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坑“毁埋夏宗庙世室的坑”？

三星堆坑，可能埋掉的是一个王朝文明的“全礼制”？

文｜翁卫和

看三星堆坑，我常想：我们眼前这些破碎的器物，会不会原本属于一套相互联系的礼制体系？

如果是，那么坑内埋掉的，可能就不只是一些珍贵物品，而是一个王朝表达祖源、安排祭祀、确认身份与维系秩序的整套方式。

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仍然称之为假说。

这里所说的“全礼制”，并不是断言一个王朝的全部制度，都已完整埋在坑中。我的意思是：这些遗存是否保存了某种礼制体系的多个关键部分，使我们有机会从器物之间的关系，重新认识它的整体？

这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三星堆最引人注目的，是器物的奇特。但看得久了，就不能只停留在“奇”字上。

人像为什么有不同的冠饰、姿态和尺度？有的形象为什么被突出某些身体特征？人、兽、树与礼器之间，原来怎样组合？那些复杂的造型，究竟只为好看，还是各自承担某种明确的表达？

如果背后存在稳定的礼仪安排，那么它们之间便可能有主次、有位置、有使用次序，也有特定的参与者与供奉对象。

器物可以破碎，原来的关系却未必完全消失。研究要做的，就是尽量把这些关系找回来。

我们今天习惯将出土物分门别类：人像归人像，神树归神树，玉器归玉器，金器归金器。这是整理材料所必需的。但分类之后，还应当重新合起来看。

分类帮助我们认识器物，组合才可能帮助我们认识场景。

一件器物单独看，可以有许多解释；放回一组器物之中，解释就会受到约束。如果一种说法只能解释一件，却无法说明它与周围器物的关系，那么它距离历史还原，仍有相当距离。

我所说的“全礼制”问题，正是希望把目光从单件奇物，移向器物背后的整体秩序。

不过，礼制也不能仅凭器物精美、体量宏大便认定。要说明这里存在什么制度，还得找到反复出现的规则：哪些形象具有稳定特征，哪些组合重复出现，哪些差别可能表示身份，哪些空间安排可能对应礼仪程序。

能够发现规则，才能进一步讨论制度；能够说明制度怎样运作，才有条件追问它属于怎样的社会与政治结构。

从“精美器物”到“王朝礼制”，中间还有需要逐步落实的证据。

在我的研究中，我尝试沿着尧、舜、禹的祖先崇拜与夏人王统，理解坑内部分形象及其组合，并提出它们可能与夏人的宗庙“世室”有关。

如果这一方向能够成立，那么我们面对的，或许是一套以祖先祭祀为中心，将王统记忆、礼仪身份和政治秩序联系起来的表达体系。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分别检验。

首先，器物之间能否证明存在相互关联的礼仪体系？其次，这套体系能否进一步与夏人的历史建立可靠联系？

前一个问题得到支持，并不意味着后一个问题就自动成立。认定具有宗庙性质，也不能直接等同于认定供奉的是哪一位祖先。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增加相应的依据。

这也是假说应有的分寸。

还需要注意，“原来的礼制”与“后来的埋藏”，不能混为一谈。

器物曾经怎样使用，是一个问题；它们为什么离开原来的场所，又以破碎、受火或其他状态进入坑中，是另一个问题。坑内的堆积关系，也未必就是原先的陈设关系。

因此，不能把坑里的上下位置，直接当成礼仪中的尊卑次序；也不能因为器物具有祭祀用途，就认定其毁埋过程必然属于同一种祭祀行为。

如果要讨论某种礼制遭到终止、某种王统秩序受到破坏，就应当继续寻找：器物损毁是否具有选择性？处理过程是否呈现共同规则？不同坑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现象，能否与其他解释区分开来？

即使发现有组织的处理，也仍然需要判断其性质。制度内部的礼仪处置，与外来力量造成的毁坏，可能留下某些相近的表象，不能只凭一点便作结论。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这个假说？

我认为，首先应当把它当成一个可以检验的问题，让它引导我们寻找器物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提前替所有器物安排答案。

同时，也要承认遗存有缺失。能够保存下来的，多是某些材料、某些场景中的物品。服饰、言语、动作、仪式程序，以及大量未能保存的有机质用品，都可能影响我们对整体的认识。因此，即使将来能够复原若干重要仪式，也不能轻易宣称已经掌握一个王朝的全部礼制。

“全礼制”可以是整体研究的追问，不能变成证据尚未到位的结论。

三星堆值得这样追问。因为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古人铸造了什么，还有他们如何借这些器物认识祖先、安排身份、组织共同生活。

坑内埋下的是物，物与物之间原有的联系，可能通向一套已经失去声音的制度。

它是否属于王朝宗庙？是否保存了某种礼制体系的关键部分？又能否与夏人的历史接续？这些问题，应当允许提出，也必须接受检验。

我愿意沿着这条线索继续研究。能够落实多少，就说多少；尚未解决的，留给证据继续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