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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妍妍

编辑|妍妍

1936年8月2日，一列开往珠河的火车上，一个浑身带伤的女人开口说话了。

她没有哭诉，没有喊冤，只是向押解她的日军士兵要了纸和笔，坐在那节车厢里，安静地写完了人生最后一封信。

这个女人就是“革命烈士”赵一曼，那一年，她31岁。在这之前，她在日军的地牢里撑了整整9个多月。

亲手折磨她的日军官员，几十年后做梦还能听见她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能让敌人一辈子都忘不掉？

她是如何落网的

东北的冬天冻得早，1935年11月下旬，珠河县的山沟里已经积了厚厚的雪。

赵一曼带着部队在小西北沟一带活动，她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的政委，30岁，在哈东这片地界跟日军周旋了很长一段时间。

她手底下的队伍不算多，可就是这支队伍，把日军打得焦头烂额，屡屡被偷袭，损失了不少人马。

日军憋着一口气，在那片区域调集了大量兵力，要把这支抗联部队彻底端掉。战斗打得很急，主力必须突围，赵一曼留下来断后。

就在掩护撤退的过程中，子弹打中了她的左臂，紧接着大腿也中弹，两处伤，其中一处骨折。零下几十度的山沟里，伤口得不到任何处理，血冻在衣服上，人还要继续跑。

她没能撤出去，被追上来的日军从雪地里拖走。

随后被押往哈尔滨警务厅。这地方在当时的东北，凡是被送进去的抗日人士，能活着出来的寥寥无几。

负责审讯她的是日军珠河县警务指导官大野泰治，这人在伪满洲国的警察系统里干了多年，见过各种各样的俘虏，审讯手段娴熟。

第一次见到赵一曼的时候，她腿上的伤还没处理，走路靠人搀扶，大野泰治在自己后来的供词里写道，他当时没把这次审讯放在心上，觉得不会花太多时间。

他把这个判断彻底算错了。

日军下了死手

审讯从第一天就没有任何缓和余地。

大野泰治亲自拿起鞭子，专门抽打赵一曼腿上刚结痂的伤口。皮开肉绽，血水往外渗，人坐在那里没有出声。

审讯人员换了方式，改用木棒击打骨折处，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碎裂感直接传遍整条腿，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本能地想开口求饶，哪怕只是让折磨停下来。

赵一曼没有说话。

接下来是老虎凳，专门针对腿部的刑具，把两条腿固定在凳子上，从膝盖后方一层一层楔进木楔，每楔进一截，腿骨受到的撑力就增加一分。

已经骨折的腿在这上面承受的不只是疼痛，是骨头被硬生生错位的感觉。赵一曼数次昏死过去，日军用冷水泼醒她，审讯继续。

辣椒水灌进鼻腔和口腔，高浓度的辣椒素直接灼烧黏膜，引发剧烈的窒息反应，人会不由自主地挣扎，感觉身体里头在烧。

整个审讯持续了数月，伤口反复溃烂，骨折的地方始终没有愈合，有几次她的状态已经到了濒死边缘。

日军拿到的情报是零。

几十年后，大野泰治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留下了一份亲笔供词，详细写下了当年他对赵一曼动用酷刑的全过程。

他在供词里写到，赵一曼发出的嘶吼声，不是普通人在疼痛时会有的声音，他用的说法是"从骨血中迸发出来的"。这句话是他自己写的，不是别人的转述。

一个在伪满警察系统里干了多年的老手，专门为这几个字停下来，说那声音他这辈子都没办法忘，直到老年还会在梦里听到。

一个参与过无数次审讯的人，晚年做着这样的梦，这本身就已经把一切都说清楚了。

距离脱险只差一步

1936年春天，赵一曼的身体垮得快要撑不住了。

日军判断继续关在地下室审讯已经没有意义，照这个速度，人会死在牢里，什么情报都问不出来。于是把她转到哈尔滨的一家医院，先把人养活，再做打算。

医院里，赵一曼接触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负责看守她的士兵，叫董宪勋。这人是日伪系统里的底层兵，没什么政治立场，只是在这里当差混口饭吃。

