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叟｜汤山随笔之六

文/愚叟

上午八点，疗养一科安排我们一众人游览夫子庙。医生武文皓、护士王羽和接待办王晓猛干事同我一辆车。将近两个小时的游览，是武医生和王干事用轮椅推着我走的。人，被感动时，有的谢语连珠，有的木讷无语，但心底的感动是超过正常体温的，我就是这种人。在这里，我向他们深表谢忱！

汽车爬上高速前行，我脑子却返回十五年前的夫子庙大石坝街。那一天，原西安政治学院刘家新院长同我一起游览。家新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专业毕业的，又是扬州人，对“六朝金粉”的掌故颇有研究。不幸的是两年之前，家新将军驾鹤归夜，今天他的魂会不会为我作伴？心里想着，一首诗从脑海浮了上来：

一别秦淮十五年，

重游旧地胜当年。

画舫分浪湔脂粉，

不见家新橹摇船。

尽管今天上午是大日头，我还是想到十五年前在此夜游的意象。当年的导游向我介绍，秦淮河的水，流过夫子庙的喧闹，流过乌衣巷的静谧，也流过江南贡院那两万间号舍的遗址。千年来，这里始终是中国人“改变命运”想象的原点——从科举取士的独木桥，到如今考编上岸的薪资人，变的是一代代人的赛道，不变的是对“金榜题名”的朴素渴望。

时下，当“上岸”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社交“黑话”，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正在用一种近乎本能的方式回应这种集体情绪：把一千三百年的科举文脉，做成当代人愿意买单的“好运生意”。

那一天，我在中国科举博物馆里从地面缓缓下行，穿过“科第世家”石牌坊，脚下是层层叠叠的瓦片状墙壁，象征“鱼鳞册”，也象征步步高升。这座建在江南贡院遗址上的地下博物馆，地下四层藏着中国最完整的科举叙事，埋着中国人的“上岸执念”。江南贡院鼎盛时有20644间号舍，明清两代从这里走出了58名状元、十万进士，被称为“中国古代官员的摇篮”。清代过半状元由此走出，唐伯虎、郑板桥、林则徐、曾国藩等均与此地渊源深厚。但博物馆真正让人挪不动脚的，是那些“人”的细节：清代庄瑶的殿试卷真迹，字迹工整到无一处涂改，“皇上”顶格写，“臣”字谦卑缩于右下角；还有那本仅1厘米厚的《五经全注》，字如蚂蚁，据传以鼠须写成，是古代考生夹带的“作弊神器”。这些展品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们指向一个亘古未变的主题：人在巨大不确定性面前的挣扎与侥幸。科举考的是四书五经，今天考的是行测申论，但考场上那份“万一呢”的心跳，一千三百年来从未变过。人这一生，其实都在赴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考试。

事前没料到博物馆今日闭馆，我与那些曾在书中读到的殿试卷、《五经全注》失之交臂。于是，把主要时间投放在秦淮河两岸的文化变迁上。

如果说科举博物馆贩卖的是“好运”，秦淮河提供的则是“沉浸感”。据报导，2026年国庆，夫子庙景区接待游客超230万人次，内秦淮河游船每天发船约500班次，日均迎客近万人。但这组数字背后，是一场更深刻的体验升级。过去的秦淮夜游，本质是“坐船看灯”——两岸亮灯，游客拍照，下船走人。而2026年完成的新一轮提升，把泮池至东水关核心河段变成了一个“流动剧场”：李白广场的光影秀《太白泊月》将诗仙的金陵诗作投射在岸边大树上；《天下文枢》以水墨锦鲤与金榜书卷演绎江南贡院盛景，“天下文枢”四字落印于夜色之中。游客从“坐船观灯”变成了“行舟读史”，体验时间被拉长，消费场景从船票延伸到沿线的茶饮、演艺、市集。秦淮河最聪明的地方，是它没有把自己做成一个“景点”，而是做成了一个“容器”——装得下李白的月亮，也装得下年轻人的咖啡；装得下科举的沉重，也装得下夜游的轻盈。一条河的生命力，不在于它有多古老，而在于它愿意为每一代人重新流淌一次。

业态的联动更值得玩味。李香君故居修缮后，河厅变成了“壹半香”茶饮空间；夫子庙西市一号的夫子咖啡，以“书香为骨、儒学为魂”，把咖啡因消费嵌入国学场景。这种“文博+轻消费”的模式，精准击中了当代游客的心理：既要文化质感，又要舒适体验；既要拍照好看，又要东西好喝。秦淮河的商业逻辑其实很清晰：用文化内容延长停留时间，用停留时间撬动综合消费。当游客愿意为一杯“夫子咖啡”坐下来，就已经不再是匆匆打卡的过客，而是愿意“慢逛细读”的消费者。

相比之下，乌衣巷的商业化显得克制而挣扎。这条全长仅350米的巷子，因刘禹锡一句“旧时王谢堂前燕”获得了超越物理空间的文化重量。但诗词带来的知名度，并没有自动转化为消费动力。有调研显示，多数游客对《乌衣巷》有基础认知，但“如果不看说明，很难把眼前的店铺和巷子与诗里的历史感直接联系起来”。游客期待的是“夕阳斜”的黄昏氛围、古时的市声燕鸣，而现实是一条安静的、以拍照为主的短巷。不过，乌衣巷的“不商业化”本身或许也是一种策略。在夫子庙核心区的高度商业化包围中，这条巷子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怀古出口。游客在这里花8块钱、站十分钟，就能完成一次“旧时王谢”的想象仪式。它不卖奶茶，不卖文创，卖的是情绪价值——一种在喧嚣景区里难得的、短暂的“历史感”。有些东西一旦标价，就失去了价值；有些地方一旦热闹，就不再是那个地方了。

南京贡院、秦淮河、乌衣巷的命运分化，揭示了文旅商业的一个核心命题：文化资源不等于消费场景，文脉需要被“翻译”成当代人愿意参与的行为。文脉需要被“翻译”，人脉何尝不是？有些故人，需要用回忆去翻译；有些新交，需要用时间去翻译。而今天，我在汤山，同时遇到了这两种翻译。

如果说汤山之疗的坡道限制了我的行动，与原兰州军区空军政委刘健将军的不期而遇则弥补了我的遗憾。刘健是我在原总政宣传部工作时同事，交给他办的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件是宣传北京军区给水工程团李国安前一封匿名信的真相；一件是成立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的前期论证，为总政领导决策提供了依据。当于永波主任个别交待我为他遴选秘书时，我推荐了刘健。事后证明，这个同志我没有看走眼。但在这次之前，我从未向刘健谈过推荐他给首长当秘书这件事。

看人，感性认识很重要，理性认识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人是复杂的，有人面对面多年也不一定向你交心；有人一面之缘即可看到他的坦诚。在总政机关那些年，我见过太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聪明人，也见过刘健这样“交办一件事、还你一个放心”的踏实人。时间是最好的筛子，它筛掉的都是浮沫，留下的都是沉金。

来汤山之前，我的《边塞诗一百首》刚刚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只带了一本集子出来疗养，刘健成为我奉赠新作的第一个人。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缘”。缘这个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它不是刻意的安排，而是两个人在各自走了很远的路之后，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彼此还在同一片星空下。夫子庙的香火、秦淮河的灯影、乌衣巷的夕阳，都是缘；而我和刘健在汤山走廊里的那一声“老战友”，也是缘。

2026年10月12日于汤山疗养一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