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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月亮

编辑| 王红

初审|文瑞

前言

1969年，上海。

两个孩子在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出生、长大，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一个走进镜头，一个埋进书稿。

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他们会成为同一个家庭里的两个支点。

荣蓉和程永新，一个是银幕上的面孔，一个是藏在文字背后的推手，他们的故事，比任何一部剧都耐看。

入行起点：1969—1989年，从上海到名著剧组

1969年，荣蓉出生在上海。

这一年，距离文化大革命结束还有整整七年，整个中国的文艺土壤几乎是一片荒芜。

但上海不一样，上海从来不一样——这座城市骨子里有一种韧劲，哪怕外部环境再压抑，它的市井里依然藏着戏曲、藏着故事、藏着对表演的那种天然迷恋。

荣蓉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

没有人知道她最初是怎么走上表演这条路的，但结果是清晰的：她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完成了本科学业。

上戏不是随便进的地方，每年报考的人成千上万，能坐进课堂的寥寥无几。

能从上戏拿到一张本科文凭，意味着这个人在形象、台词、肢体、表现力上，至少通过了最基础的专业筛选。

但通过筛选，和真正进入行业，是两回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影视圈，正处在一种奇特的爆发状态。

改革开放打开了缺口，外面的东西涌进来，里面的东西也开始往外冲。

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家庭，电视剧的受众规模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

与此同时，一批导演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古典文学——那是一片巨大的宝藏，四大名著，每一部都是足够撑起一个时代的内容资源。

1987年，王扶林版《红楼梦》播出，万人空巷。

这部剧成了一个分水岭，也成了中国电视史上被反复讨论的一个坐标。

但荣蓉不在那一版里，87版的秋桐是沈璐演的，和荣蓉无关。

荣蓉参演的，是1989年谢铁骊、赵元执导的电影系列版本。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谢铁骊是当时资历极深的导演，他执导的这套《红楼梦》系列电影规模庞大，分多部拍摄，时间跨度很长。

1989年，荣蓉在其中饰演秋桐——这个角色在原著里是尤二姐的对立面，泼辣、强势、心机深沉，是一个需要演员有明确戏剧张力的配角。

对于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演员来说，能在这样量级的制作里拿到一个有存在感的角色，是一个足够硬的起点。

就在荣蓉走进名著剧组的这一年，另一个人已经在他的轨道上走了将近七年。

程永新，1958年生，同样是上海人，比荣蓉大了整整十一岁。

1982年，他还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大三，就拿到了《收获》杂志社的实习机会。

《收获》是什么地方？这是中国文学界的顶级平台，巴金创办，李小林主持，是几代中国作家最渴望发表作品的地方。

能在大三就进《收获》实习，说明程永新在复旦已经是被注意到的那种人。

1983年，他正式毕业，直接留在了《收获》，开始做编辑。

两个人，一个走进剧组，一个走进编辑部，都在1989年这个节点上，已经各自站稳了起点。

事业积累期：1990—2004年，建立职业履历

荣蓉在整个九十年代，过的是一种典型的职业演员的日子。

接戏、拍戏、等待，然后再接戏。

这个行业在九十年代的运转逻辑很简单：你有没有持续出现在屏幕上，决定了你在市场里的存在感。

消失半年，观众就忘了你。

荣蓉清楚这一点，所以她一直在接。

1992年，她主演了徐伟杰执导的都市悬疑题材电影《偷拍的录像带》。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题材——"偷拍"这个词在当时还带着相当的新鲜感，都市悬疑题材电影也是彼时电影市场上的一个热门类型。

荣蓉能接到这样的剧，说明她在经纪和制片圈子里已经有了基本的流通度。

1994年，她又主演了都市轻喜剧电影《乔迁之喜》。

从悬疑到喜剧，这个跨度不小。

能接两种风格差异明显的项目，是演员戏路灵活的信号，也是市场认可度的侧面体现。

接下来，1995年《都市疑案》，1997年《紫藤花园》，1998年《售楼小姐》——一部接着一部，荣蓉的名字在九十年代的影视剧名单里，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出现频率。