赵一曼在治疗期间跟他讲了很多话，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把眼前的事情说给他听：日本人在东北做了什么，那些村子里的老百姓怎么活着，孩子们在怎样的环境里长大。

董宪勋开始坐不住了，他心里的某个东西在慢慢松动。

另一个人是医院的护士，叫韩勇义，负责给赵一曼换药。

她每天处理赵一曼身上那些溃烂的伤口，亲眼看着那些还没愈合的地方，很难无动于衷。赵一曼跟她说的话同样朴实，没有口号，没有豪言壮语，就是实实在在的事。

三个人悄悄商量了一个越狱方案，反复推敲细节，把每个环节都想过一遍。

1936年6月28日，机会到了，董宪勋找来一辆车，韩勇义配合时机制造掩护，趁着换班的空档，赵一曼被带出了医院。她的腿还没完全好，走路一瘸一拐，但她坚持要走，一步都不肯停。

他们跑了两天，距离彻底脱险只差一步。

1936年6月30日，追兵追上来了，三个人全部被重新抓获。

董宪勋被带走审讯，受尽折磨，死在了狱中。韩勇义被判了长期徒刑，直到战后才获释，她说她从没后悔过那两天。

赵一曼再次落入日军手中，这一次日军放弃了从她口中套情报的念头，改用了更直接的手段：电刑，把电流接在人体上，调节电压让神经反复痉挛；烙铁，烧红后直接贴上皮肤，皮肉焦糊的气味弥漫在审讯室里。

从1936年7月25日起，日军动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刑罚手段，得到的还是什么都没有。

那封没寄出去的信

1936年8月2日一早，日军宣布对赵一曼执行死刑。

押解队伍从哈尔滨出发，目的地是珠河，那是她最初被捕的地方，日军选在这里处决她，大概有某种告示的用意。

火车启动前，赵一曼开口说，她要写封信，给她的儿子。

押解她的士兵把纸和笔递了过去。

这个动作在军事逻辑里完全没有必要，可是那些士兵照做了。也许只是觉得她就要死了，这点要求拦不住也拦不必要。赵一曼接过纸笔，在行驶的火车上把这封信写完。

信写给她的儿子宁儿。那时候儿子还小，在远离东北的地方长大，母亲一直不在身边。

赵一曼在信里说，她对儿子有很深的亏欠，从小就不能陪着他，错过了他成长的每一步，这份愧疚她心里清楚，一直压着。

她没有在信里写她经历了什么，九个多月里那些昏厥、那些溃烂的伤口、那些被泼冷水又重新开始的审讯，一个字都没提。

她只是告诉儿子，希望他长大之后能记住，他的母亲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希望他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记住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不要忘了那些为了今天付出过代价的人。

就这些，通篇没有一个字诉苦。

火车沿途经过几处村庄，赵一曼从车窗里向外大喊，喊的是抗日的口号，让日本侵略者离开这片土地。路边有老百姓听到了那些话，押解她的士兵没有立刻制止。

到了珠河，她被执行了死刑。赵一曼牺牲那年，31岁。

她儿子后来长大，在母亲去世多年后，才读到了那封遗书。那时候赵一曼的名字已经刻在了历史里，可对他来说，那只是一封迟到太久的家书。

大野泰治的亲笔供词，最终作为历史档案保存了下来。

那份供词是加害者自己写下的，里面没有任何美化，是对他所做之事的详细陈述，外加晚年的懊悔。审讯者用一辈子的噩梦，替我们留下了一份关于那9个月最真实的记录。

这段历史距今已将近90年。今天有人谈起和平，有时候会忘记它背后的价格。

1936年的那个夏天，一位31岁的女人坐在去刑场的火车上，给一个再也见不到的孩子写了最后几行字，把很多人的代价替他们先付清了！

信息来源

《赵一曼烈士生平事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2015年9月3日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日本战犯忏悔录：抚顺战犯管理所亲历实录》——抚顺战犯管理所历史档案整理委员会，2005年10月

《黑龙江省革命烈士传·赵一曼专辑》——黑龙江省档案局，2019年7月1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研究·东北抗战篇》——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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