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秋天，一个65岁的老人，主动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请愿书。

他不是在申诉冤情，也不是在寻求照顾。他请求的，是放弃省委副书记的职务，去一个工地上干活。

那个工地，在深圳大亚湾边上，当时还是一片荒地。没有厂房，没有设备，连像样的道路都没有。他说自己身体还好，想在有生之年，把这件事做完。

没有人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这件事必须有人去做，而他，等了六年了。

革命底色与仕途历程（1919—1977）

王全国这个名字，很多人不熟悉。

他不是那种经常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的人物，也没有什么脍炙人口的政治语录。但如果你今天在广东用上电，如果香港的灯从未在那几十年里真正暗过，那背后有一部分功劳，是属于这个湖北宜城人的。

1919年11月，王全国出生在湖北宜城。那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汉江边上的小县城，日子过得艰难。他年幼时家里穷，1935年汉江发大水，洪水不仅冲毁了家里的房屋，还夺走了他母亲的命。那一年他才十六岁，先靠当淘金小工，后来又做粮行伙计，就这么一步步撑了下来。

1937年，他经人介绍在一家私人律师所从事抄写公文的工作。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开始广泛阅读，开始真正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1938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党组织把他派到鄂北棉业改良所学习，随后他担任宜城文化站主任，主要负责《鄂北日报》等进步报刊的宣传发行工作。那时候国民党和日本人都在，他的工作本质上是在刀尖上走路。

之后的十余年，他的职务换了一个又一个。荆钟特区党委书记、当阳县委组织部部长、鄂豫皖区党委社会部部长、浠圻县委书记、洪湖工委书记……每一个职位，都是在复杂环境里硬撑出来的。最后在东北局做社会部第二科科长，又在营口市公安局当局长，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已经在党内历练了整整十一年。

新中国成立后，他并没有停下来。武汉市公安局二处处长、桂林市市长、广东省工业厅厅长……他一路往南，在广东扎了根。1950年代中期，他开始在广东参与领导工业、计划、基建等方面的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中间有一段时间，他被打倒了。动荡那几年，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又被送到韶关钢铁厂"改造"。一个省级干部，被扔到钢铁厂去，什么感受，外人很难体会。

但他挺过来了。

1973年1月，他重新出山，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兼计委主任，广东省委常委。1977年4月，他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同年10月，又回到广东，担任省委副书记。1978年4月，正式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分管全省经济工作。

这一年，他已经59岁。很多人到了这个年纪，开始考虑退路。王全国考虑的，是广东的电从哪里来。

西欧考察触动与核电构想萌生（1978—1982）

广东缺电，不是新闻。

1970年代末的广东，工厂三天停两天电，生产根本搭不上节奏。能源跟不上，什么经济发展都是空谈。王全国作为分管经济的省委书记，这件事压在他心里，压了很久。

转机出现在1978年的春天。

那一年4、5月间，谷牧副总理率代表团出访西欧五国。王全国随团前往，这趟出行，让他大开眼界。

他们去了法国，参观了法国的核电站。

核电站这个东西，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天方夜谭。军用核技术有，但商业核电站，一座都没有。法国那边的核电机组运转起来，稳定、高效、干净，功率单位就是百万千瓦级别的。王全国站在那里，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广东缺的那些电，核电站一台机组就能解决。

他后来描述那种感受，用了八个字："大开眼界，很受刺激。"

回国之后，这个念头就没有消散过。他开始组织人手调研，开始向省委系统内部吹风，开始思考一个现实问题：广东能不能建核电站？

那时候的条件，说好听叫"一穷二白"，说实在就是"没有"——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专业人才，也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国内经验。每一条都是死路。

但王全国不是那种碰壁就退的人。

他听说了一个方案：借钱建设，卖电还钱，引入外资合作经营。 这个思路，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但在1978年的中国，几乎是破天荒的。重大项目历来都是国家出钱，哪有合资的先例？何况还是引入境外资本。

但王全国觉得这个方向对。

与此同时，香港那边也在动作。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当时缺电，也在找出路。1979年11月，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勋爵率队来到广州，与广东代表团举行了合作建设核电站的第一次会议。双方谈下来，都觉得合营是条路。

从1979年开始，粤港双方正式以"中外合资经营"为基础，共同推进大亚湾核电站的前期工作。选址工作启动了，核电组在广东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挂牌了，一支专业队伍开始集结。

