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十月一号下午两点三十八分，常州大学的讣告发出来了。

储开斌教授走了，五十一岁。

消息传开的时候，很多学生正拖着行李往宿舍走。

国庆假期才刚开始，有人盘算着去哪儿玩，有人打算在实验室待七天。

没人想到，这个假期会变成这样。

可这只是个开头。

七天假还没过完，讣告一张接一张。

四个名字，四个行当，四种活法，前后脚画上了句号。

最大的九十七岁，最小的五十一岁。

中间差了快半个世纪，可放在一起看，又像是把人生不同的走法全摆在了面前。

我写这些的时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一个人活了几十年，干过那么多事，见过那么多人，最后就剩几行字，几个标签。

够吗？肯定不够。

可我们记住一个人的方式，好像从来都这么粗糙。

五十一岁：他最该出成果的年纪，却没等到

储开斌是江苏如皋人，一九九七年从常州技术师范学院毕业就留在了常州大学。

这一留，就是二十多年。

他教仪器仪表，搞机器人，带学生打比赛。

江苏省教学名师、优秀教育工作者，这些头衔他都有。

但他身上更实在的东西，是那些陪着学生熬夜改方案的晚上。

我看过他的项目清单，有个“洗衣机水位传感器”，十三万。

还有个“电子天平”，十万块。

他有一项发明专利，关于水位传感器频率调节，二零一二年申请，一四年拿的证。

一个研究水位传感器的人，最后被自己身体那条水位线淹没了。

这话说出来刻薄，但事实就这么回事。

五十一岁，高校老师，正是攒够了经验、手上有资源、能带着年轻人往前走的年纪。

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可讣告里写的是“仍时刻牵挂职责”。

牵挂到什么程度呢，牵挂到没力气再牵挂了为止。

我总觉得，我们对“敬业”这两个字的歌颂方式有问题。

一个人带病工作，我们感动。一个人累倒了，我们敬佩。

可人走了之后，那些没做完的项目、没带完的学生，还得别人来接手。

储开斌的丧事从简，十月二号就办了。

一个在讲台上站了半辈子的人，走的时候安安静静。

信息来源：江苏新闻

六十八岁：她把告别写成了自己最后一件作品

十月三号，胡宁娜在南京走了。

六十八岁。

南京人，画工笔人物画的。

当过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省美协副主席，代表作《轻风赏花图》拿过全国美展优秀奖。

后来她开始用中国画的笔墨画古文明系列，让东方的线条去讲别人的故事。

很多人对她的最后印象，停在二零二五年底的一场笔会上。

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下来就没停笔，一个多小时画完一幅《少年强威图》。

在场的人都觉得她精力还足着呢。

不到一年，人没了。

她留下的告别方式，跟她画画的风格一模一样。

不希望大家难过，特意叮嘱朋友们别伤感。

如果以后有蝴蝶飞过眼前，叫一声“老胡”就好。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愣了一会儿。

一个人得活得多明白，才能在知道自己要走的时候，还想着怎么让别人好受点。

她没说什么大话，就告诉你们，想我了，抬头看看。

跟笔墨颜料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连告别都带着画画的劲儿。

信息来源：扬子晚报

六十四岁：一个英国人，把香港当成了家

十月五号凌晨三点到四点之间，何麦在香港家里突发心脏病走了。

六十四岁。

他是英国人，一九八七年到的香港。

金发碧眼，中文说不了几句，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学中国功夫。

那年刘家良正筹拍新片，何麦当场打了一套拳，说自己看着刘家良的电影学的洪拳。

刘家良留下他了。

拍《醉拳Ⅱ》的时候，他正式拜了师，成了洪拳入室弟子，也被叫“黄飞鸿第五代传人”。

进了刘家班，他拳练得扎实，粤语也越来越地道。

港产动作片的黄金年代里，他成了观众眼熟但未必叫得出名字的洋面孔。

总在片子里演嚣张的外国反派，叫嚣着挑战中国武术，最后被打得连连败退。

史泰龙和施瓦辛格访港的时候，他还当过贴身保镖。

刘家良的遗孀翁静晶证实消息的时候说，何麦是刘家良最忠心的徒弟。

一个英国人，把香港当成了家，把中国功夫的信义守了一辈子。

我们总在怀念港片的黄金年代，可哪有什么抽象的“年代”？从来都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凑起了那段发光的胶片记忆。

熟面孔走一个，旧时光就暗一分。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九十七岁：他把一粒种子攥了一辈子

同样是十月五号凌晨，海口，郑学勤走了。

九十七岁。

安徽歙县人，一九四八年考进北京大学植物学系。

毕业之后响应号召去了海南，这辈子就跟橡胶绑在了一起。

那时候中国还顶着“无胶国”的帽子，工业需要的天然橡胶处处被人卡着。

他和同事挑着担子钻密林，拿着砍刀开路，晚上搭帐篷睡吊床。

一趟趟往雨林深处走，就为了选出产量高、能遗传的母树。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橡胶品种退化，遗传基因太窄。

那年他已经五十出头，跟着国际考察队扎进了亚马逊雨林，一待就是近两个月。

黑飞虫铺天盖地，喝生水，干粮吃完了靠打猎。

就这么九死一生，带回了六万多粒种子。

靠着这批种子，国内建起了野生橡胶活体种质库，中国摘掉了“无胶国”的帽子。

九十岁那年，他获评共和国“最美奋斗者”。

我以前看产业史料，总觉得“打破封锁”是印在纸上硬邦邦的四个字。

直到看见那六万粒沾过亚马逊潮气的种子，才明白哪有什么凭空来的底气，不过是有人把希望攥在手心里，拿命蹚出了路。

信息来源：微博

结语

四个人，四种走法。

储开斌五十一岁，倒在了该出成果的年纪，身后是一堆没做完的项目和没带完的学生。

胡宁娜六十八岁，把告别写成了一件作品，让想她的人抬头看蝴蝶。

何麦六十四岁，一个外国人把一辈子的信义留在了香港的胶片里。

郑学勤九十七岁，一粒种子攥了一辈子，攥出了一个国家不被卡脖子的底气。

说实话，写这些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在惋惜什么。

惋惜他们走得太早？储开斌确实早。

惋惜他们留下的东西没人接？好像也不是。

胡宁娜的画还在，何麦的洪拳有人学，郑学勤的橡胶林还在长。

储开斌带过的学生，总有人会记得那个陪他们熬夜改方案的老师。

我后来想明白了。

我们惋惜的，是这些人用一辈子证明了一件事：一个人的分量，从来不是靠活了多少岁来称的。

五十一岁的储开斌留下的东西，不比九十七岁的郑学勤少。

六十八岁的胡宁娜把告别写成诗的本事，多少人活到一百岁也学不会。

这个假期，有人在高速上堵着，有人在饭桌上笑着，有人在景区里挤着。

四条命悄悄走了，像下班一样平常。

我们总说来日方长，总觉得告别是件需要准备的事。

可生命从来不看日历，街头还飘着桂花香，讣告就已经来了。

死亡不是彻底的消失。

储开斌的学生熬夜改方案的时候，敲代码的手会稳一点。

有人看见蝴蝶飞过，会想起那个叫“老胡”的老太太。

老港片重映的时候，还会有人指着屏幕上那个洋反派说“我小时候就见过他”。

路上跑的汽车，每一寸橡胶里都有郑学勤当年攥在手心的东西。

他们把自己的礼物揉进了我们的日常里。

不用刻意追思，你好好往前走，就是跟他们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