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城楼正中挂着的那枚国徽,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见过。
红色底子,金色城楼,五颗星,一圈麦稻穗,底下压着齿轮和红绶。
看得多了,很容易以为它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

在它定稿之前,设计桌上还放过一份完全不同的方案。画面中央是一块圆润的玉璧,设计者是林徽因和莫宗江。
这份方案最后没有被选上。
网友看后感叹:审美确实一绝,但真不合适如今,作为国徽是否合适,还要放回当时的设计要求中看。
美在哪里,大家看得出来。可“不合适”三个字,背后藏着一段反复推敲的过程。
要把这件事讲明白,得回到1949年的夏天。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6月16日,筹备会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六个工作小组。
第六小组的担子不轻,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全归它来草拟。

组长是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后来沈雁冰也加入进来担任副组长。7月4日,第六小组开了第一次会,拍板向全国公开征稿。
从7月15日到7月26日,征集启事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连续登了好些天,香港和海外华侨报纸也跟着转载。对国徽,启事只提了三条:要有中国特征,要有政权特征,形式要庄严富丽。
话不多,分量却很重。一个图案,既要让人一眼看出是中国,又要让人明白这是一个新生的人民政权,还不能失了气派。
全国各地的稿子很快寄了过来。截至8月20日,光国徽就收到900幅图案。
数量是够了,可评选的人翻来翻去,就是挑不出满意的。有的照搬外国样式,有的元素堆得太满,有的意思含混。
初选委员会最后给出的意见很干脆,可用的作品几乎没有,得另请专家来设计。
1949年9月25日晚上,毛主席、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座谈会,专门听大家对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的意见。
国旗的事,这一晚基本有了方向。国徽却卡住了。
当时拿出来讨论的几幅国徽图案,以地球和中国版图为主体,颜色鲜亮,寓意也丰富,但与会者意见分歧不小。毛主席最后表了态,国旗定下来,国徽可以慢一点,继续设计,以后交给政府决定。
于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城楼上并没有国徽。

新中国成立了,代表国家的徽章却还空着。
可也正是这一“慢”,给了设计者更多打磨的时间。
征稿走不通,那就请专家。政协方面邀请了两支队伍,一支在清华大学营建系,由梁思成牵头,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参与。

另一支在国立北平艺专,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人都在其中。
两支队伍的出身不同,想法自然也不一样。
清华营建系是研究古建筑的,天天和古代器物、纹样打交道。他们琢磨的是,中国几千年的文明里,有没有一样东西,能一下子把“中国”两个字立起来。

他们找到的答案,是璧。1949年10月23日,林徽因和莫宗江提交了一份国徽设计方案和说明。
方案以璧为主体,配上五角星、齿轮、嘉禾和红绶,颜色只用金、玉、红三种。

璧在古代是很隆重的礼器。圆形,中间有孔,质地温润,看上去端庄又安静。
把它放在国徽中央,传递的是一种悠长的、属于华夏文明的气质。这份方案的吸引力,也正在这里。
它不吵,不闹,配色克制,线条干净,放到现在看依然很高级。它像一件博物馆里的珍品,越看越耐看。

可问题也恰恰出在“像珍品”这件事上。国徽不是摆在展柜里慢慢品的工艺品。
它要挂在国家机关门前,要印在证件和文书上,要让全国老百姓一眼就认出来,一眼就明白它代表什么。玉璧的美,需要一点学识去体会。
对当时绝大多数普通群众来说,一块古代礼器,很难直接和刚刚站起来的人民政权联系到一起。

征稿启事里那三条要求,玉璧方案在“中国特征”和“庄严富丽”上做得很漂亮。五星、齿轮、嘉禾也承载着新政权的含义。
不过,与玉璧相比,天安门更能直接唤起人们对新中国诞生的记忆。审美之外,还要考虑这种历史联系。

艺专那支队伍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们把天安门放进了国徽。
这个想法后来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地方。
它既是一座有民族风格的古建筑,又和新中国的诞生紧紧连在一起。一座城楼,一下子把“中国特征”和“政权特征”都扛了起来。
1950年6月,国徽设计进入关键阶段。中央明确提出,国徽图案里要有天安门。
清华营建系顺着这个方向重新设计。

玉璧没有保留下来,但他们在构图、比例和配色上的功底,全都用在了新方案里。最终的方案以天安门为中心,上方是五颗金星,四周环绕谷穗,下方是齿轮,红绶把它们串联起来。
金红两色,庄重又醒目。仔细看今天的国徽,会发现它和当年的玉璧方案并非毫无关系。
圆形的整体轮廓,饱满对称的构图,克制的金红配色,都能看到那份落选方案留下的影子。玉璧没有被选中,可它的审美没有白费。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和国徽图案。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国徽图案及说明。
1950年9月20日,毛主席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图案定了,还要把它变成能挂上城楼的实物。清华大学营建系高庄等人对浮雕模型做了细致修改,让线条和比例更加精准。
1950年国庆一周年,国徽挂上了天安门城楼。从那时到2026年11月,国徽悬挂天安门的历史已有七十六年。

这枚国徽的意义,后来也写进了法律。
1991年3月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自1991年10月1日起施行。
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国徽法的决定,修改后的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新法对国徽的悬挂场所、使用范围和规范制作作了更细致的规定,还明确要求将国徽法纳入中小学教育内容。
回头再看这段历史,最打动人的,其实不是谁赢谁输。九百幅征稿没有一幅入选,大家没有将就。
开国大典上国徽缺席,大家也没有赶工。两支设计队伍思路不同,最后却拧成了一股劲。
每一步都走得不急,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林徽因的玉璧方案,美得让七十多年后的年轻人依然心动。

它落选,不是因为不够好,而是国徽要承担的东西,比“好看”多得多。
它要让每一个中国人看见它时,都能认出自己的国家,认出这个国家是从哪里站起来的。
天安门做到了这一点。那块温润的玉璧,也以另一种方式,融进了今天城楼上那枚金光闪闪的国徽里。
更新时间:202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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