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6年10月5日到7日，诺贝尔自然科学三大奖项依次公布。生理学或医学奖给了三个用光控制神经细胞的人，物理学奖给了一个在南极冰层下“捞”中微子的人，化学奖给了两个解开分子“左右手”之谜的人。

名单里没有中国籍科学家的名字。但在诺奖揭晓前，薛其坤、叶军、刘如谦这几个华人学者的名字已经被反复提及。

这届诺奖真正值得琢磨的地方，不在名单本身，而在名单之外的那些人和事。

用光打开大脑的“开关”

2026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三位科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卡尔·戴塞罗思、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彼得·黑格曼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格奥尔格·纳格尔。

他们做的事情，用一句话说清楚：让光可以控制神经细胞。

这件事的起点是一种不起眼的单细胞藻类。

黑格曼在研究这种藻类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光到达感光部位后，仅仅半毫秒就出现了电信号，这个速度快得不合常理。

经过多年寻找，他和内格尔确认了一种叫“通道视紫红质”的蛋白质——被蓝光照射时，它内部的离子通道会像一扇门一样打开，让带电离子进入细胞，产生电信号。

戴塞罗思做的是下一步。他把编码这种蛋白质的基因导入大鼠的神经细胞，然后用蓝光照射，成功触发了神经信号。

他于2005年发表了这项成果，两年后进一步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实现了光控神经活动。

这意味着科学家可以用光精确控制大脑里的单个神经细胞，想让它活跃就活跃，想让它安静就安静。

诺贝尔奖委员会评价说，这项技术“为神经科学开启新时代奠定了基础”。

在我看来，光遗传学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听起来有多“科幻”。而在于它把神经科学从“只能观察”推到了“可以干预”。

过去研究大脑，你能看到哪个区域亮了，但没法确认到底是哪个细胞在起作用。现在可以精确到单个细胞，因果关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冰层下的“邮箱”和分子世界的“左右手”

10月6日，物理学奖揭晓，单独授予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弗朗西斯·哈尔岑。

哈尔岑的贡献是在南极冰层下面建了一个一立方千米的探测器，叫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

中微子几乎无处不在，但极难被捕捉。哈尔岑1988年提出利用南极冰层探测中微子的设想，2011年天文台建成，部署了5160个光传感器。

2013年，研究团队报告了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的首批证据。

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蒂嫩，1969年获得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

他获奖的理由是“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

10月7日的化学奖，授予了法国科学家亨利·B·卡甘和日本科学家硖合宪三。理由是他们发现了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

这件事说起来很专门，但核心问题可以用一个直观的方式理解。很多分子有两种镜像版本，就像左手和右手，彼此互为镜像却无法完全重合。

生命体通常只用其中一种。实验室的化学反应通常会生成比例相同的两种镜像分子，如何让反应只生成需要的那一种，是一个困扰化学界一个多世纪的难题。

1986年，卡甘发现了不对称化学反应中的非线性效应。硖合宪三更进一步，发现了不对称自催化现象——反应生成的产物能够作为催化剂，促使更多具有相同手性的产物生成。

诺贝尔化学委员会主席海纳·林克说，两位获奖者为“同手性如何能够自发产生”这一谜题提供了解答，“令人叹为观止”。

在我看来，硖合宪三这项工作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化学本身。它触及的是生命起源的一个核心谜题：为什么地球上的生命选择了某一类手性分子，而不是另一类。

名单之外的华人科学家

今年的自然科学三大奖，没有中国籍科学家获奖。但在诺奖揭晓前，有几位华人科学家的名字被反复提及。

2026年9月17日，科睿唯安公布了年度“引文桂冠奖”名单。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凭借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观测入选。

这项成果由薛其坤领衔的团队于2013年首次实验实现。引文桂冠奖自2002年设立以来，已有89位得主后来获得诺贝尔奖，因此常被视为诺奖风向标。

薛其坤团队为了这项实验，生长测量了1000多个样品。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不需要任何外加磁场，在零磁场中就可以实现量子霍尔态，更容易应用到日常电子器件中。

杨振宁曾评价，这是“第一次从中国实验室里发表的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另一位是华裔物理学家叶军。

2026年10月1日，他与德国物理学家布洛赫共同获得沃尔夫物理学奖，表彰他们“在超冷原子系统控制方面取得具有变革性且广泛适用的进展”。

叶军也是继吴健雄之后第二位获得沃尔夫物理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叶军团队研发的锶原子光晶格钟，将锶原子冷却至接近绝对零度，并用特定波长的激光形成“光晶格”将原子稳固锁定。

根据NIST的介绍，2015年时该团队已将精度推进到约150亿年误差不超过一秒的水平，首次超过宇宙年龄。

到2024年，叶军团队将系统不确定度压至8.1×10⁻¹⁹，按此精度计算，约390亿年才可能出现1秒的累计偏差。

他1967年出生于上海，童年主要在绍兴随外婆生活，目前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和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工作。

第三位是哈佛大学教授刘如谦，因开发碱基编辑和先导编辑技术入选引文桂冠奖。传统CRISPR基因编辑像用剪刀剪断DNA再修复，容易出错。

刘如谦的技术更像用铅笔直接改写单个字母，不切断DNA双链。

这里有一条边界需要说清楚：薛其坤是中国籍本土科学家，他的成果依托中国的实验室和团队完成。

叶军和刘如谦是外籍华裔学者，他们的研究建立在海外的科研体系之上。不把这两种情况混为一谈，是基本的客观。

诺贝尔奖的规则写得很清楚：它表彰的是个人的单项突破性发现，不是国家科研实力的排行榜。

今年获奖的光遗传学，从黑格曼在藻类里发现感光蛋白，到戴塞罗思把它变成神经科学的工具，走了二十多年。

薛其坤团队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2013年发表，到今天也才十三年。按照诺奖的平均节奏，确实还早。

但这十三年里，中国本土实验室产出了一项被同行称为“里程碑”的成果，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和拿不拿奖，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