但这件事，在中央层面争议极大。

有人觉得引进外资建核电站，政治上不妥；有人觉得技术风险太大，国内没有运营经验；还有人觉得这是烧钱项目，不切实际。反对的声音从来没有停过。

1982年，这件事终于走到了国务院审查的关口。国务院召集了11个部委的领导和专家，共248人，专门开了一次审查会。这个阵仗，在当时已经算是极高规格的论证程序了。

王全国代表广东省委上台发言。他说，广东核电站能解决的，不只是电力供应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推动中国整个核能产业的发展，能培养人才，能把国际上最先进的核电技术拿来为我所用。

说到最后，他表了态。

他说：我今年62岁，如果中央批准这个工程，请组织上解除我的其他工作，让我专抓这一件事，在我有生之年，把中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好。

这句话，不是慷慨激昂的表演，是一个快要退休的老干部，押上了自己剩余的全部政治生命。

1982年12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广东省的方案。大亚湾核电站，就这样在一片争议声中，被批准了。

职务调动与"辞官赴核"——干部年轻化浪潮中的抉择（1982—1984）

项目批了，但王全国没能留在广东。

1982年11月，就在国务院开会审查核电方案的前夕，他接到了调令——从广东省委书记，调任湖北省委常务书记。

这个时间节点，耐人寻味。他在广东推了近五年的核电项目，眼看要批下来了，却被调走了。

没有记录显示他对这次调动表示过任何抵触。组织安排，他服从了。

1983年1月，他正式出任湖北省委书记。

但这一年，全国的干部队伍年轻化改革正在密集推进。中央的思路很清晰：让年轻人上来。 老一辈的干部，到了一定年龄就要让位。这是政策，没有商量的余地。

1983年12月，湖北省委书记的职务，由1931年出生的关广富接任。王全国改任湖北省委副书记。

从书记到副书记，从广东到湖北，从核电项目的主要推动者，变成了一个协助处理日常事务的副职。

这个落差，搁在别人身上，可能就认了。

但王全国认不了。

他脑子里还是那片大亚湾。项目批了，但谁来干？合营公司要成立，技术引进要谈，资金筹措要落实，工程要上马——这一堆事，需要一个真正懂这件事、也真正想干这件事的人。

1984年，他再次向中央提出请求。这一次，他不是要官，是要辞官。他说：自己65岁，身体还好，想去大亚湾核电站工作，用余生为党做最后的贡献。

这不是一时冲动。他想了很久。

一个省委副书记，主动要求去工地当"工程负责人"，在那个年代，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官场上的人都知道，行政职务意味着什么，放弃意味着什么。但王全国显然不这么算账。

中央批了他的请求。

1984年11月，王全国正式出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主持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工作。

这家公司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他接手的，是一盘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棋局。

艰难谈判与生死存亡——核电建设的重重险阻（1985—1987）

走马上任之后，王全国面对的第一关，是谈判。

大亚湾核电站采用的是引进技术路线：核岛用法国技术，常规岛用英国技术，质量保证体系引进美国公司。这是个庞大的国际合作项目，涉及的合同金额极其巨大。

但王全国不打算让对方随便开价。

1985年1月，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签署合营合同，项目进入实施阶段。1985年6月，合营公司第二次董事会开会，王全国主持决定，对核岛合同、常规岛合同、技术服务合同分别压价30%、30%、50%。

这个压价幅度，不是讨价还价，是砍掉一半。

英国和法国的企业立刻炸锅了。他们说这个价格根本没法接受。双方谈判团坐在桌子两边，谁也不让步。然后——英方代表团直接不辞而别，离京回国了。

这个场面，在外交和商业谈判里，叫"掀桌子"。

王全国没有慌。他先去找法方代表谈，主动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想办法把英法的战略联盟拆散，各个击破。对付英国那边，他想到了一个人——英国前首相希思。两人有过交往，算是旧识。他给希思写了一封信，请他出面斡旋。

这步棋奏效了。谈判最终重启，双方在经历多轮拉锯之后，达成了协议。

1987年8月7日，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开工。两台98万千瓦的压水堆机组，开始在大亚湾边上破土动工。

但工程没走多远，一场更大的危机来了。

1986年4月26日凌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

这个消息，在全世界都引起了震动。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核事故之一，爆炸产生的辐射云飘过了半个欧洲。整个世界的"恐核"情绪，在一夜之间被点燃。

香港距离大亚湾不远。消息传来，香港民间的反应是剧烈的。由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争取停建大亚湾核电厂联席会议"，很快拿出了一份据称有102万人签名的公开信，标题叫《要求停建大亚湾核电厂》。

