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长征路”怎么走？

今年走过两段印象极深的路。

一段是长征出发前的路。凝视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上的字，安静得要被漫山虫鸣拉进湛蓝的天。

一段是长征会师时的路。站在会师纪念塔前不禁走了神——90年前来到这里的他们，为什么出发？又为何能抵达？

两段路，隔着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村——中复村廊桥上的“生命等高线”仍依稀可见。6000多闽西子弟成为“绝命后卫师”，湘江一役几乎整师牺牲。红三十四师的番号就此留在无名烈士碑上。

两段路，隔了整整90年。曾经山河破碎的国家已然改天换地，曾经分崩离析的民族今天顶天立地。而我们，拼搏、奋斗又努力的我们，同样会遇到困惑、疲惫或焦虑的我们，究竟能从90年前这场伟大的远征里获得怎样的力量？

面对今天的“娄山关”“腊子口”“雪山”和“草地”，我们是否仍然拥有进入那段历史的勇气，是否仍然具备走好自己这条“长征路”的能力？

（一）

先上路 才能找到路

路是走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长征刚出发的时候，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最初的指示、命令和决议里，有时是“突围”、有时用“西进”、有时又是“长途行军”……

目的地改了不知多少次，最初定的是湘西，去会合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血染湘江，路被彻底堵死。通道转兵，黎平会议，改向贵州，想在川黔边落脚。然后是遵义会议，计划北渡长江，到川西去。却被越打越多的敌人在绝境中逼出了神来之笔——“四渡赤水”……一直走到1935年9月，抵达甘肃哈达铺，才偶然从几张旧报纸里得知，陕北竟然还有我们的根据地！

二万五千里长征，根本不知道究竟要走多远。那蜿蜒如蟠龙的行军图，不过是一张边走边改的草稿。

董必武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出发时四十八岁。出发前，有人问他，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他答，一天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勉强，一百里怕有点困难。又问你准备了什么？他答，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着的一双还有半新。

你看，哪有什么万事俱备。靠着一双半新草鞋，年近半百的教书先生，就这样匆匆上路。

今天的我们，总希望先把一切想清楚，要“只欠东风”。而长征告诉我们，其实没谁见过那东风！当你实在想不清方向时，别怕，先走起来再说。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写过三首《十六字令》，每一首都从“山”字起笔。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这“惊回首”，定是骑在马上回头望去。

甚至有些仓皇和狼狈。走的时候不知道山有多高，只知道马不能停、鞍不能下。等翻过去了，猛一回头，才知道离天只有三尺三。

爬过了才叫山，爬不过就是坟头。千万别想着想着，那条本来可以走的路，自己长满了草。

要相信，站在原地只能看见越来越高的山，唯有走出去，才能摸着越来越远的天。

（二）

相信自己 便不怕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红军为什么输得那么惨？

原因很多，但有一条绕不过去，照搬。

照搬一个千里之外根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洋顾问的判断。“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用我们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队伍越打越少。

遵义会议的伟大之处，不仅是换了人，更是换了一种活法——相信自己。从那一刻起，中国革命的事，中国人自己拿主意。

毛泽东在1934年夏天写下《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彼时他正被排挤出军事指挥的核心，在会昌“养病”。后来他眼睁睁看着队伍损失惨重，却无可奈何。

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敌人推进十里，我们顶十里。到了走的时候，又舍不得。印钞机、X光机、兵工厂的家什，队伍拉成一条长尾巴蛇，敌人招招打七寸。用今天的眼光看，那是一个人无能为力的低谷。

但一个人在最低的位置上，还能看见“风景这边独好”。这就是“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便不怕失败。失败又怎样，那就战胜失败！

土城战役，遵义会议之后复出第一仗。情报有误，敌人比预想的多得多，总司令和干部团都顶到了最前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战斗。刚“出山”就打了败仗，质疑声一下子就起来了。

一个月后，娄山关一战打退追兵，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那天他写下《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长征告诉我们，强者不过是失败了能再站起来。承认失败不是认输，是最快拿到“重开一局”的门票。回避，失败就会成为你的负债。只有战胜它，才会变成你的资产。

承认错误比找到正确的路更难。“知错能改”是天大的本事，“知错就改”那便是不可求的天赋；而努力做到“知错早改”，本身不就已经看见胜利曙光了么！

（三）

保持浪漫 在绝境里种花

翻开这些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会意外发现他们的可爱——饿着肚子唱歌，打着仗识字，用树枝在泥地上写字，背包里装着课本和油印机。

翻雪山时，有人提议吃冰淇淋，全体赞成。李一氓喊，谁有糖精，拿出来公开。毕士悌的胃药瓶子、郭化若的清道丸瓶子、萧劲光的小纸包，都掏了出来。十几个人用漱口杯挖雪，拌着吃。周士第说他这杯比南京路冠生园的还美。陈赓接口，说他那杯比安乐园的更美。大家笑作一团。今天读来，常常笑着流泪。

“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人民大学老校长成仿吾，出发时带了些马列经典书籍。日夜行军，书只能边走边丢，最后带到延安的，只剩一本《资本论》。而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延安唯一的一本《资本论》。

1937年，他受命筹办陕北公学，和师生一起挖窑洞、建校舍、修操场、筑跑道，办成一所“战火中的大学”。而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陕北公学的教员里，有许多人都曾亲历长征，他们用长征路上淬炼出的星火，点亮了决定中国未来的课堂。他们没有辜负毛泽东为陕北公学的题词——“有陕公，中国不会亡”。

悲观者或许正确，但乐观者才能抵达。1935年9月，翻过岷山。一个月后，毛泽东写下“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翻过六盘山，他又写下《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何时缚住苍龙？”这是一支胸怀天下的队伍才能在绝境里问出来的话。

其实长征刚结束的时候，只是一个不太显眼的“事件”、一段描述不清的“历史”；恰是这些浪漫的精神和真实的书写，让它变成了一种令世界着迷的“精神”、一个让青年神往的“符号”——于是才有了万千革命青年“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向往和奔赴！

正如毛泽东在象鼻子湾那场突如其来的鹅毛大雪里，向世界所宣告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这不是一种修辞，而是以共产党人革命乐观主义的浪漫精神，诠释这支队伍看待世界的方式——不是没绝望过，而是在绝望里，仍要点一堆篝火，仍要煮一锅野菜汤，仍要看那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四）

等胜利了，再见

长征出发前，一位红军留下一句话——“等胜利了，再见。”

这句话，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等到。中央红军8万6千余人从群山里走来，行至陕北不过7千余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36年2月，刚到陕北不久的毛泽东，站在清涧的雪地里写下：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直到今天我们才如此深刻地懂得，英雄并未远去。

他们，是这大海之下沉默的冰川，

他们，是这江海奔涌前无名的溪流，

他们，是这燎原火把下起起伏伏的肩膀，

他们，是这雪山脚下宛若漫天星辰的小花。

他们和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的“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一样，化作了今日中国如此多娇的江山。

此刻，走在新长征路上，我们想起他们，他们便成为了我们，我们也成为了他们。

想象那个画面，会师塔前，他们肩并肩，唱起我们的歌——

红日升在东方 其大道满霞光

我何其幸 生于你

怀承一脉血流淌

难同当 福共享 挺立起了脊梁

吾国万疆 以仁爱

千年不灭的信仰

（五）

从这个意义上说，

长征的胜利既在90年前，

更在今天，

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与自己的“会师”时刻。

他们，一定相信我们能行。

因为老人家说过——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作者：杨子强、陈根锋，中国人民大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研究员

来源：长安街知事

作者: 杨子强,陈根锋

记者：刘晓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