当年那些决策所带来的代价，到了 1990 年代初已经压得让人无法回避。漫长的边境对峙，持续掏空苏联财政。

1991年8月19日，一批高层官员趁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休假，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阻止联盟条约的签署。政变只撑了三天。

这次失败的政变之后，苏共停止活动，各地分裂势力迅速活跃起来。1991年3月，曾经有76%参加全苏公投的人明确表示支持保留苏联。

但到了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森林签署声明，宣布苏联不再存在。从那次公投到别洛韦日声明，不过九个月。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辞职声明，克里姆林宫上空飘了几十年的苏联红旗缓缓降下。

久加诺夫对苏共的历史问题总结为"三个垄断"：对真理的垄断、对权力的垄断、对经济利益的垄断。

但在他的分析框架里，这一切的起点，是1956年那个深夜在莫斯科念出的那份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在1971年去世时，苏联还存在。但他留下的那些后果——中苏决裂、边境对峙、战略资源的持续消耗——已经在地基里扎了根。

久加诺夫也多次提到，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了苏联走过的弯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努力避免重蹈覆辙，这是中国能够走出一条不同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面对内外部的压力，选择不同，结局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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