她不是那种一夜爆红的人，但她始终在线，始终没有断过。

这种"在线"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然后是2000年，一个值得单独拿出来说的年份。

荣蓉凭借《幸福的日子》里饰演的吴小青，拿到了第八届中国人品文化奖最佳演员奖。

这是她演员生涯里第一个有分量的奖项。

幸福的日子，吴小青——从角色名字就能感受到这是一部写普通人生活的剧，荣蓉在这种日常质感的表演里走出来，被评委注意到，这说明她的表演方式是收的，不是靠情绪量取胜的那种。

同年，她出演了《红色康乃馨》，与奚美娟、刘蓓共同主演，饰陆平儿。

奚美娟是国家话剧院的绝对主力，刘蓓在九十年代末已经凭借《没事偷着乐》成了观众熟悉的面孔。

能和这两个人站在同一张海报上，荣蓉的位置是够得到的。

但在这些作品之外，荣蓉做了另一件事，而且一做就是很多年。

1993年，荣蓉在拍摄电影《陌生的爱》期间，接触到了福利院。

据报道，她在那里认识了来自新疆的一个女孩，名叫阿依古力。

此后，荣蓉开始长期照顾这个孩子。

一个在片场穿梭的演员，悄悄做了十几年这件事，从未对外主动提起。

这个细节，比任何一个角色都更立体。

与此同时，程永新在《收获》干了什么？

1987年，他策划推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专号之一——"先锋作家专号"。

那一年的第5期和第6期，《收获》集中推出了一批年轻作家的作品：马原、洪峰、余华、苏童、格非、王朔，全都在列。

这些名字，放到今天都是中国当代文学里的重量级人物。

但在1987年，他们大多数还是文坛边缘的闯入者，没有资历，没有背书，只有作品。

是程永新把他们推进了《收获》的版面。

这一推，推出了一个流派。

余华后来说，他有四分之三的作品都是先在《收获》发表的，他和《收获》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而这段关系的起点，就在1987年，就在程永新的那次组稿决策里。

编辑这个职业的特点是，你的名字永远不会出现在封面上，但你的判断力在书页里无处不在。

程永新用二十年的时间，把这种判断力磨成了一把极其精准的刀。

婚姻与戏路转型：2005—2015年，两个轨道并行

2005年，荣蓉和程永新结婚了。

没有铺天盖地的报道，没有排场，没有娱乐版的闪光灯。

一个演员，一个编辑，走进了同一个家。

在上海这座城市里，他们大概率有过无数次擦肩而过的机会，但直到某一天才真正停下来，成为彼此的选项。

一个1969年生，一个1958年生，差了十一岁。

这个年龄差在外人看来也许是个话题，但对于两个各自在行业里干了超过二十年的人来说，岁数早已不是衡量对等的尺子——他们有更具体的东西可以对话：一个人的剧组经验，一个人的稿件判断，都是真实的积累。

