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在红四方面军口碑极差，1937年从延安悄悄逃离，结局至今是谜

一张写给医院的便条上，只有六个字：“炖鸡婆，加天麻”。写完，写字的人想了想，把“鸡婆”划掉，改成了“鸡母”。

原因有点好笑。他一口广东话，医院里没人听得懂，只好写在纸上；广东人管母鸡叫“鸡婆”，四川人叫“鸡母”，他就照着改了。何畏取纸笔写道：“炖鸡婆，加天麻”。继改“鸡婆”为“鸡母”。

军长亲自交代给伤员炖鸡补身子，乍一听挺暖心。

可躺在病床上的作战科科长周希汉，正是这位军长下令打了二十军棍才送进来的。便条后面还跟着一句吩咐：“给周科长炖一只母鸡，没有就到老百姓那里去搞。”

写便条的人叫何畏，红九军军长。他在红四方面军里口碑极差，1937年又从延安悄悄出走，红军队伍里从此没了这个人的消息。他后来去了哪、怎么死的，八十多年过去，一直没有定论。

这件事最乱的地方在结尾，就从结尾往前倒着查。

关于他的下落，流传最广的说法有三种，彼此几乎对不上。

分量最重的一种来自官方工具书。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何畏条目称：何畏于1937年到西安治病时叛逃，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任中统专员，又于1949年解放前夕被抓获处决。

这个说法有当事人回忆佐证。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的瞿道文说，他们在南京“捕获了大叛徒、大特务何畏（何原为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红4军副军长，后追随张国焘叛变革命）”。

何畏最出名的职务是红九军军长，回忆里写的却是“红4军副军长”。几十年后凭记忆讲述，记错职务不奇怪，“南京落网”这个关键点和辞典是一致的。

第二种说法悲凉一些。说他在国民党那边不受重用，郁郁不得志，就每天去图书馆看书，后来成了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他投江自杀了。

国民党方面的资料也有相近的记载：渡江之后，不知下落，有人说他死于镇江江面。

第三种最像民间故事。说全国解放后，何畏回到海南老家务农，1960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何畏没有饭吃，最后吃了煮熟的蟾蜍，结果中毒而死。

还有一条零星线索：卢学昭文章中提到何畏1946年身在广州给家乡写信的记录。这封信只能说明他那时还活着、和老家有联系，三种说法哪一个都推翻不了。

三种说法里，官方辞典最权威，瞿道文的回忆也指向同一个结论。另外两种一直没断，主要是因为审判记录、处决档案这样的材料至今没有完整公开。到2026年，公开渠道里仍查不到能把这件事说死的原始档案。

他是什么时候走的，记载也不统一。多数资料写他是1937年4月19日深夜出走，百度百科同一个条目里却另有一句：1937年秋赴西安治病，叛变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

出走之后的经历，线索要清楚一些。到西安后，便决计投奔南京，不料被胡宗南扣押。

转机出在他的老上级身上。1938年张国焘脱离中共投奔国民党。何畏写信向张国焘求救后到重庆。之后他跟着张国焘做事，也有说法称他被安置在中统并改名为何云。

再看张国焘在那边过得怎样，就能理解“郁郁不得志”这个说法。军统给张国焘专门设了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可据沈醉回忆，“军统局一切重要会议不邀张参加，对他有点敬而远之。”

当主子的都被晾在一边，投奔他的旧部只会更受冷落。从这个角度看，“泡图书馆、当讲师”的说法不全是凭空编出来的，和他当时的处境对得上。

他为什么非走不可，还得回到延安。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作为张国焘的亲信，何畏在会上做了检讨。

检讨归检讨，他心里并不服。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写，何畏扬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他要向共产国际控诉，否则他就要脱离共产党，随后被看管起来。张国焘写书时早已叛党，这段话只能当一面之词来看。

另一条旁证更能看出他在想什么。据张国焘的警卫排长何福圣回忆，何畏在到达陕北后曾给张国焘带话，表示自己暂时不能前去探望他，因为害怕失去“枪杆子”，一切都将丧失。

他放不下的是手里的兵权，对自己犯的错并没有真正反省。

他这一走，也牵连了老上级。有文章写道，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第二年清明，张国焘借祭黄帝陵的机会也跑了。回头再看那张便条。何畏的口碑，坏就坏在这些小事上。

他一口广东话，部下听不懂，为此，何畏连换几任参谋。周希汉到任后专门琢磨他的发音，一星期即能听懂军长之广东话。何畏很高兴，逢人就夸周希汉是天才。

可一打败仗，他就找周希汉撒气。何畏大怒，曰：“老子毙了你！” 连发五枪，将军侧身挺立，仍目瞪何畏，无恙。周希汉事后还笑话他：“何畏枪法不行，老子命大！”

这段故事后来被讲得越来越像小说。也有人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何畏开枪只是出气兼吓唬人，他是万万舍不得打死周希汉的。就算只是吓唬，对着自己的参谋人员拔枪，也说明这个军长平时根本管不住脾气。

后来红军分左右两路，周希汉被安排在左路军当作战科长，但他害怕在张国焘眼皮底下工作，后经副总指挥兼红31军军长王树声推荐，周希汉调任红31军作战科长。何畏身边连最能干的部下都待不住了。

这样一个人，打起仗来却是真有本事。

他的经历在红军将领里很少见。1900年，何畏出生在海南。他在年仅3岁时便随父亲前往马来西亚读书。后来他加入马来亚共产党，被殖民当局驱逐回国。

回国后他读了厦门大学，在香港工厂做过工，参加过省港大罢工，接着进了黄埔军校第五期，和许光达、宋时轮、张宗逊、杨至成、谭希林、郑庭笈、邱行湘、郭汝瑰等人同学。

在红四方面军，他是“四大军长”之一。何畏被任命为红9军军长，许世友任副军长，政委是詹才芳。川陕苏区那几场硬仗他都打过，先后负伤十一次，成为残疾。

四方面军会师时，迎接中央的队伍由何畏和李先念率领。沙窝会议上他又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论资历、论战功，组织都给了他足够的位置。他当年的部下和搭档，后来的路完全不一样。

许世友成了开国上将，詹才芳是开国中将。挨过他五枪的周希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解放战争中曾率部共击毙和生擒61名国民党将军，后来到海军，参与组织领导了海军第一代导弹、常规潜艇、核潜艇、导弹驱逐舰等装备的研制。当年病床上那个挨了打的作战科长，后来当上了海军副司令员。写便条的军长，却连最后死在哪里都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