102万人。这个数字，放在香港当时的人口基数里，是个极高的比例。

这不再是一场商业争议，这是一场公众危机。整个项目面临的，是被彻底叫停的风险。

王全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1986年7月6日，他向国务院领导发出电报，力陈继续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理由。

电报发出之后，他没能睡着。凌晨四点，他就去敲秘书的门，问有没有回电，问中央有没有新的指示。第二天一早，他又发出了第二封电报。他在第二封电报里写道：如果核电站迁址，不仅经济损失巨大，而且将失信于正在合作的英国、法国和香港中电，供电跟不上还会影响香港的长期繁荣。

他的逻辑很清楚：这件事一旦退缩，后果不是省钱，是更大的代价。

这两封电报被送到了邓小平案头。

7月10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传达指示：中央领导对建大亚湾核电站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央充分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7月11日，邓小平再次明确：建核电站不能改变。

这两句话，就是一锤定音。

李鹏随即召集核工业部、外交部、港澳办等部门，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部署应对工作。到1986年9月下旬，那场声势浩大的反核风波，逐渐平息下去。大亚湾核电站，活下来了。

这一关，比任何一场商业谈判都凶险。王全国用两封电报，在最关键的时刻，推了这个项目一把。

工程继续推进。王全国对建设质量的要求极严，凡是不达标的工序，一律要求返工重做，没有商量余地。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中国第一座大型商业核电站，不能出错，也不允许出错。整个施工期间，他几乎常驻工地，盯着每一个关键节点。

就这样，七年过去了。

并网发电与历史定论——一位老人与中国核电的起点（1994—2015）

1994年2月，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那一年的除夕，李鹏向邓小平报告了这个消息。邓小平在上海听到，非常高兴，请李鹏转达他的祝贺。

这条消息，被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

王全国听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小平同志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企业的祝贺，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这句话，不是在炫耀，是一个已经75岁的老人，感受到了某种终于落定的东西。他推这件事，推了整整16年。

1994年5月6日，大亚湾核电站2号机组并网成功，全面投入商业运行。

这一年，大亚湾核电站荣获美国《国际电力》杂志评选的"1994年电厂大奖"，成为全球五个获奖电站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一个。这个奖项，不是因为政治因素评出来的，是按照技术指标和运营水平硬碰硬评出来的。

建成后的大亚湾核电站，75%的电量输送香港，25%供应内地。合营期内，电力销售收入以外汇为主，对偿还外债极为有利。这个项目，不只是一座电站，它还是整个中国核电产业的起点。

王全国领导建立的那一套核电建设和安全运营标准体系，后来成了整个行业的参照。大亚湾走出来的技术人才，散布到全国各地，支撑起了后来岭澳一期、岭澳二期乃至更多核电站的建设。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从大亚湾起步，一步步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核电运营商、全球第三大核电企业。

这条路，叫"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王全国这一代人用十年时间，在大亚湾踩出来的。

1994年9月，王全国卸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整整十年。

此后他继续关注核电领域的事务，但逐渐淡出一线。2001年8月，他正式离休。那时候，他已经82岁了。

2015年4月16日，王全国在广州因病去世，享年96岁。

他走的时候，大亚湾核电站已经运行了21年，一刻都没有停过。

官方的悼词里，用了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他：他开创了中外国际核能合作的先河，为我国核电行业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我国核电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核能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句话写得四平八稳，但背后藏着的，是一个老人在六十多岁的年纪，拿自己最后的职业生涯去押注的故事。

那个主动去工地的人

一个65岁的老人，为什么要放弃官职，去一片荒地上干活？

答案其实很简单。

他见过法国的核电站，他知道广东有多缺电，他知道这件事国内还没人做过，他知道自己是推这件事推得最久、也最清楚里面是怎么回事的那个人。

在那个年代，知道这些的人，不是没有选择。可以安稳退休，可以在湖北省委副书记这个位置上再待几年，可以让别人去折腾那片荒地。

但他选择了去。

他在国务院审查会上说过一句话：在我有生之年，把中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好。

他说到做到了。

从1978年随谷牧访问西欧，第一次见到核电站；到1982年在审查会上押下全部政治生命；到1984年主动请辞，去工地盯项目；到1986年两封电报力保项目不夭折；再到1994年并网发电，邓小平亲自转达祝贺——整整十六年，他就干了这一件事。

历史不总是记住那些在台上发言的人。有时候，它记住的是那个知道某件事必须有人做，然后去把它做了的人。

王全国，就是那个人。

他不是那种会被写进历史教科书的名字，但今天广东和香港亮着的每一盏灯，有一部分光，是他的。

#新锐领航权益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