婚后，两条轨道继续各自运转，互不干涉，但又在同一个家里交汇。

荣蓉的戏路，在结婚前后，悄悄发生了一个转向。

2004年，她在历史战争剧《敌后武工队》里饰演"二姑娘"，与何冰、于和伟搭档。

何冰是中国话剧界的顶流，于和伟的厚重感在那个阶段已经初现端倪。

这种配置下的荣蓉，演的是有分量的配角——"二姑娘"这个角色名字朴实，但在战争戏的语境里意味着是扛得住戏剧压力的实质性角色。

2006年，她拍了《寒夜》，饰演金瑞瑶。

这是为纪念巴金长篇小说诞生60周年而拍的作品——巴金，正是《收获》的创办人。

荣蓉出演这部剧的时候，程永新在《收获》工作了将近二十四年。

这个巧合，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味。

2009年，她出现在了偶像剧《就想爱着你》里，饰演"齐妈"。

母亲角色，从这里开始正式出现在她的履历上。

这是一个职业演员必须面对的时间节点。

三十五岁之后，女演员的戏路会自然地往"成熟女性"方向收缩，市场的逻辑没有商量余地。

有些人抗拒这个转变，有些人顺势而为。

荣蓉选择的是后者。

她开始接母亲、接职场女性、接那种有阅历感的配角，一步一步把戏路往更宽的维度打开。

2015年，《何以笙箫默》播出。

这部剧的热度一度冲破了普通电视剧的量级边界，成为现象级作品。

主演钟汉良和唐嫣，名字在那一年几乎占据了娱乐版的半壁江山。

荣蓉在这部剧里饰演的是"张主编"。

这里有必要说清楚一件事：网络上曾有误传，把荣蓉在这部剧里的角色说成"母亲"，这是错误的。

张主编是一个成熟的职场女性形象，不是谁的妈妈。

信息的流通速度越快，失真的概率越高——这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噪声，荣蓉的这个角色被张冠李戴，是一个典型的样本。

一个职场女性和一个母亲，在戏剧逻辑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重量。

这种区别值得被说清楚。

程永新在这段时间里，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重要动作。

2008年，他出版了《一个人的文学史》。

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姿态——"一个人的文学史"，不是官方叙事，不是集体回顾，是他自己作为亲历者、作为编辑，用第一视角写下的那段文学岁月。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怎么发生的，那些年轻作家是怎么一点一点被推上历史舞台的，他写了进去。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正面视角——编辑的视角，推手的视角，那个站在作家背后的人的视角。

通常这个视角是沉默的，是消失在版权页上的一行小字。

程永新把它写成了一本书，把几十年的判断和记忆留了下来。

2016年，《收获》的老社长李小林主动提出退休，程永新接任，成为这本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杂志的新掌舵人。

从1983年入职算起，他在《收获》等了整整三十三年，才从编辑变成了掌舵人。

这不是一个急于上位的人的轨迹，而是一个愿意把时间花在内容上的人的结果。

各自转身：2024年至今，新阶段的两种选择

时间到了2024年，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把这对夫妻的轨迹再次推向了新的方向。

2024年1月31日，程永新正式加盟浙江工商大学。

这个消息没有在娱乐圈引起任何波澜，但在文学圈，这是一个值得被记录的信号。

程永新离开了《收获》——那个他工作了四十多年、几乎可以等同于他个人名片的地方。

他自己后来在接受中国作家网采访时说得很直接："去年下半年，我辞去《收获》主编，去浙江工商大学当教授，做了四十多年编辑，想换一种活法，与年轻人交流会让人保持一种良好心态。"

"换一种活法"。

这五个字，比任何分析都有力量。

一个在同一个岗位上干了四十年的人，主动说出"换一种活法"——这需要相当的清醒，也需要相当的勇气。

很多人做到了位置的顶端，就再也迈不开腿了。

程永新选择迈开。

2024年4月11日，程永新被上海市政府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的官网在2025年4月更新的信息显示：程永新现任该校全职教授、金收获写作中心主任，职称是作家、高级编审，同时兼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头衔里还有一条：《收获》原主编。

"原主编"——这个"原"字，意味着一个人主动完成了身份的切换。

他带去浙江工商大学的，是四十多年在《收获》积累下来的编辑眼光，是他亲手推出过余华、苏童、格非的那套判断体系，是他知道什么是好文学、什么是坏文学的那种无法被量化的经验。

这种东西，放进课堂，比任何教材都值钱。

程永新一生中最重要的编辑成就，值得在这里集中说一说：

他担任责编的作品里，贾平凹的《秦腔》、苏童的《黄雀记》、李洱的《应物兄》——三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能拿到三部获奖作品的责编署名，整个中国出版界，找不出第二个程永新。

他还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

这个奖项是中国出版领域的最高政府奖，优秀编辑的名额有限，程永新拿到了。

余华说他有四分之三的作品都是先在《收获》发表的。

格非、苏童在文学上最初的"被发现"，都有程永新的判断在里面。

一个编辑，一生能做成这样一件事，已经是极限了。

程永新做成了不止一件。

荣蓉这边，节奏放缓了，但没有停。

2025年，她出演了青春剧《树下有片红房子》，饰演林一繁——景栖迟的母亲，职业是医生。

母亲加医生，这是一个有具体社会身份的女性角色，不是那种模糊化处理的"背景母亲"，是有职业属性的、有独立轮廓的人。

荣蓉能接到这种角色，说明她在市场里依然有辨识度，导演在选角的时候，知道她能撑住这个位置。

她没有息影，也没有对外宣布任何转型。

她就是在做，用一种不需要声明的方式，持续存在着。

这里有一个值得想象的画面：

2024年之后，程永新在杭州的课堂上跟年轻人讲先锋文学，讲余华的出现，讲《收获》的选稿逻辑；而荣蓉，在上海或者某个剧组里，在镜头前演一个医生母亲，用身体语言撑起一个家庭关系的重量。

两个人都没有停下，但他们都换了一种方式在走。

这大概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同频——不是做同一件事，而是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各自的事。

人物综评：文化家庭的双重底色

荣蓉的履历，摊开来看，有一个清晰的结构：二级演员、制片人，上海市农工党文化委员，上海电视家协会委员，中广联演员会委员制作人。

这不是一个单纯靠脸吃饭的人的轨迹。

她在演员身份之外，拿到了制片人的资质，进入了上海多个文化行业的社会职务体系。

这种纵深，是长期在这个行业认真干出来的。

她的职业生涯横跨了将近四十年，从1989年的名著剧组，到2025年的青春剧，中间一代又一代的市场风向来了又去，她始终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不是运气，运气不会持续四十年。

程永新的文化坐标，放在任何一个坐标系里都成立。

1958年生，1983年复旦毕业，进《收获》，一干四十年。

中间经历了中国文学最激烈变动的几个时期：先锋文学的崛起、市场化浪潮的冲击、网络文学的诞生、纯文学的边缘化……每一次变动，都是一次对编辑判断力的考验。

程永新守住的，是《收获》的选稿标准，是对"什么是真正的好文学"这个问题的定义权。

他出版的《穿旗袍的姨妈》《气味》《若只初见》《一个人的文学史》——这四部作品，证明他不只是别人作品的编辑，他自己也是一个写作者。

用双重身份在这个行业里存在，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你必须用两套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处理同一件事：写自己的东西要放开，编别人的东西要克制。

程永新两件都做了。

这个家庭最独特的地方，不是两个人都有名气，而是他们有名气的方式。

荣蓉的名字出现在片头字幕里，观众看完了记住她的脸。

程永新的名字出现在版权页的责编一栏，读者看完了记住作者的名字，不记得他。

一个是被看见的人，一个是让别人被看见的人——这两种存在方式，组合在同一个家庭里，是一种很特别的张力。

他们共同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是他们共同的底色。

上海的文化基因里有一种务实：不太喜欢空话，更相信具体的东西——具体的角色，具体的稿件，具体的判断，具体的积累。

荣蓉和程永新都是这种基因的产物。

他们没有把家庭变成一个话题，没有把彼此的名气变成互相加持的工具。

两条线，各自延伸，偶尔在某个节点上形成一个让人回望的交叉——就像2006年那部纪念巴金的《寒夜》，荣蓉演着，而程永新在《收获》编着，巴金的名字把两个轨道连在了一起，谁也没说破。

四十年，对于任何一个行业来说都是一个足够长的跨度。

四十年里，这个行业的生态变了不止一次，荣蓉和程永新各自在变化里找到了新的站位。

荣蓉还在接戏，程永新已经走进课堂。

但本质上，他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把积累了几十年的东西，用新的方式传递出去。

这大概就是一种最朴素的轨迹——不是颠覆，不是归隐，是继续。

不同方向，同样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